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實現這樣的「一片紅」 畢業生只有一個選擇：上山下鄉

來源：《東方早報》

1969年夏黃山暴風驟雨，12名知青當時為了搶出連隊囤積在河岸倉庫的糧食和化肥，手挽著手想要跨過已經被河水沒過膝蓋的橋。沒想到，他們中11個人再也沒能回來，連隊的同伴先後在河兩岸找到他們的屍體。後來，這11人被追認為烈士。

文革開始後，畢業生只有一個選擇：上山下鄉。

一位69屆知青說，他本來已經分配去了工廠，可突然接到班主任通知，說一切工廠的名額都取消，因為最高指示一出，改為百分之百上山下鄉。

為了實現這樣的「一片紅」，「動員」工作可說是滴水不漏。時任上海盧灣區上山下鄉辦公室負責人的卞月娥回憶說，鄉辦隔三岔五組織學校老師、街道負責人開會，宣讀中央的政策，介紹農場、公社插隊落戶情況；誰家不願意，就有街道或是家長單位的人出面做工作，直到點頭同意、遷出戶口才算了事。

1969年6月16日《文匯報》曾經報道，各街道通過領導動員、發動群眾大造革命輿論，為上山下鄉造勢。文中提到，一位黨員幹部連續寫了5封信，讓自己的孩子報名去黑龍江落戶。

一些總結上山下鄉運動的文章里評論說，後來上山下鄉所帶來的弊端，很大程度上源於這個「一片紅」。有的人到了農村，又以病假或上調等形式，想方設法回到城市。

上海知青陳淑驊1975年出發時，胸佩大紅花，學校工宣隊隊長將《喜報》貼在她家的後院。陳淑驊後來說，她原本報名去安徽插隊，可是那一年比樂中學沒有去安徽的名額，加之後來體檢發現她的身體不好，家裡母親也不同意，於是只好改去江蘇海豐農場。但是，學校工宣隊當時做了個決定，為了要樹立典型，決定喜報還是寫上「去安徽農村幹革命」，大紅喜報上還把陳淑驊錯寫成了陳淑華。陳淑驊說，「那時認為，要革命就要去更遠條件更艱苦的地方。當時在這一點上，各學校也互相比較。」

去了安徽茶林場的知青尤蘊青在回憶那段日子時說，那時很多人的目的很單純，就是響應黨的號召，並沒有想到，有更多更複雜的考驗在等著他們，而那時，很多人不過是十七八歲花樣年華。

和城裡不同的是，在農場，很多知青都吃不飽。每到周日，連隊就要派人拿著網兜和盆，步行兩個小時，到鎮上去買饅頭、芝麻餅以改善伙食。

在冬天農場搞林業建設時，一部分知青就要搬到深山。深山裡沒有房子，知青們就用毛竹、木頭和蘆葦搭房子，這樣的屋子不保暖，深冬時屋裡的毛巾都結上了冰，許多女知青凍得直想哭。

當時一些連隊為了能用上電，就要修築水電站。為了把修建用的黃沙搬上山，知青們把褲管紮起來，灌進黃沙，灌滿了黃沙的褲子足有百來斤重，再走上一個多小時扛上山。

除了勞動的艱苦，很多未經世事的知青，往往還要面臨生死的考驗。

尤蘊青回憶，1969年夏，黃山暴風驟雨，12名知青當時為了搶出連隊囤積在河岸倉庫的糧食和化肥，手挽著手想要跨過已經被河水沒過膝蓋的橋。沒想到，他們中11個人再也沒能回來，連隊的同伴先後在河兩岸找到他們的屍體。後來，這11人被追認為烈士。

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知青們在茶林場修公路，建水電站，改變了黃山腳下的面貌。

「紮根農村幹革命，艱苦奮鬥六十年」，曾經是上山下鄉知青的口號，而這個原本極力提倡的口號，隨著知青在農村生活年份的增加，越發遇到現實的挑戰。

知青汪向明和他的妻子就曾是共同插隊的知青。他回憶說初下鄉時，如果過早地談情說愛，是要遭受眾人非議、攻擊和批判教育的。但是，要鼓勵知青紮根，就不能迴避這樣的問題。

1977年他考上大學，先妻子一步離開待了整整9年的小山村，如果不是因為後來知青大返城洪流，妻子也得以回城，很難想像兩人最終的命運會怎樣。

知青陳淑驊說，在江蘇海豐農場，很多知青後來選擇了和當地或者周邊廠礦的人結婚。當時，也有人勸她找個人嫁了，她一直堅決不同意。1978年，國務院規定知青子女可頂替退休父母返城工作，在很多知青都結了婚準備落戶的情況下，她一直等到1982年，通過這一政策，頂替母親原先的工作，回到了久別的上海。

據統計，僅在1977年到1979年三年間，返城的知青就分別達到103萬、255萬以及395萬。當初如潮水般湧入農村的知青，又如退潮般集中、大量地返城。

1980年5月中央決定停止大規模的上山下鄉。

1981年10月，國務院知青領導小組辦公室起草《二十五年來知青工作的回顧與總結》時說道：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本來是一個就業問題，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中，當成政治運動去搞，指導思想偏了，工作上有嚴重失誤，造成勞民傷財，人民不滿，也損壞了上山下鄉的聲譽。

至此，給這場曾經浩浩蕩蕩的運動畫上了句號。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這個曾經影響了中國1700萬青年命運，交織著人們光榮與夢想、愛恨與情仇的名詞，被送進了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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