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敏︱讀錢基博先生《近百年湖南學風》
內容摘要：錢基博先生的《近百年湖南學風》用傳記的形式呈現了湖南近百年來的學術思想史。他對湖南學人的選擇、記錄與評價體現了他獨到多思以名家、博學切實以致用、堅強不磨以行世的學術取向和學術責任感，對後世有垂範之功。
關鍵詞：錢基博 《近百年湖南學風》 經世致用 獨到名家 堅韌行世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近百年湖南學風》是錢基博先生用傳記的形式傾力呈現的湖南近百年來的學術思想史。其間，錢先生選擇了湯鵬、魏源、羅澤南、曾國藩、左宗棠等十七位學人，分成七組進行論述，著力凸顯了湖南學人獨立自由、經世致用之思想以及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精神，試圖「取精用宏」[1]，以表錢先生之別識心裁。
梁啟超先生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曾宣稱：「凡豪傑之士，往往反抗時代潮流，終身挫折而不悔，若一味揣摩風氣，隨人毀譽，還有什麼學問的獨立。」[2]湖湘學者們在清儒考證之學盛行於全國的情況下，少受其影響，體現了其獨立之品格。錢基博先生作《近百年湖南學風》一書，表達了對這批學者的讚賞。在該書的導言部分先生分析了湖南因為水路、陸路交通均不便的地理環境而「人傑地靈，大儒迭起，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宏識孤懷，含今茹古，罔不有獨立自由之思想，有堅強不磨之志節」[3]的特點。近百年來，湖南崛起了一大批經世務實的學人，魏源、胡林翼、曾目藩、左宗棠、郭嵩燾、王闓運、譚嗣同、蔡鍔等可稱一代之楷模。他們或文章經國，或洋務興國，或軍威安國，或將略救國，對國家前途、民族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錢基博先生選擇近百年湖南學風為考察對象，對一些重要的學人進行表記是有所寄託的，也是很有現實意義的——「張皇湖南，而不為湖南，為天下；頌說先賢，而不為先賢，為今人」[4]。正因為如此，錢先生的這一著述雖然體制不大，可是氣象卻不小，雖然只選擇了十七位學人為記。且篇幅都不長，卻要達到「時限以百年，而上下五千年之演變，縮映於此百年之內；人限於湖南，而縱橫九萬里之紛紜，導演於若而人之手」[5]的目標。因此在這十七位學人的選擇與記載上，錢先生是煞費苦心的，也體現了他一貫的學術取向和學術責任感，對後世治學頗多裨益。下面，我們從三個方面對這一問題進行具體闡釋。
一、獨到多思以名家
學問之見重在獨到多思，若一意因襲，則學問之進再無可能。錢先生對此是深有感觸的，所以在面對並稱「二王」的湖南學術大家王先謙與王闓運的時候，先生毅然舍下了王先謙而選擇了王闓運。當有人問及此舉原因時，先生給予了如此回應：「昔王益吾先生以博學通人督江蘇學政，提倡古學，整飭士習，有賢聲。餘生也晚，未及望門牆，而吾諸舅諸父以及中外群從，多隸學籍為門生者。流風餘韻，令我徘徊。然文章方、姚，經學惠、戴，頭沒頭出於當日風氣，不過導揚皖吳之學，而非湘之所以為學也。」[6]這一回答，一方面肯定了王先謙的學術地位及影響，另一方面也指出了他承襲揚皖吳之學而未足成一家之言的遺憾。王先謙是清末著名的經學家、史學家，也是著名的湘紳領袖，曾經主講嶽麓書院達十年之久。在史學方面，他著有《漢書補註》、《十朝東華錄》等；在經學方面，他著有《尚書孔偉參正》、《詩三家義集疏》等；在文學方面，他著有《虛受堂文集》、《虛受堂詩存》等，是一位博學勤勉且頗得學者們推崇的學術大家。不過，王先謙在文章方面因襲桐城派，既以桐城派陽湖派自許，又在姚鼐《古文辭類纂》的基礎上編有《續古文辭類纂》，對《古文辭類纂》之後的古文作家、作品進行收錄併產生了廣泛影響。這一編纂以桐城派古文義法為旨歸，表明了王先謙對桐城派的認同與承襲。在訓詁方面，王先謙推崇休寧一脈，不主一家，務為專精。他的《釋名疏證補》在清代畢沅《釋名疏證》的基礎上進行更為全面系統的校釋。這些成就與治學路徑在錢基博先生看來均是「內行入格」，但是卻「不能名家」[7]。因此，雖然王先謙曾為江蘇學政，錢基博又是江蘇人，雖然錢基博對王先謙的學問佩服有加，但他還是沒有將王先謙收入《近百年湖南學風》這本小冊子中。
與之相對應的王闓運則不同，錢先生認為其人其學「老輩頗多繩彈，然有其獨到以成湘學」[8]。在王闓運的傳記開頭，錢先生就指出這樣的事實：「王闓運，名滿天下，謗滿天下。」[9]王闓運的文才有目共睹，他為肅順代筆之文得到咸豐皇帝的嘆賞；王闓運的教育成果豐碩，他在成都、長沙等地培養了一大批各開生面的人才；王闓運的人格操守值得欽佩，他在別人對肅順之事避之不及的情況下，大呼「人詆逆臣，我自府主」，並暗中將賣文所得千金拿去撫恤肅順妻兒。而另一方面，王闓運資質駑鈍，「幼讀書，日誦不及百言，文不能盡解」，「年十五，始明訓故」[10]；他恃才傲物，目無餘子，「嘗至江寧謁國藩，國藩未報而招之飲，闓運笑日：『相國以為我鋪啜來乎？』即束裝行，國藩追謝之，不及也」[11]；他編寫《湘軍志》，在褒揚曾氏兄弟功績的同時真實記錄了他們縱軍擄掠等事實，遭來了以曾國藩的弟弟曾國荃為代表的一批湘軍將領的嫉恨。就是這樣一個毀譽同行的人，生前為各方學者所推崇，死後不僅有黎元洪親作的神道碑文，還有湖南等省的公祭文，足見其獨特的價值與魅力。
在錢先生看來，王闓運的獨到反映在做學問時不一味因襲和順隨大流。在王闓運所處的時代，學者們承襲乾嘉以來的訓詁考據之學，「有解釋，無紀述，重考證，略論辯」[12]，以至於讀者讀了不到十行就想睡覺。針對這種現象，王闓運提出自己的擔憂：如果像這樣下去，文道可能會就此消失。因此，王闓運在釋經析典方面進行了深入思考，既不侈談議論，亦不糾纏於古注，而是尋其宏旨，形成自己的風格特點。王闓運的獨到還反映在他的教育思想上。在成都尊經書院時，他讓諸生「各治一書，毋貪多，毋不經意……厥後廖賓士《公羊》、《穀梁》、《春秋》，戴光治《書》，胡從簡治《禮》，劉子雄、岳森通諸經，皆有師法，能不為阮元《經解》所囿，號日『蜀學』，則闓運之以也」[13]。在衡州船山書院之時，有鍛工張正陽泥淖滿身地攜詩來拜謁，王闓運「殷勤詢問，遂使受學而補諸生」，並且經過培養，張正陽撰成《詩經比興表》和《禮經喪服表》，「闓運嘆為前人所未發也」[14]。王闓運的獨到還反映在他對具體問題的思考與體悟上。他告訴弟子楊鈞「作人墓誌，須敘其生平不得意事，以別於傳記」。並且將自己所寫的《剛直彭公墓誌》作為範例交給楊鈞揣摩，讓楊鈞「文思大進，深悟化繁為簡、舉重若輕之法」[15]。
錢先生對獨到思想之倡導並不僅僅體現在對湖南學人的取捨中，也體現在對湖南學人的具體記載中，在郭嵩燾的傳中，錢先生大段引用了郭嵩燾對漢學、宋學的看法，其中特彆強調了「司馬德操謂：『識時務者為俊傑』吾則以不為風氣所染為俊傑。雖講學治經亦然。宋明之語錄，本朝之漢學，皆風氣之為也。君子未嘗不為之，而固非道之所存矣。自非深識特立之君子，介然無與於風氣之會，烏足與論時務哉」[16]。在魏源的傳中，錢先生亦大段引用了魏源對諸多聲名顯赫的學者如惠棟、江漢聲、臧鏞堂、孫星衍、錢大昕、段玉裁、王引之、戴震等的不認同，認為他們「錮天下聰明智慧，使盡出於無用之一途」[17]。不以流俗所是為是，亦不以流俗所非為非，勤于思考以得獨到精進之見解，這是錢先生特別讚賞的。他在與同鄉丁仲古先生的辯談中更明確地表態：
不依傍人戶，異軍突起，自有獨到。如高攀龍之理學，繩以朱子之道問學，固為外道，而揆之陽明之致良知，亦未遽為入格也。然不入格而可以開宗。學亦多術矣：有外行而不害為名家通人者，如無錫高攀龍之理學，不程朱，不陸王。顧棟高之治《春秋》，秦蕙田之於禮，非休寧、高郵，亦非蘇州、常州。而顧祖禹之史學，不同當日之浙東，亦殊後來之嘉定，皆不害為博學通人也。有內行入格而只成曲學者，如俞樾詁經證子，毛舉細故，自詡精識，以休寧、高郵張門戶，其實以《經籍纂詁》一書作兔園冊子而已。[18]
當然，這種獨到思想並非對前代學術的割裂式拋棄，而是在前代學術基礎上的層級式發展。在曾國藩的傳中，錢先生記曾國藩作文亦吸取桐城姚鼐之義法，但是「尋其聲貌，略不相襲。大抵以定氣為主，以影響為輔，力矯桐城懦緩之失……異軍突起，而自成湘鄉派……然則湖南人之所以為湖南，而異軍突起以適風土者，一言以蔽之日強有力而已[19]。這就是一個很有說服力的事例。
獨到多思以名家，為錢先生試圖通過《近百年湖南學風》傳達的第一點學術之思。
二、博學切實以致用
錢基博先生為學非常強調博學，認為「博學而說約，多識以一貫」[20]。例如他教次子錢鍾漢讀陳澧《東塾讀書記》而成《古籍舉要》，對經史子集的一些重要典籍進行介紹。該書對所選重要典籍的主旨、體例、流播等條分縷析，展現了錢先生深厚的國學根基與廣博的知識體系。對於錢先生的博學，張舜徽先生還曾經專門撰文盛讚「學問的淵博，文章的雄奇，著述的宏豐，舉世皆知，足傳不朽」[21]。的確，博學方能求真，博學方能務實，博學方能明道，博學方能知源。正因為博學方能眼界大開，方能思想競進，所以在《近百年湖南學風》中，錢先生並未局限於文人學者的圈子，而是選擇了方方面面的人才，並且宣稱「余著《近百年湖南學風》而表以十七人。其人有文人、學者、循吏、良相、名將，不一其人，而同歸於好學深思；其事涉教育、政治、軍謀、外交、歐化，不一其術，而莫非以輔世長民」[22]，說明他並沒有狹隘地理解學風這一概念，力圖全方位地凸顯湖南的學術特點。他筆下所及湖南學人也有很多為博學之才。魏源不僅深諳傳統經義之學，而且明歐化之學。他「搜集歐美各國國情地理以著中國攻守之宜，成《海國圖志》一百卷」[23]，不僅對當日，而且對今日都有參考意義。不僅對中國，而且對日本等國都有啟示價值。曾國藩讀史明經，兼治詩古文詞，而且善於練兵帶兵。羅澤南「百家述作，靡不研討」[24]，鄒代鈞祖父漢勛，博學名滿湖南，他本人濡染家學，尤精於史學地理之學……
在學術根基上，錢先生提倡「博」，但反對空談虛論。世人談學風多喜推東林，而錢先生則認為「方明之衰，士大夫多議論，不顧情實。國家可毀，而門戶不可毀，異己必除，而客氣不可除。黨同伐異以為把持，聲氣標榜以為結納，而義理不以飭躬行，問學不以經世用。余寧為王夫之之荒山敝塌，沒世不稱，而不為顧憲成之籍甚群彥，言滿天下。」[25]朝正因為持這樣堅決的態度，所以他特別選擇湖南學風進行闡述，因為湖南學者們較少談心性體悟，更多地強調躬行實踐。魏源提出「以實事程實功，以實功程實事」[26]的思想；曾國藩也非常推崇踐行，並以「實者，不說大話，不騖虛名，不行駕空之事，不談過高之理，如此可以少正天下浮偽之習」[27]為處事原則。王龕「及二十歲，授經里中，不沾粘於章句，為書孰學約八則示學者，大指以求放心，化氣質為歸；而益白淬厲於學，欲以身先之也」[28]。
這樣的學術取向使得湖南學子形成務實的風貌，特彆強調經世致用。這種經世致用是以「人生一息尚存，即當以天下萬世為念」[29]（王鑫語）為信念支持的，是以「游心如老莊之虛靜，治身如禹墨之勤生」[30]為實踐標準的，也是湖南學子的學術共通之處。錢先生所選的十七位學人大抵如此：閻鎮珩認為「學無古今，適於用之謂賢」[31]。羅澤南、李續賓、王龕「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於文墨，尤足以匡世拂俗，而有補於當世」[32]。「鄒代鈞馳心域外以究方輿，而（羅）正鈞景行鄉賢以治年譜，宏識孤懷，駢絕當代。」[33]王闓運更力圖行「帝王之學」以縱橫天下，力主在精通經術權變之法的基礎上輔佐特別之人已成王業，這是對治國霸術的推崇，也是湖南學術經世致用發展的極端。他的學生楊度頗得其法，但是他輔佐袁世凱謀稱帝而遭來世人謗言，對此，王闓運頗感失落，挽之日：「曠代聖人才，能以逍遙通世法；平生帝王學，只今顛沛愧師承。」[34]而楊度之後的蔡鍔將軍亦深受帝王之學的影響，曾放言「非軍國主義不可以救積弱之中國」 [35]，雖然難免偏激，但仍是以改變世態為念。
沒有被收錄在《近百年湖南學風》中的湖南學者對治學之旨歸的看法又何嘗不是這樣呢？王先謙就曾告誡士子「為士子者，若不爭自振奮，多讀有用之書，相與講明切磋，儲為國器，出則疏庸貽笑，無以勵相國家；處則迂腐不堪，無以教子弟」[36]。這種經世致用的學風對後來的湖南學者也形成了深遠影響。歷史學家張舜徽先生就是一例。他在《切庵學術講論集》中說：「夫經世濟民之家，非但取諸書本而已，尤有賴於臨事多而閱歷廣也。士生於世，期於有所施為，則所學以明體適用為歸。綜貫百家，縱觀千載。有體國經野之心，具濟世安民之略。坐言起行，有裨實用。若論儒效之宏纖，則得十文人，不如得一學者；得十學者，不如得一政治家。蓋文采學問之美，不過粉飾太平、昌明學術而已。至於經緯天地、潤色弘業，則一人之力，實可成百世之功，夫豈摩竿書本者所能比哉!清乾嘉時，儒林輩出，要皆博士專門之學耳，迄乎道咸，始有陶澎、林則徐、左宗棠之流，有志經世，建樹於時。與義理、考據、詞章之士，迥然有辨固自有其可以自見者在也。」[37]在這裡，張舜徽先生強調了經世濟民的學術旨歸，強調了取諸書本與親身閱歷相結合的學術路徑，強調了縱貫百家的學術視野。雖然「得十文人，不如得一學者；得十學者，不如得一政治家」等言論未免偏激，但他的重點是突出經世濟民，不流於義理、考據、詞章之論的主張。他繼承了湖南學人經世致用的傳統，主張人生在世當有所作為，為學必以明體適用為根本目標。
從歷史中走來，向現實中走去。錢基博先生是一位將國家前途命運的發展視為己任的學者，他藉助湖南學人務實經世之風所要傳達的絕不僅僅是對十七位學者窮理致知、輔世長民的讚佩，更多的是對民族發展、國家富強的期望與諫言，同時也是對後世學者治學旨歸與取向的殷切期盼！
博學切實以致用，為錢先生試圖通過《近百年湖南學風》傳達的第二點學術之思。
三、堅強不磨以行世
近百年之中國，經歷國家巨變、社會轉型，既有國家內部的腥風血雨，亦有西方列強的虎視眈眈。有識之士多方尋求救國之途，求索之路漫長而艱難，非有經世之責任與堅韌之志節者，不能成其事，不能建其功。湖南學人尤其具備堅強不磨的志節，這一點是湖南學人的共識。左宗棠有言：「吾湘之人，厭聲華而耐艱苦，數千年古風未改。惟厭其聲華，故朴；惟其耐艱苦，故強。」[38]這一點也是錢先生在《近百年湖南學風》一書中特別推崇和強調的識見。所以在為這些學人作傳時，錢基博先生多次具體表達了自己在這一方面的作傳之旨。在胡林翼的傳中，錢先生說「其行事世多知，不具著，而著其動心忍性，見於經世宰物之大者，以為後世法」[39]引。在左宗棠的傳中，錢先生說「世之人，徒震其功名冠時，才高意廣，而不知憂勤惕厲，操心之危，慮患之深，無不與胡林翼、曾國藩二公同者」[40]。在王闓運的傳中，錢先生說「其學人所知，不具著，而著其夙夜強學以待問，啟迪後生如不及，恢張學風，不知老之將至。此則吾意中所欲言之王闓運」[41]。的確，這些學人無論是在為學還是在處世上均有值得稱道的特點——堅強不磨的意志。
在《近百年湖南學風》中，錢基博先生將所選的十七位學人分成七組進行記錄，我們可以看到錢先生所建構的湖南學人體系：第一組湯鵬、魏源為大言疾呼、剛毅執著的文章之士；第二組羅澤南、李續賓、王鑫為披堅執銳、堅忍篤行的豪俠之士；第三組胡林翼、曾國藩、左宗棠為揮斥方遒、動心忍性的將相之才；第四組劉蓉、郭嵩燾為聲震四海、自厲勤苦的一代名臣；第五組王閭運、閻鎮珩為勤恪不息、孜孜以學的匡世老儒；第六組鄒代鈞、羅正鈞為勤勉自守、刻苦於學的用世良吏；第七組譚嗣同、蔡鍔、章士釗為變法圖變、卒盡心力的偉傑之士。從文士到武將，從學者到良吏，從命運不濟的失意者到運道亨通的時代寵兒，在錢基博先生這個學術框架內的學人們無不以堅強不磨之意志堅持信念、堅持思想、堅持行動、堅持志節，無論是用文字大聲疾呼，還是用行動親身實踐；無論是從傳統經義中探尋治國之道，還是從歐化之學中求索強國之理，他們是愈挫愈勇，百折不撓：鄒代鈞、羅正鈞「上說下教，鍥而不捨」[42]歸；羅澤南「前後克城二十，大小二百餘戰，其臨陣審固乃發，以堅忍勝」[43]。李續賓帶兵為陳玉成、李世賢所圍，突圍不得，遂「躍馬陷陣，死之，而余卒猶力戰，一軍皆歿，殆六千人無苟活者」[44]。王鑫與太平軍戰，「所部不過千人，而又苦乏餉，常數日不得食，拊循教練，相孚以義，相厲於勇」[45]。劉蓉在諫言左宗棠剿賊時更強調了堅韌品性的價值：「一關隴將才吏才，無可用者。然地瘠勢艱，雖傑然者視為畏途，須廣羅堅貞艱苦、仗義相從之侶，以資襄助。」[46]
這種對湖南學人堅韌品性的推崇不僅表現在湖南學人行事為學本身，還表現在錢先生對這些學人的評點之中。對曾國藩，錢先生有這樣的評價：「其過人識力，在不搖定見。當死生存亡之交，持孤注以爭命；值危疑震撼之際，尤百挫而不撓。蓋其所志所學，不以死生常變易也。」[47]為了從整體上進一步凸顯湖南學人的堅強志節，錢先生還採用了相互勾連的評點方式，分析了所選學人堅韌行世的特點。對同為將相的胡林翼、曾國藩、左宗棠三人，錢先生說：「然其困心橫慮，裕以問學，以憂患動心忍性，而不以憂患喪氣墮志，一也。」[48]胡又說：「胡林翼聰明絕世而納之於平實，曾國藩謹慎持躬而發之為強毅，而宗棠則豪雄蓋代爾斂之以惕厲。」[49]叼還說：「澤之以文章，養之以學問，以艱難志勵其志氣，以強毅自振於挫敗，三公者，又不同而同。」[50]
湖南學人的這種堅強不磨的意志是建立在對國家的拳拳之愛和殷殷之思的基礎上的。因為獨立多思，他們往往能領思想之先；因為博學篤行，他們往往能興變革之法；因為堅強不磨，他們終能成啟迪之業。郭嵩燾衝破世俗之見，堅持任第一任駐英公使，留心學習西方的政教制度，多次向李鴻章提出改革建議。羅正鈞特彆強調教育普及的重要性，諫言設立師範學堂，並且堅持為學經世的主張。當他目睹士人學習只在做官，教師教育志在速成的情況後，憤然不為世風所染，另行廣購圖書，創辦了山東圖書館。儘管二人在個人事業上不見得有多麼順當，但是對湖南學術思想乃至中國學術思想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
堅強不磨以行世，為錢先生試圖通過《近百年湖南學風》傳達的第三點學術之思。
在《近百年湖南學風》中，錢先生對湖南學人的編選不是以對湖南本地的影響，亦不是以在湖南的聲望高低為標準，而是從他們對中國學術精神的貢獻價值來加以考量的，正如他自己所說「余江蘇人也，抑中國人也。江蘇豈能外中國而獨立？則吾何可限方隅以自囿?」[51]正因為有這樣一個大前提，錢先生在《近百年湖南學風》中試圖通過這些學人人生軌跡的記敘傳達出湖南學風的精髓，傳達出這些精髓對今世乃至後世治學的啟示，對湖南乃至全國治學的裨益。當然，湖南學風並不是毫無指摘之處，湖南學人雖然積極用世長民，但也表現出一種急功近利、浮躁冒進的心態。雖然因閉塞而催生出獨立之思想，但也表現出視野狹隘的一面。不過，這並不能否認近百年來湖南學人在中國學術精神建構中的重要價值．不能磨滅他們在中國歷史發展進程中的諸多影響。況且，錢先生也坦言作是書之旨為「余亦有別識心裁，寄意是書，略人之所詳，揚人之所抑，以自明一家之學，而人或作方誌讀，心知其意之期來者，亦只俟之其人」[52]。世事變幻，然獨立自由之思想不能無；時過境遷，然堅強不磨之意志不能滅。這正是錢基博先生通過《近百年湖南學風》給我們留下的啟示！
注釋：
[1]錢基博：《近百年湖南學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12頁。
[2]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海：三聯書店，2006年，第47頁。
[3]錢基博：《近百年湖南學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3頁。
[4]錢基博：《近百年湖南學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12頁。
[5]錢基博：《近百年湖南學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12頁。
[6]錢基博：《近百年湖南學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13頁。
[7]錢基博：《近百年湖南學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13頁。
[8]錢基博：《近百年湖南學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13頁。
[9]錢基博：《近百年湖南學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60頁。
[10]錢基博：《近百年湖南學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60頁。
[11]錢基博：《近百年湖南學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62頁。
[12]錢基博：《近百年湖南學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61頁。
[13]錢基博：《近百年湖南學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63頁。
[14]錢基博：《近百年湖南學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64頁。
[15]錢基博：《近百年湖南學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65頁。
[16]錢基博：《近百年湖南學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53頁。
[17]錢基博：《近百年湖南學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3頁。
[18]錢基博：《近百年湖南學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13頁。
[19]錢基博：《近百年湖南學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39頁。
[20]錢基博：《古籍舉要孟子》，上海：世界書局，1933年，第17頁。
[21]張舜徽：《學習錢子泉基博「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精神》，《華中師範大學學報——紀念錢基博誕生百周年專輯》，1987年。
[22]錢基博：《近百年湖南學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12頁。
[23]錢基博：《近百年湖南學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5頁。
[24]錢基博：《近百年湖南學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20頁。
[25]錢基博：《近百年湖南學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14頁。
[26]錢基博：《近百年湖南學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5頁。
[27]錢基博：《近百年湖南學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37頁。
[28]錢基博：《近百年湖南學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23頁。
[29]錢基博：《近百年湖南學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23頁。
[30]錢基博：《近百年湖南學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37頁。
[31]錢基博：《近百年湖南學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66頁。
[32]錢基博：《近百年湖南學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9頁。
[33]錢基博：《近百年湖南學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80頁。
[34]錢基博：《近百年湖南學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65頁。
[35]錢基博：《近百年湖南學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92頁。
[36][清]王先謙：《購發給諸生公閱手諭》（光緒二十二年），《時務報》第十八冊，光緒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刊。
[37]張舜徽：《切庵學術講論集》，長沙：嶽麓書社，1992年，第880頁。
[38]錢基博：《近百年湖南學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47頁。
[39]錢基博：《近百年湖南學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31頁。
[40]錢基博：《近百年湖南學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40頁。
[41]錢基博：《近百年湖南學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60頁。
[42]錢基博：《近百年湖南學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72頁。
[43]錢基博：《近百年湖南學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20頁。
[44]錢基博：《近百年湖南學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22頁。
[45]錢基博：《近百年湖南學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27頁。
[46]錢基博：《近百年湖南學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5l頁。
[47]錢基博：《近百年湖南學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37頁。
[48]錢基博：《近百年湖南學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31頁。
[49]錢基博：《近百年湖南學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40頁。
[50]錢基博：《近百年湖南學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46頁。
[51]錢基博：《近百年湖南學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13頁。
[52]錢基博：《近百年湖南學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12頁。
——原刊《華中學術》第一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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