我一生中最大的憾事

「回首平生無憾事，只恨不能親手，親手把共產主義來建造」。這是兩句歌詞，是紅極一時的唱段，名叫《五洲人民齊歡笑》，由原空軍政治部文工團創作和演出的歌劇《江姐》中的一段。出自現今還時不時在央視露一下臉兒的閆肅老先生筆下。

這詞兒後來與時俱進地修改了，改為：「回首平生無憾事，只恨不能親手，親手把新社會來建造」。改了也好，其實在1949年之前，彷彿只有萬眾一心，為共產主義而拋頭顱、灑熱血，才夠血性，才夠味道。那時候，誰若想讓江姐改理想，對她說：「你拉倒吧，你不用親手把共產主義來建造」了，那江姐或許會問：「老彭已經犧牲了，他的頭顱懸掛在城樓上。我還有年幼的孩子，作為母親，那我還用受盡酷刑、流血犧牲，把只屬於自己一次的生命都貢獻出來嗎？」

當然，我想起，並記住這兩句詞兒，還是因為頭一句，「回首平生無憾事」。我也常回首平生，很不好意思，我比江姐的境界自然天上地下，我渺小得無法相提並論。因為我平生有許多憾事，有的何止遺憾、簡直後悔得要命。借一句老話來說，那簡直是把腸子都悔青了！但這些事多數涉及一些小秘密，或者乾脆就是隱私，還是憋住不說的好。要不說，人生還是得有一點小秘密，完全透明，也沒有意思。

今天想說的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憾事，平常塵封心中，不敢說，不好說，不能說，相反還常常以我沒有進過大學，全靠自學成才當作說詞兒，來找點莫名其妙的小驕傲。其實說穿了，一個對人生有點想法的人，誰年輕時不想進大學讀書，如果能在大學裡受到全面、系統、嚴格的正規教育，系統訓練，我的寫作就不會有那麼一絲半點的提高嗎？

尤其是在我有條件進入最高級別的文學院學習的時候，我居然放棄了這個機會，沒有去努力爭取，而是幫助別人去上了學！從學業上來說，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遺憾。

記得上個世紀的1983年，那時我正住在北京採訪寫作劉開渠先生的長篇傳記《青銅與白石》，聽說中央文學講習所要恢復了，面對全國招生。我的心動了。對考上文學講習所，我還是有把握的，因為是面向全國招生，又把名額分配給各省，一省一個或兩個，大致名單就分完了。因為錄取分數要分成兩塊，一是創作成績，二是考試成績。按當時的情況，創作成績分三檔，審核考評出50分，40分，30分。考試成績出來再加上創作成績，得出綜合分。

我當時已是中國作家協會的會員，已出版了3本詩集，發表了許多散文和報告文學，和其它考生相比，我有把握穩穩地站在得50分的隊列中。在這個基礎上考試，我相信可以得到好成績，順利入學。何況還有許多熟悉的人事關係可用，只要我說去讀書，那山東就沒人會攔得住。當時我已經開始整理報送的資料和書籍了，還高興地聽說某人某人也報了名，某人某人也準備來，和這些未來可能成為「同學」的人相比，我的歲數還真不算是大的，畢竟那是我還不到36歲，到文講所去充充電，多好！

正在全面準備著，我忽然接到了青島一位寫詩的朋友的來信，信中訴說了他的處境。他在單位和領導關係沒有搞好，領導要調整他的工作崗位，他個性倔犟不肯就範，脫崗時間長了，要對他來真格的了。他想唯一能夠改變處境的辦法是到北京去讀講習所，信中說：「大你一定要想辦法幫幫我！」他根本沒有想、也沒有一句話問我：比方說類似的話：「大哥，你想不想去讀，你若不想去的話，能不能推薦我？」這位朋友，這個小兄弟，就這樣乾脆利落地直接把「球」踢到了我的腳下。其實，我很明白，我只要是報名，就把山東的名額佔了，他的希望就會變得很渺茫，或者說大概就不會有了，一個省上兩位，或兩位以上，基本上沒有希望。當時的實際情況是：大哥要去，小弟沒戲。

這位朋友顯然知道這種競爭的殘酷性，多一個人去報名，就多一個競爭對手。他在青島有個幾乎天天在一起廝混的兄弟，也是我的朋友，他特別囑咐我先不要把消息透漏給他，因為那位朋友性格強梁，在單位上是個「混不吝」的刺頭人物，生存的天下已經憑自己的力量打拚出來了，這一次不必和他這個還在為生存而鬥爭的人「競爭」。他想得很細緻，但是想自己多了，想別人少了。

收到這封信，我讀後徹底無語了。沉思良久，這不是建議我將這個學習的機會給他，其實幾乎就是讓我「救命」，這個忙，我幫還是不幫？

以我對這個小兄弟的了解，也許他根本不會想到我已經在準備報考，他事前不會想，事中想不到，現今三十多年過去了，我今天若不說，他也許根本沒有想過。他大概覺得我當時的處境已經不錯了，何必再去讀書？其實我倆是畢業於一個中學，只不過我是高中，他是初中，在讀大學這個問題上，我比他有更強烈的慾望，因為我是正準備高考時爆發了「文革」，與大學失之交臂。

尤其對我來說，以我的閱歷和聲望影響，尤其是年齡，我只能讀這一屆，下一屆是肯定不能讀了，「文革」期間和「文革」後十多年湧現出來的文學精英們都來搶過「這一屆」的獨木橋，下一屆還不知道什麼時候辦，會和什麼人同學，這些連想也不要想，時機一失，落幕散戲，就完全不可能再去讀「文講所」了。

經過一番痛苦的思考，我還是決定放棄這個機會。不管這個決定是對是錯，對我一生會產生什麼影響，我都不管不顧了。在這之前，我曾經主動放棄過一次當山東省人大代表的機會，青島文化局領導已經決定讓我當省人大代表，可我自已覺得已是青島市青聯常委，副秘書長，青島市政協委員，何必再去當省人大代表？就提出把這個機會讓給另一位作家，他當時沒有社會職務。他果然當上了，當了兩屆省人大代表，省里決定他作為候選人參選全國人大代表。不料他卻意外地落選，被「差額」掉了。知情人很遺憾地對我說，那位作家的知名度不夠。你如果當時不讓，能當候選人參選為全國人大代表，很可能選上。你把一個大好時機放棄了，太可惜。有人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紀宇紅得很，那在全國的知名度……」，我不在這裡做廣告，若是能作候選人，我當然也有選上這個自信。

回到我們的題目上，我上學只上到高中二年級下學期，因文科成績不錯被學校推薦和高三畢業班一起報考文科，正準備當中，「文革」就開始了，沒機會上大學成為心頭的一塊病。每次填寫履歷表，在「文化程度」一欄都不知道該怎麼填，因為當時沒發高中的畢業文憑。而上文講所，那是大作家丁玲創辦並曾領導的，是一塊金字招牌，我太想去上了。可是如果我不答應他，徑自去上了大學，我覺得無法面對他，從根本上說，是無法面對自己。說到底，即便算不得「舍己」，卻真是「為人」了。

我理解尊重這位朋友的「聰明」，也沒有把這件事告訴他的夥伴，那是我的另一個和他相比，交往時間並不少的朋友。

這個來信的小兄弟如願報上了名，送交作品、考試等各種程序走下來，令人惋惜的是，他當時報送的作品數量不夠多，也許創作傾向比較先鋒，評委可能看不懂，評委給的分不高，是最抵擋的30分。這就需要他必須在考試中拿到好成績，把總成績大大提高上去。否則，也還是沒有戲，畢竟有20分的差距。

這個朋友腦子很聰明，文學基礎也好，有悟性，考試發揮得很不錯。據他後來親口告訴我，他的考試成績在全國考生中名列第二。可他沒有說的、極其遺憾的是，他全國第二的成績加上作品的30分，然後在全國各省的考生中平衡，他的成績仍然沒有入圍，初選時名落孫山。須知30分和50分中間的落差20分是個很大的障礙，而考試頭幾名和最後的幾名的成績沒有拉開那麼大的距離。須知參考的人個個都是精英，都是從各行各業中打拚出來展露頭角的佼佼者。他憑自己的力量，跨不過那道天然的壕溝。

而我呢，既然沒有報名，把名額讓出來了，就想要幫人幫到底，讓這個朋友進入課堂為最終目的。為了他，我主動找到我的好哥們兒，山東文藝出版社小說組組長姚煥吉，因為我曾無意中聽他說過，當時文學講習所一位山東籍的領導，又是分管招生的負責人，他有一部中短篇小說集投給了家鄉的山東文藝出版社。那年月，長篇易出，中短篇集難生。出版一部中短篇小說集是好中選好，優里挑優。因為短篇小說集的發行量往往不多。所以一本書出或者不出，煥吉兄那裡掌有相當的決定權，因此他說話就有分量。我找到煥吉兄，讓他和那位領導聯繫，專門寫一封信，務必請他出手幫忙。在不違背原則、不失公平、有可能的情況下，幫助一下我們這位山東考生。

姚煥吉手裡的稿子很多，公道地說，那部小說集和許多短篇小說集一樣，質量不錯也避免不了退稿的命運。如果特別優秀，在北京諸家出版社就解決了。煥吉在信中並沒有說你的小說集將如何處理，他能主動寫這封信，其心意已明，一切都盡在不言中。

在研究考生錄取名單「定盤子」的會議上，這位領導談出了自己的意見：這次招生，公平、公正，按創作和考試成績依次錄取，各省市大致均衡，爭取不留空白。山東是個文學大省，可這次錄取名單上沒有山東學員。這位考生某某，考試成績相當不錯，可創作成績得分低了，落在錄取線下。是不是能傾斜照顧一下，錄取了他，不讓山東成為這次招生的空白？

分管招生的領導講得實事求是，充分發揚民主，大家都覺得，確實也不應該沒有山東學員，這件對小兄弟來說是人生大事的問題就這樣輕鬆地解決了，大家都點了頭。事過境遷，這麼多年過去了，時間把一切分量都減輕了，一切迷霧也都煙消雲散，一切緊迫都舒緩了，一切嚴重都變得微不足道。好像這位領導就應該這麼說。或者這位領導不這麼說，他也能被錄取。你說不是嗎，幾乎是相同的理由，找了不同的領導，後來青島還有一個叫張玲的女作家不是也被錄取了嗎？

他不知道的是，這次考試錄取是很難的，有些成績很突出的作家就沒有上得了。譬如大名鼎鼎的《高山下的花環》的作者也提出來上講習所，可由於他因事沒有參加考試，僅憑作品50分不夠，那面網不開，最後也沒有如願，後來他上了軍藝。山東還有個著名小說作家者也參加考試了，也沒有錄取，他後來當了山東省作家協會駐會副主席。

所以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還是不夠的。很多事情都不是表面顯示出來的那麼簡單，讓你考上，什麼也不用多說，不讓你考上也一定會有很多條理由。

所以我的這位小兄弟朋友曾經在某些場合說過，他入學考試的成績在全國考生中名列第二，他是以優異的成績考上的。下文他沒說，或許他忘記了，或許他原先就不知道姚煥吉曾經幫過他這麼一個大忙。其實也難怪這個兄弟，他本身就和姚編輯不熟悉，好像也沒托他幫過忙，是我做主找的老姚。小兄弟入學後，老姚當責任編輯，為那位領導出版了中短篇小說集，開本是高規格的大32K，書名為《銀杏海棠花》。雙方都很高興，就算是幫我了。這情分記在我的賬上，我和老姚至今是最值得信賴的朋友和兄弟。許多年前到如今，我若到濟南，第一個電話，一定是打給他的，這已是多年的習慣。

再往後，這一班學生經歷了很不平凡的學習生活，原定文講所兩年的學習變成了五年，後三年是經過努力，集體轉入北京大學，受到了名校名師的指導。真是令人羨慕和嫉妒呀，五年後，他們拿了北京大學的碩士文憑。更重要的是，這批同學都是各省文學的精英，這五年的學習、交流、切磋，一個個都成精了，並且結成親密的同學之誼，後來他們幾乎都成為各省文學的一方諸侯。在我們這個人情社會裡，這個資源是深厚、巨大的，不可替代。

回頭想想，我這樣做值得不值得？曾經朝夕相處，無數次深夜交談，談文學，談詩歌的朋友和小兄弟，後來和我卻幾乎老死不相往來。為什麼呢，什麼也不為，時過境遷，大家都與時俱進了，各人忙各人的，說好聽一點，是道不同不相與謀，友誼無疾而終。反正現在我們很少走動了，偶爾見面也是在會議或某活動中打個招呼。

我的人生信條是多記人的好處，滴水之恩，湧泉相報。對別人施惠，趕快忘掉。只管前行，不聽喇喇咕叫。記得有一年，青島市文藝評獎，這個小兄弟的書參評了，我是評委會負責人。一等獎中沒有詩集，實事求是地給他評了二等獎，結果公布後，他主動給我打了個電話，表達了謝意。久違了，包括電話。我當時很高興，中斷已久的「外交關係」，終於又接續上了。我說：「你不用謝我，這是應該的」。我們都保持了自己和文學的尊嚴，挺好。可是如果他在評獎前給我打電話，提醒或暗示我關照，我會很為難，也會小看他。他畢竟是孜孜矻矻做學問，研究文字和寫現代詩的詩人，堂堂正正的男子漢。其他嘛，人各有志，人各有朋，人各有圈子，不必強求什麼，應該怎樣，不應該怎樣。

或許，這些舊事不該拿出來說，我女兒曾多次批改過我的文章，對我說：「到底是沒上過大學，你筆下不規範的地方太多了，看來受沒受過正規高等教育，就是不一樣！」

我信服讀過大學中文系的女兒，對她的批評我完全接受。突然心裡怕怕地想起，她若看見我這篇文章，會不會更蔑視我：「爸，你寫這些陳芝麻爛穀子幹什麼，有意思嗎？」

是沒有什麼意思，我又徹底無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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