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文化是中華文化的分支？還是印度文化的產物

圖一、《越南文化的探索與深思》書影

迄今為止，西方的東方學學界常將越南及韓國歸於「漢文化圈」或「漢化文化圈」之列［參見M.Gernet所著《中國概覽》（巴黎1980年法文版）和L.Vandermeerssch所著《漢化文化圈》（巴黎法蘭西大學聯合出版社1986年法文版）］。 對於「東南亞」--二戰末期出現的一個概念--我們常看做是「印化」或「印度化」的國家［參見喬治.賽代斯（G. Coedès）所著《東南亞的印度化國家》（河內1960年法譯本）及其檀香山1968年英譯本］。甚至直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仍有英國學者認為：「除了銅鼓外加魚筌之外，東南亞哪有值得一提的創造［（參見安東尼·克里斯蒂所著《文明曙光》及其巴黎1964年法譯本）］。」

在將越南同其他東南亞國家進行比較時，人們將越南稱之為漢文化流向東南亞地區的前哨［參見Rierie Richand Feraya 所著《越南（史前至今）》（巴黎法蘭西大學聯合出版社1984年法譯本）］。據我所知，夏威夷大學索爾海姆（Winlhem G.Solheim II）教授和法國著名民族學家喬治·康多明納（Georges Condominas）教授都是較早認知並深入探究越南及東南亞文化本色的西方學者。保羅·慕斯（Paul Mus）（見 Anthropas編《越南的傳統與變革》，巴黎，1971年）、皮埃爾· 於阿爾（Pierre Huarde）、毛利斯·杜朗（Maurice Durand）、皮埃爾·朗格萊（Pierre Langlet），以及新近韓國學者劉仁善（In sun Yu）都逐漸認清了越南文化本色及越南文化同漢文化之間的差異（譬如首爾1990年英文版《十七和十八世紀越南社會與法律》及其1994年河內社科出版社越譯版）。

中華「體制」固有其重要影響，甚至在很多世紀里至關重要，這是我們誰都無法否認的（當今文化界也將「體制」視為文化），譬如譚家健主編的《中國文化史》（1993年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一書中提到各朝代的禮制、法制、官制和兵制等典章制度；又如1994年3月澳大利亞國家大學大衛.馬爾（David Marr）所著《越南傳統文化（1945—1946年）》，中國語言文字對韓國乃至朝鮮半島，以及越南的影響）。但如果從人類生態學角度出發來歸本溯源的話，韓國語言文化當歸於東北亞圈（參見首爾1993年《韓國—斯國斯民》的越譯本），越南則應屬於東南亞圈。 下面我將簡要分析越南學者在翻譯關於「背景（Context）」問題時使用的不同詞語： 背景，語境，媒境/傳播情境，體境。

20世紀60年代初，當我開始研究並著作關於越南考古文化時，就曾提出論點：「研究文化，特別是越南史前文化和初始文化，不應該也不可以僅限於現今越南的領土（見陳國旺、何文晉著《越南原始共產制度歷史》，河內，1960年；《越南原始考古學簡要》河內，1961年等）。」後來，人們閱讀西方學者的著作時，常將一種文化和一個國家放在相似語境中，譬如《歐洲背景和語境下的法國新石器時期》或《瑞典模式（五十年代末與六十年代初）》（校註：瑞典模式即上世紀五十年代末，瑞典在長期的探索中，建立的以社會民主黨為主導的社會模式。）

它主要包括政治、經濟和社會三個層面，今日給人以深刻印象的高福利現象，就是「瑞典模式」在社會層面的重要呈現），在落後情況下尋找發展模式以快速步入現代化。開篇大意如下：「瑞典既不是美國，也不是西歐，而是屬於北歐。因此，瑞典不能效仿美國或西歐的發展模式，而應探索在北歐語境中符合自己的發展道路。」 正因如此，當得知上級要我研究70年代初越南民族本色與特點時，著名學者阮克院曾問我：「您要從哪方面開始研究？」我毫不猶豫地回答：「我將從背景開始。」他表示贊同。此時，東南亞委員會在越南成立，我是顧問之一。1972年，首屆越南東南亞學會議在河內舉行，我和高春普副教授在會議中就題為《東南亞視角下的越南》（越共《人民報》上全文刊登）進行發言。隨後，我的同事考古文化學教授何文晉和瑪德琳· 克拉尼寫下了《越南和平文化的背景》（Le hoabinhienney dans le context du Viet Nam）。當我寫《和平文化的空間》（刊登在1994年3月《考古學雜誌》）時，也常將古代的農業文化放在東南亞的陸地和海島背景下進行研究。

圖二、陳國旺（後排左一）與何文晉（後排左三）

對於著名的東山文化，亦稱「銅鼓文化」，亦應如此。當我閱讀關於中國銅鼓會議的相關資料，或是在越南參加東山銅鼓研討會時，一些中國學者和越南學者都想極力證明銅鼓起源於中國或北越，這種「國家至上主義」的觀念讓我百感交集。首先，大約公元前500年前，銅鼓的發祥地——華南地區，當時尚未屬於周、秦、漢朝的中華帝制領土。我十分讚賞美國埃伯哈德· 沃爾夫拉姆教授（參見埃伯哈德· 沃爾夫拉姆所著《中國東南部的當地文化》，萊頓，1968年）的一個觀念——當寫到中國東部和南部當地文化時提到的古代華南，他稱之為「漢化前的中國」（校註：「Prechinese China」一詞，陳國旺先生越譯為「Trung Hoa truoc Nguoi Hoa」,即「漢人之前的中華」，但我們認為，「Prechinese China」一詞應以「漢化前的中國」為是，陳國旺先生在此沒有區分「中華」、「中國」二詞的語義差別，故而在文中將「China」理解為「中華」）。這是蠻、百濮、百越的聚居區，意即非華族人的社會空間。

東山文化出土銅鼓

自20世紀70年代起，我就曾提及，公元前500年或更早前的東南亞，歷經非漢非印（度）、印（度）化、漢化和去印（度）化、去漢化幾個階段。根據人類生態學劃分，華南地區應歸屬於東南亞圈。 我主張「文化地理」和「歷史地理」的視角（校註：文化地理、歷史地理。在此，陳國旺先生主要表達的是要注重文化和歷史的地理屬性，意即關注地理因素在歷史和文化構成和演變中的作用，而不是將其做為靜態的布景）。

越南河內具有中華文化的影子

東南亞有著陸地東南亞和海島東南亞之分。越南位於中南半島，而且佔據了半島的整個東部地區，因此，半島性質會更明顯。從文化地理方面來看，越南文化的本色是半島本色，受到陸地和海島的影響。這種文化本色明顯地反映在越南的創世神話起源論：仙女嫗姬下嫁龍族皇帝雒龍君，一胎生百卵，孵出百男，分五十子從母歸山，五十子從父歸海。此外，還有三對夫（海洋人）妻（陸地人）的故事體現了越南的半島性質，例如北方是蠻娘和丘陀羅（印度）（校註：蠻娘與丘陀羅之具體事迹，見《嶺南摭怪.蠻娘傳》）；中部是沉香浦依那格（占婆）（校註：「浦衣那格」，為11世紀中期以後的占婆國家保護女神。按牛軍凱教授《從占婆國家保護女神到越南海神：占婆女神浦那格的形成和演變》一文的考述，「Po」為對地位尊貴者的稱呼，「Inu」意為母親，「Nehara」又做「Negar」，在占語中為「國家」之意）和北海皇子（中國）（校註：此處所言的「浦衣那格」與「北海皇子」，越南古籍中亦記為「天依阿娜」與「北海王子」，其事迹見潘清簡《天依神女記》，收入漢喃研究院所藏《梁溪文草》。至於「天依阿娜」與「浦衣那格」的關係，見上引牛軍凱教授文，此處不再贅敘）；南方是柳葉（扶南）和婆羅門憍陳如（印度）等等。

圖三、占婆王國美山遺址

亦從文化地理視角來觀察，雖然韓國屬於東北亞圈，但我仍認為韓國文化帶有半島色彩：韓語屬於中亞的烏拉爾-阿爾泰語系。同屬這一語系的還有土耳其語、匈牙利語、芬蘭語、蒙古語和日本語。韓國半島風光秀麗，這裡的深山出產世界上享有盛譽的高麗參，這裡的山川河流在人們的生活中起著重要的作用。 我寫了一些文章，現在還在繼續寫，這些文章包括：《越南文化的江河特性》（康奈爾大學，1991年）、《越南文化歷史中的海洋元素》（東南亞雜誌，河內，1993年1月）、《會安以及占族人和越南人對海洋的看法》（科學技術期刊，1986年，廣南—峴港）。

公元前1世紀至公元1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中，從漢朝到唐朝，越南都處在中國古代各政權的統治之下。甚至已經出現了文化界稱之為「文化強制灌輸」的現象。越南和中國的「文化強制灌輸」持續了很長時間，而且不止一次（從1到10世紀、從1407年到1427年），但其中也有自願吸收的部分。 漢朝在朝鮮北部和滿洲設立了四個郡，其中樂浪郡包括今平壤地區，同越南北部的民眾和各地首領一樣，他們經常反抗中國都護的枷鎖。公元四世紀後，樂浪郡撤銷。唐朝不但在越南北方設立安南都護府，而且還在滿洲東北部設立了安東都護府，並企圖將高句麗和百濟納入唐朝的管轄範圍內。但是在676年，新羅拿起武器反抗並取得了勝利，這是韓國歷史上偉大的轉折點。新羅成功地將唐朝軍隊趕出朝鮮半島並首次實現了統一。905年，大越也建立起獨立的政權，938年，吳權指揮的白藤江戰役上取得了偉大的勝利，是越南中古時代復興時期的開端。

越南處於中南半島的位置

由於越南附屬於中國上千年，特別是15-19世紀，大越效仿「中國模式」（參看亞歷山大?伍德賽德的《越南和中國模式》，劍橋大學出版社，1971年）。因此很多西方和越南的學者認為：公元前，越南屬於東南亞地區。公元後（一直到19世紀），越南屬於東亞，或屬於「漢文化圈」、「漢化文化圈」，甚至說是「走在中國的軌道里」（見查爾斯·海厄姆的《東南亞大陸考古學》，劍橋大學出版社，1988年）。 但在我看來並沒有如此簡單。和韓國一樣，越南有很長一段時間重視佛教多於儒教。許多越南和韓國的和尚到中國和印度研究並收集佛經（見《新舊唐書》，以及陳國旺、何文晉所著《越南封建制度歷史》，河內教育出版社，1961年，1964年）。正如上所述，東南亞特別是越南，受印度文化的影響遠深於中華文化的影響。儘管公元初期儒教已經傳入朝鮮半島，到了14世紀，儒教成為統治者的權力工具和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影響了朝鮮王朝（1392年-1910年）以及大越黎朝（1427年-1786年）、阮朝（1802年-20世紀初），但在此之前，韓國高麗王朝（918年-1392年）和大越丁朝（1226年-1400年）、前黎朝（980年-1009年）、李朝（1010年-1226年）以及陳朝（1226年-1400年）仍非常重視佛教，甚至視佛教為國教。

圖四、順化天姥寺

韓國和越南一樣，自古以來就與中國有著密切的關係，深受中國文化影響。而中國在北亞和東南亞的這兩個鄰國，現在仍然維持著民族獨立性，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換言之就是保持本民族特色。 在此，我只想引用阮廌的一句話：「惟我大越之國，實為文獻之邦！自趙、丁、李、陳之肇造我國，與漢、唐、宋、元而各帝一方，山川之封域既殊，南北之風俗亦異（《平吳大誥》，1428年）。」這是政治和文化的獨立宣言。況且，從幾千年前至今，如果韓國屬於東亞季風區，越南則屬於「東南亞季風區」。因為生態環境如此，所以越南社會和東南亞國家的社會永遠屬於水稻種植的文明社會範疇（參見石井米雄所著《泰國：一個種植水稻的社會》，檀香山夏威夷大學出版社，1978年；市村真一所著《東南亞：社會、自然、經濟》，東京大學，1977年）。

圖五、《平吳大誥》（收入《皇越文選》）

最後，需要注意的是，從11世紀到19世紀初，越南歷史的特點被稱為「南進」。越南居民向著南方的東海（譯者註：即中國南海）前進，從紅河流域到九龍江流域，離中國越遠，離古代東南亞文明則更近。根據越南和中國的編年史記載，自公元年初到17-18世紀，越南港口城市一直都接受從爪哇、室利佛逝、巴鄰旁、羅斛、暹羅（泰國）來的船隻。 總而言之，在歷史進程中，越南和越南人民曾被東亞中國統治並受其文化的深遠影響，但仍保持自己的民族文化特色和東南亞地域人文基礎。

作者陳國旺寫於1994年11月，陳國旺為越南歷史學家，全文為越南歷史研究工作組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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