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農民工：走，到廣東打工去

1973年，我出生在湖北。那個鄂西北的廟灘小鎮，是我的老家。祖祖輩輩都生活在農村，從小學到初中，我都很喜歡讀書，成績也很好。1989年，第一次到縣城，因為我考上了谷城一中，縣裡最好的高中。三年後，千軍萬馬過獨木橋，沒有實現鯉魚跳龍門的夢想，高考失利。年底，參軍到武警四川總隊，成了一名駐守在康巴高原的武警戰士。起早摸黑，練功、讀書、執勤，希望考上警校，陰差陽錯再次無望，打好背包、摘除警銜和警徽，穿著舊軍裝退役回到廟灘，我仍舊是一個農民。

從小到大，除了用體力干過一些收谷、割小麥之類的粗活外，我甚至不知道家裡有多少田和地，更不清楚我們家的每塊田在何處。老家屬於山區，田地不多，又分成很多小塊，分布在左山右坡、屋前村後，東一塊田，西一塊地。我不懂得季節和時令，耕地、育種、播種、施肥、除草之類的農活完全不會，加上我一直念書和當兵，真的是農民不會種地。

當兵之前，我穿著打補丁的衣服到縣城讀書，親戚們資助我上完高中。讀書時最期望的是吃飽飯。每天上午，到了最後一堂課，我總是在和肚子做鬥爭，不停地用手揉肚子，但「咕咕、咕咕」的叫聲卻不斷地分散我的注意力。每個月十元生活費，每天一斤糧食，穿著姑父給的解放鞋，吃著姑姑炒的鹹菜，每天都夢想著跳出農門。

上高中時就特別羨慕吃商品糧的人，他們不用種地，還有每斤一角四分二的精米供應。我不會種田，也不願種田，又嚮往上班拿工資的生活。退伍後又回到了農村，外出打工是我唯一的選擇。從小長到大，除了當兵到過四川，再沒出過遠門。出發前，只有一個念頭，不種地不餓肚子就行。

那時，體弱多病的父親沒錢給我做路費，我帶著退伍時領的一點兒錢，背上殘留著酥油味的背包，和戰友少軍一起坐上了開往廣州的列車。帶路的是少軍的表哥孫三，他已經來過廣東三次了。這是1995年12月，也是我離開部隊回到家的第七天，這年我22歲。

「這裡電線杆上都貼著招工廣告，廠房一幢接著一幢，每天晚上12點工業區還燈火通明。」這是我還在四川省康定當武警時，在深圳市寶安區沙井鎮打工的妹妹給我寫信描述的她工作的地方。

從上了火車就沒有座位，整節車廂被南下的人群塞得密不透風，站了近20個小時，列車駛過武漢，穿過長沙，過了衡陽，就進入廣東境內。雖然這期間我沒喝一口水，只吃了一個蘋果，但心中期盼的廣東出現在眼前時，還是覺得很興奮，整個人儘力透過車窗，貪婪地搜索那個還不確定的、即將上班拿工資的工廠。

走出廣州火車站的那一刻，我見識了高樓，看到了立交橋，旋即就匯入如潮的人流中。雖然孫三提前就叮囑我們，下車後不要走散了，但火車站附近川流不息的人群，時不時把我們隔開。當兵的時候，駐守在人跡罕至的新都橋監獄；當兵之前，沒有出過縣城。而此刻，對城市充滿了好奇，對這個可能要落腳生存的地方反覆張望……直到聽見孫三的叫聲，我才發現已經和他們拉開很長的距離，三步並作兩步，在人群中左衝右突，才趕上他們。

雖然孫三三進廣東，但最長一次在一家工廠做過三個月，最短的一次只來了一個星期後就打道回府了。用他的話說，廣東是女人的天堂，男人一文不值。我們到了省汽車站，直接面臨的問題是：買票去何處？

少軍在部隊時，家裡人曾介紹了一個女朋友，在東莞塘廈一家工廠打工，他這次是來投靠女朋友的；我妹妹在深圳市寶安區沙井鎮JB玩具廠打工，我可以先到妹妹處；而孫三曾在寶安區松崗鎮做過，那裡有幾個熟悉的老鄉可以投靠。離開部隊後第一次出遠門，我們希望仍像在部隊一樣，戰友之間在一起可以互相照應，最後決定先到塘廈，看看少軍的女朋友所在的工廠招不招男工。

就在我們準備到售票窗口買票時，一名男子過來和我們套近乎，說他們有公交車發往廣東省內各處。他舉的小牌子上也寫著東莞、惠州、珠海之類的字樣，我們就問他到塘廈要多少錢，他說20元。我和少軍又徵求孫三的意見，他說這個價格便宜，於是我們就跟著拉客的男子走出廣東省汽車站，又回到火車站廣場附近，再繞過一大排商鋪，又過了幾條巷子，才見到幾輛大客車，陸續有和我們一樣帶著行李的人，被帶到了這裡。我們三人被安排上了一輛去東莞的大客車，立即有人要我們買票。買好票後，我們在車上先歇著，但等了近兩個小時，車還停在原地。我們問何時可以走，沒有人回答我們，只是時不時有帶著行李的人，又被帶到我們乘坐的大客車上。等了兩個半小時後，大客車才慢慢發動，緩緩地走出來，沒多久，車在一個收費站前停了下來。大客車上跟車售票的男子說，每人要交十元過路費，就從後排依次收錢。我們三個還和售票的男子理論了一番，他用廣東話罵我們，車內同時還有三個男子站起來向我們的座位走來，問我們交不交過路費，不交就下車。我們請他退票，他們說沒門，並且準備動手打人。孫三怕出事，就先幫我們交了30元。

新塘，一個令我終生難忘記的地方，是廣州附近增城的一個鎮，是我們每人花了30元之後卻被趕下車的地方，是我們兩個退伍武警加上孫三與大客車上售票的人推搡對罵的地方，是差一點兒被鐵棍打傷的地方。後來，我知道，在廣東，這種事叫「賣豬仔」，以後也多次遇到過。

從新塘出發，我們先乘車到東莞總站，再轉車前往塘廈鎮。到塘廈168工業區時，已是下班時間，憑著信封上的地址，我們一個接一個地問路過的行人，好不容易才找到少軍女朋友所在的工廠。問門口的保安，他說廠里有幾千人，無法找。那時還沒有手機，只有BP機，賣得也很貴，普通打工者根本買不起，少軍的女朋友阿燕只是一名普通員工，也沒有BP機。我們只能撞大運，在廠門口不停地問那些走出來的人是否認識阿燕，無數次的「不認識」也沒有讓我們失望，終於，一名聽口音是老鄉的人主動走過來，答應到廠內幫我們找找。

千等萬盼，阿燕終於出來了，她說今天剛發工資，晚上不用加班，先帶我們到廠門口的大排檔吃飯。每人一大份炒米粉加雞蛋，兩元一份，外加一個青菜三元，是我們兩天來的第一餐，真是太香了。雖然十幾年過去了，那香味我至今仍記憶猶新。飯後阿燕又到工廠去找了他們的老大——車間主管，主管答應明天找人事部幫忙，把少軍介紹進廠，於是少軍就跟她去了。

我和孫三還沒有去處。那時查暫住證很嚴，抓到了要被扣留，我們剛到，自然沒有暫住證，天黑了我們也不敢逗留。孫三說先到深圳布吉找他的老鄉，於是便乘車前往布吉。這時候，我心裡不舒服，對少軍丟下我們不管有些不爽，孫三看出來了，說如果少軍也不進廠，我們三個人一起在大街上遊盪更容易被治安隊抓走。

現在，我在一家大型電子廠當主管，領著200名保安員負責全廠的安全保衛工作。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來自多個省份，近的如廣東、湖南、湖北、江西、廣西，遠的如新疆、遼寧、河北、陝西、河南、四川、貴州、甘肅等地。全廠一萬多名同事中，我叫得出名字的不超過400人。

同事們出來打工的原因，大體上有以下幾種：第一種是在農村長大，種地很辛苦又無法擺脫貧困，出來闖一闖；第二種是以前在老家有工作，但又不安於現狀或不得志，就主動走出來；第三種是以前所在的單位發不出來工資，辦理停薪留職後出來闖；第四種是原來的工礦倒閉了，不得已就出來了；第五種是看到同鄉在外面發財了，跟班出來混。當然，走出來打工，還有很多種其他原因，主要的原因就是前面提到的五種。

20世紀90年代，走出來是一個不簡單的事。首先是路費就難倒了一批人，為了能走出來，山村的農民賣豬賣牛，有的從村前借到村後，幾乎所有的親戚都借遍，才能湊齊盤纏。其次是信息不靈通，沒有電話，沒有報紙，電視中的消息也少得可憐，更不知網路是何方神聖，走出來無異於「摸石頭過河」，能不能在異地生存下去，自己也沒有信心，只有憑著勇氣向外走。

從湖北到廣東，只有火車，那時還沒有長途汽車。為了買到車票，提前一天就從家裡出發，先乘汽車到襄樊，接著從襄樊乘火車到武漢，再到武漢買火車票來廣州。那一次，我們用了三天時間，換了六次車，才到東莞塘廈。

在深圳遇到堂姐時，她說這算不了什麼。1992年，她從老家到廣州，坐的是悶罐火車，裡面沒有座位，沒有廁所，整節車廂只有兩個小窗戶，從上車到下車，連光線都很少見到，下火車後，臉上沾滿灰塵，全身散發著酸臭味。

每年春節，回家過年成了最大的事，提前一個多月，老鄉們都在詢問能不能請人幫著買到車票，甚至，在1996年的春節，有一些老鄉嘗試臨時包幾部長途汽車，載老鄉們一起回湖北去。那時，我自己離開部隊不久，還有舊軍裝，春節回家時就穿上，這樣到火車站就不怕小偷和騙子了。有時，還能和車站執勤的武警套個近乎，提早買到回家的車票。

出來打工17年，只有三個春節我回了老家。春節擠車的記憶，特別是擠普快列車，簡直是前胸貼後腹，腳尖不落地，冬天穿襯衣還全身冒汗，只有當喉嚨要冒煙時才敢喝一點水，壓根兒就別想上廁所——你根本擠不動，沒有人能讓出行走的空間；而且，廁所里也站滿了人。

我們家最早出來打工的是哥哥，他是老大，15歲初中畢業後，跟著伯父學做泥工，在建築工地上做了近十年。1990年，他跟隨同鄉一起到遼寧做泥工，遭遇騙局，於是返回老家，跟隨另一名同鄉到了廣東普寧，進入一家制衣洗水廠打工。1993年，上完小學的妹妹幫表哥帶了兩年孩子後，跟著堂姐來到深圳市寶安區，在沙井鎮的一個玩具廠開始了她的打工生涯，那一年她才16歲。2002年，哥哥和嫂子又到了長安，進入我所在的工廠。2007年，哥哥的大兒子初中畢業，到了長安，在工廠做了一年，又回到老家去上技校。現在，他在深圳市寶安區松崗從事服務業。哥哥的二兒子初中畢業後，於2009年也到了長安，在一家工廠當保安員。2011年，哥哥的兩個兒子都結婚了。

走出來，不得已；出來後，天地寬？天地窄？身在其中，甘苦自分辨。

書名：我是農民工——東莞打工生活實錄

作者：佔有兵, 著

出 版 社：清華大學出版社

定價：￥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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