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於蜀黍講明朝那些事兒

每周一說

於蜀黍

蜀黍最近時常在想，

等老了干點啥好呢？

養個花，種點莊稼過田園般的生活？

還是繼續研究我的明史，服務於我的蜀黍米們？

……

無論幹啥，

最希望的就是能做自己喜歡的事，

可不能像于謙那樣，

老了老了，

所做之事卻身不由己~

功成難退與西市身死

于謙在北京保衛戰所立的是「社稷功」，自古功高遭忌，于謙不會不知道。在景泰元年，剛剛升為兵部侍郎、在北京保衛戰中成為于謙得力助手的吳寧因病辭官還鄉，「後不復出，家居三十餘年卒」，那麼于謙為什麼不功成身退、悠遊林下呢？

于謙並不是沒有想過。自景泰元年開始，于謙就多次請辭總督軍務之職，而且他也想過辭去兵部尚書之職，徹底辭官還鄉。在一首詩中於謙更是有 「新年祝願無他事，惟乞皇恩早賜歸」的句子，他是想全身而退的。李賢在其著作《天順日錄》記載：

景泰時，少保于謙在兵部，侍郎項文曜附之。內議患其黨比，欲因事以開別用，持正者佐之。會予被薦，遂轉兵部，遷文曜於吏部，復附何文淵。言官劾其憸邪，賴于謙力保存之。已而謙敗，文曜卒見斥謫。當時以文曜為于謙妾，士林非笑之。每朝待漏時，文曜必附謙耳言，不顧左右相視，及退朝亦然，行坐不離，即在吏部亦如是。王直先生一儒者，于謙初甚尊敬之，已而被文曜譖毀，以為無用腐儒，謙遂慢之。謙初嘗謂予曰：『東王先生，君子儒也，可敬可愛。每經筵之宴得連坐，必與之相勸多飲數杯。』及文曜轉吏部之後，忽謂予曰：『吏部老者何如不告歸？』予曰：『告幾次矣，朝廷不允。』謙曰：『第無實意耳。』予曰：『觀其意亦實。』謙曰：『果有實意，病卧不起一兩月，必放歸矣。』予謂：『老先生至誠，使之假卧，必不肯為。』後漸聞其所譖之言，方知謙之不敬王先生乃由此耳。當時文曜亦有代為之意，謙知之，未遂其謀也。

李賢認為于謙問王直為何不告歸是因為受了項文曜的蠱惑，而項文曜是為了擠走王直，取而代之。按項文曜由兵部右侍郎升任吏部右侍郎和李賢由吏部郎中升任兵部侍郎同是在景泰二年十月，此時項文曜任侍郎不過僅僅二年，資歷短淺，僅在吏部位居其上的除王直外就有尚書何文淵、左侍郎俞山，即便項文曜擠走王直，也不可能「代為之」。李賢此說被正德、嘉靖年間歷任兵部、吏部尚書的王瓊在其著作《雙溪雜記》中指出其不實：「《日錄》所著，屢短文曜以為黨附於謙，士林非笑，不知于謙非邪人，而文曜黨附為何事也？」但如果拋開李賢對項文曜的偏見，將其中於謙與李賢的對話看做是于謙懷著準備告歸的想法而向李賢詢問王直的情況的話，那麼就可以看出於謙想到了告歸。當時王直官居吏部，于謙官居兵部，都是重要衙門；王直自然年老力衰，于謙也有「痰疾」；王直已經年過七十，而于謙僅有五十多歲，王直尚且能夠在朝，于謙請求致仕的理由很容易會被景泰帝駁回。明代規定文官年七十以上聽令致仕，特旨選用者不拘此例，但自願告退者不分年歲。自願告退者一般以養親或有病為名，當時于謙雙親已經不在世，最好的理由就是借病推脫了。所以于謙當時還認為可以「病卧不起一兩月，必放歸矣」。但大臣有病景泰帝可以派太醫審視，甚至親自「伐竹取瀝」。在景泰六年，于謙告病，估計這次病得比較嚴重，所以工部尚書石璞調任兵部尚書，于謙上疏道：「比緣臣病，蒙調太子太保兼工部尚書石璞於兵部，然猶令臣掌印。臣才疏識短、聞見淺陋，平居行事多不中理，況疾病纏淹之日乎？乞命璞掌印。」 但得到的旨意是仍然讓于謙掌印，石璞協理部事，不允許于謙還鄉。

正如《明史?于謙傳》中所說的：

謙之為兵部也，也先勢方張；而福建鄧茂七、浙江葉宗留、廣東黃蕭養各擁眾僣號；湖廣、貴州、廣西、瑤、僮、苗、僚所至蜂起。前後徵調，皆謙獨運。當軍馬倥傯，變在俄頃，謙目視指屈，口具章奏，悉合機宜。僚吏受成，相顧駭服。號令明審，雖勛臣宿將小不中律，即請旨切責。片紙行萬里外，靡不惕息。其才略開敏，精神周至，一時無與比。至性過人，憂國忘身。

于謙在兵部景泰帝是很省心的，正如太監興安在駁斥某些攻擊于謙的言官時所說的：「彼日夜分國憂，不問家產，即彼去，令朝廷何處更得此人？」這樣的兵部尚書對於景泰帝這樣的政治才能有限的皇帝來說是求之不得的。而且京營的大將像石亨、張軏等人，除了于謙，換一個兵部尚書也難以鎮服，這是有悖於景泰帝的相互牽制策略的。在景泰朝的七卿正官中，只有左都御史陳鎰成功告老，像戶部尚書金濂、兵部尚書儀銘都是死於任上，景泰帝怎麼可能放還于謙呢？

當時曾經有朋友勸過於謙「安逸」，于謙回答道「嘗疏請骸骨，奈不放何？只是一腔血報朝廷耳」。于謙還曾經在景泰三、四年間寫過這麼一首詩：

客邸光陰似水流，又看五十五春秋。深慚一品三孤秩，敢望千金萬戶侯。輦路塵清殘雪在，御爐香暖瑞煙浮。老來況味俱蕭索，只有歸心不自由。

但「奈不放何」和「歸心不自由」可以看出於謙的無奈，他真的是只能「一腔血報朝廷」了。

于謙不能告歸，只能在兵部尚書任上繼續盡其責任。但對於景泰八年正月十七日凌晨前發生的奪門事件，清初史學家談遷認為 「于少保最留心兵事，爪牙四布，若奪門之謀，懵然不少聞，何貴本兵哉！或聞之倉卒，不及發耳」！認為于謙在最後時刻失職。其實這是在於謙的形象和權勢在明代中後期被放大後導致談遷的誤判。于謙雖然身為兵部尚書，但是顯然沒有刺探在京大臣的權力，而具有此權力的錦衣衛和東廠都沒有刺探到（見本文第三章第二節第2小節），于謙又能做什麼呢？守衛皇城的部隊屬於皇帝親軍，並不受兵部管理，于謙能過問的只是京營部隊。但是當時「兵部不是調兵的必經機構，但調兵必須得到皇帝的批准」，調兵「雖未經過景泰帝和兵部，但太上皇英宗是支持的。不管有沒有正式敕書，在政變成功之後政變調兵者即石亨是不會被追究責任，因此當時石亨等繞過於謙而直接調兵是完全能辦到的」 。調兵須有皇帝的敕旨，于謙不同於石亨等人有孫太后的敕旨和明英宗的同意，于謙調兵沒有合法性，即便是有人領兵前來，也不敢沖向大內，同時這也不符合于謙的「社稷為重」思想。

此外還有一種說法，認為于謙之前應當「加強對景帝的保護，或者先下手為強，掌握廢立的主動權等……加強對英宗的看管」等，先下手為強這不符合于謙的性格和思想，且於謙何處調兵？于謙雖然總督京營，但並不能直接調動京軍。而保護景泰帝和加強看管明英宗屬於皇宮防務，這不是一個兵部尚書應該干涉的。石亨等人能夠進入奉天殿，全憑明英宗的那一句「吾乃太上皇帝也」，而南宮就在皇城之內，英宗的安危本來就是敏感問題，于謙如果真有此建議，又與那些投機小人何異？

據說石亨等人復辟行動進行的時候。于謙之子于冕趕來告訴于謙，于謙「呵到：『小子何知國家大事，自有天命，汝第去！』頃之，南內出矣，少保公神色不變，徐徐整朝服，入就班行」。當時于冕在不在北京難以確定，即使這段記載是真實的，但此時于謙還能有什麼辦法？「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于謙只能接受復辟的這個事實了。

在庭審于謙、王文的時候，「徐有貞對眾大聲令所司痛加拷掠」，妄圖逼迫於謙、王文二人承認誣陷給他們的罪名，但是于謙「俛首不辨，但言：『辨也死，不辨也死，朝廷赦得我，眾人亦不肯。』惟王文析折條辨，眾莫能難。蕭都憲維禎謂：『事出朝廷，不承亦難免。』總兵張軏，即封太平侯者，瞋目語蕭都云：『此輩自犯，如何謂出朝廷？』蕭若不聞。時刑部劉清旁欲回語，張軏怒斥之曰：『看你這等臉嘴，也不是這才料。』」石亨等人實在得不到證據，只能由徐有貞這位庶吉士出身的翰林想出了一個絕妙的理由：「意欲」謀立外藩；而且「事雖傳聞，情實顯著」，且要將二人按謀立外藩罪凌遲處死。滿朝文武只有剛剛被楊善推薦入閣的理學家薛瑄到明英宗那裡力爭，得到的結果是減等斬首。天順元年正月二十二日，于謙、王文身死西市。據記載，于謙「死之日，陰霾四合，天下冤之。指揮朵兒者，本出曹吉祥部下，以酒酹謙死所，慟哭。吉祥怒，抶之。明日復酹奠如故。都督同知陳逵感謙忠義，收遺骸殯之」，這二人都是武人，而不是那些平日慷慨激昂，動輒以道德節義自居的翰林言官們。于謙的遺骸後來得以歸葬杭州，于謙死後十年的明憲宗成化二年，于謙「復官賜祭」，又二十多年後的「弘治二年，用給事中孫需言，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謚肅愍，賜祠于謙墓曰『旌功』，有司歲時致祭。萬曆中，改謚忠肅。杭州、河南、山西皆世奉祀不絕」。

關於于謙被殺，有一個爭論就是明英宗殺于謙時是否猶豫過，即他是否想過不殺于謙。于謙之子于冕所做的《先肅愍公行狀》記載：「上猶豫良久曰：『于謙曾有功。』眾相顧未及對」，徐有貞「直前對曰：『若不至謙等於死，今日之事為無名。』上意乃決。」此後許多史書包括《明史》都採用這種說法。但是也有人認為「殺害於謙是徐有貞等建議，但也是經英宗批准的。試想，沒有英宗同意，徐有貞等人的違議又有何用處？如果說英宗對殺于謙一事真感後悔，那麼，終天順一朝，迫害於謙者先後都被剪除，于謙功勞已彰，卻為什麼不給予謙昭雪，而一直到憲宗時才給予平反呢？英宗之所以要充當殺害於謙的劊子手，是因為于謙一直主戰，反對議和」，認為是英宗在泄私憤。殺害於謙自然是明英宗批准的，但不表明明英宗不會猶豫，要是泄私憤的話，恐怕應當先向將他軟禁在南宮的景泰帝泄私憤，但明英宗卻沒有這麼做，在他的心中，還是有是非的。對於謙，明英宗可能心存芥蒂，但于謙被抄家時「家無餘貲」，謀立外藩又查無實據，作為皇帝，且剛剛復辟，明英宗是不想背一個枉殺功臣的惡名的。擬定於謙死罪的奏章送上兩日後，明英宗才批准，除了是在看朝野的反應外，就是在猶豫了。後來「有邊警，帝憂形於色。恭順侯吳瑾侍，進曰：『使于謙在，當不令寇至此。』帝為默然」，吳瑾敢在英宗面前直接提于謙的能力，可見英宗對於謙並不是太仇恨。

殺于謙的重要原因是徐有貞所講的「此舉無名」，明英宗不想背一個枉殺大臣的惡名，但更不想使他剛剛完成的複位行為名不正、言不順，而于謙、王文一起被指為是「謀立外藩」的主謀，為了這個「名」，就不能只殺王文而放過於謙。「于謙的政治悲劇,其根源主要不在佞幸弄權、奸臣陷害,也不在英宗昏庸糊塗,而在於皇權轉移更替過程中政治上的需要，從中國古代政治傳統看,正是復辟成功的專制皇帝明英宗朱祁鎮為確立其重登皇位的政治合法性,為重建由本朝列祖創製而因景泰帝繼統遭到破壞的朱明皇家的皇統」。 至於明英宗為什麼沒有給於謙平反，更多的是形勢不允許。明英宗在猶豫的時候，復辟的直接和間接的既得利益者們已經「眾相顧」而不安了，徐有貞更是立刻站出來向明英宗表明必須殺于謙，在明英宗清除復辟集團主力之前，給於謙平反無異於是激變。而在曹欽之變後，明英宗否定了他們所謂的「迎復功」，下了「罪己詔」，也等於否定了自己一次，給於謙平反無疑是再否定自己一次，這對於英宗復辟後的威望是不利的。到了明憲宗朱見深即位修《明英宗實錄》的時候，仍然有人認為「少保于謙之死，當著其不軌」，南宮復辟之後被流放的大學士商輅，明英宗雖然「每獨念『輅，朕所取士，嘗與姚夔侍東宮』，不忍棄之」，但「以忌者，竟不復用」。明憲宗給於謙平反是在成化二年，商輅復官還朝是在成化三年，可見復辟後直接和間接的既得利益者的勢力一直到明憲宗初年還是有相當影響的，那麼明英宗不給於謙平反就更可以理解了。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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