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去留之間：知識分子的選擇

四

還有一個不可忽略的因素，就是中共高層當時的政策取向，雖然1947年10月27日，由周恩來起草、經毛澤東審閱修改的「黨內指示」中就已明確提出：「等到蔣介石及其反動集團一經打倒，我們的基本打擊方向，即應轉到使自由資產階級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來。」[14]但在1949年剛剛到來之際這一切尚未提到議事日程上來，相反，即將掌握政權的革命黨表現出了大度、寬容的一面。毛澤東有過這樣的講話：

「對於學生、教員、教授、科學工作者、藝術工作者和一般知識分子，必須避免採取任何冒險政策。中國學生運動和革命鬥爭的經驗證明，學生、教員、教授、科學工作者、藝術工作者和一般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是可以參加革命或保持中立的，堅決的反革命分子只佔極少數。」所以他要求採取「團結、教育和任用」的策略。[15]

他批評「貧僱農打江山坐江山」的口號是錯誤的，「在全國，是工人，農民（包括新富農），獨立工商業者，被反動勢力所壓迫和損害的小資本家，學生、教員、教授、一般知識分子，自由職業者，開明紳士，一般公務員，被壓迫的少數民族和海外華僑，聯合一道，在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的領導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少數人打江山坐江山。」[16]

這年5月，勝利已成定局，周恩來在中南海召集左翼文化人開會，就即將召開的「文代會」交代政策：「這次文代會是會師大會，團結大會，團結的面要寬，越寬越好，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不單解放區文藝工作者和大後方文藝工作者要團結，對於過去不問政治的人要團結，甚至反對過我們的人也要團結，只要他們現在不反共、不反蘇，都要團結他們，不要歧視他們，更不該敵視他們，假如簡又文、王平陵還不走，也要爭取他們，團結的總方針是凡是願意留下來的，愛國的、願意為新中國工作的人，都要團結，都要爭取，這是一個『聞道有先後』的問題。」他而且鄭重表示這不是他個人的意見，而是黨中央的決策。劉少奇曾經不止一次地說，要花大力氣團結舊藝人。[17]

周恩來向即將南下接管上海、主持上海文化接管工作的夏衍等人交代任務時說：「對文化教育等等方面，上海是半壁江山，那裡有許許多多全國聞名的藝術家、科學家，所以要尊重他們，聽取他們的意見。……梅蘭芳、周信芳、袁雪芬……是不是都在上海，你們到了上海之後，一定要一一登門拜訪，千萬不要隨便叫他們到機關來談話，他們在群眾中的影響，要比你們新文藝作者大得多。二是除舊政權的『留用人員』外，各大學、科學單位、圖書館、博物館等等的工作人員，除極個別的反共分子外，一律讓他們繼續工作，維持原職原薪，這樣做可能有人反對，但一定要事先做好思想工作；三是對一切接管機關，必須先作調查研究，摸清情況，等大局穩定下來之後，再提改組和改造的問題。」 [18]

周恩來的話雖然最清楚不過地表明了這只是一種權宜之計，是新政權初創時期一切都從穩定大局出發的謀略，但毫無疑問對於無數知識分子在歷史轉折點上的選擇會產生不可低估的影響。那時，中國的文化中心還在上海，那裡真正是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出任上海市長的陳毅不僅以其儒將風采傾倒了無數兩耳不聞窗外事的知識分子，而且確實執行了周恩來、劉少奇他們的意圖，一切都要等到政權穩定下來再說。陳毅對夏衍交代文教界的接管工作時說：「你們的對象大部分是知識分子，教授、專家、文學家，所以情況不摸清楚就不要亂管，先讓他們安心，然後和他們談心，交朋友，千萬不要居高臨下，你先把這個意見告訴文管會的所有的工作人員。不僅要平等待人，而且要謙虛謹慎。」[19]

在整個接管上海過程中，沒有禁過一齣戲，更沒有禁過一本書。不僅上海，其他地方的情況大致上也差不多。

基於「團結」、「爭取」這樣的政策取向，在大變動的前夜，各地、各大學乃至文化、新聞、出版機構的中共地下黨對重要的知識分子幾乎都做過工作，希望他們留下來。共產黨人誠意眷眷地做思想工作，動之以情、曉之以理、責之以民族大義，這對那些骨子裡都有愛國情結的知識分子來說，很少有不動心的。這和國民黨官員的傲慢驕橫、飛揚跋扈也恰好形成了鮮明的反差。

在北大，就在國民黨方面動員沈從文南下、北大校方送來直飛台灣的飛機票時，中共地下黨員、北大學生樂黛雲及左翼學生李瑛、王一平等人也先後登門，「希望他不要去台灣，留下來迎接解放，為新時代的文化教育事業出力。」[20]

在浙江大學，1949年元旦前夕，杭州的中共地下黨特別以「中國共產黨杭州工作委員會」的名義給竺可楨以及一批開明教授寄賀年信，希望他們堅持工作，保衛人民財產，懇切地希望他留下參加新中國的建設。用地下黨組織名義發信，這在杭州歷史上是唯一的一次。

這些工作對沈從文、竺可楨等最終留下到底有多大關係，已經無法猜測，但在心理上不會沒有絲毫的影響。當時北平被列入蔣介石要搶救的共有62個學人，至少43人選擇了留下，其中與中共地下黨的工作不無關係。北大哲學系教授、國民黨員賀麟是重點要搶救的對象，北大學生汪子嵩代表中共地下黨組織找他，勸他留下。他嘴上雖只是回答：「我沒定，可能走也可能不走，謝謝你們。」但他還是動了心，有四次機會可以走都沒有走。[21]

王芸生在感嘆前路茫茫,面臨何去何從的抉擇時，先是他身邊的中共地下黨員李純青，接著是奉命專程從美國趕回來的女共產黨人楊剛及時給他做了工作。當他得知毛澤東親自邀請他參加新政協時，他馬上作出了留下的決定，取道台灣到香港，親自安排《大公報》香港館的起義，開始踏上「向人民投降」之路。對王芸生來說，那是他個人和《大公報》最好的出路，何況當時有過口頭保證，報紙的民間性質不變，報名不變。

本來《大公報》到1948年還在連續發表《自由主義者的信念》、《國際第三方面勢力的抬頭》、《政黨·和平·填土工作》等一系列社評，提出走自由主義的「中間路線」等主張，和知識界的胡適等人呼吸相通，他們的基本觀點包括：「政治自由與經濟平等並重」、「相信理性與公平」、「反對意氣、霸氣與武器」、「以大多數的幸福為前提」、「贊成民主的多黨競爭制」、「反對任何一黨專政」，概而言之就是「公平、理性、尊重大眾、容納異己」。這些文章或出自王芸生的手筆，或是他所同意的。但是時局的變化之大超過了他們的任何預測，國民黨在前方兵敗如山倒，一潰千里，在後方也是糜爛腐敗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眼看著呼啦啦大廈將傾，支撐不下去了，《大公報》總經理胡政之為這份報紙的出路而憂心忡忡，以他閱世之深，對時勢的敏感要在王芸生之上。1948年初，他化大量經費在美國創辦英文版的《大公報紐約雙周》，3月15日，他又全力以赴恢復《大公報》香港版，作為今後的出路。他的打算是以香港為退路，以後再到新加坡、美國辦報。如同當年他在香港淪陷前安排好了《大公報》桂林版的退路一般，他的這些安排確是未雨綢繆之舉。他說自己「已經是六十歲的人了，這次香港復刊恐怕是我對事業的最後開創」。不料當年4月4日他就因積勞成疾而突然病倒，只得回上海養病，從此卧病在床，輾轉一年之後，1949年4月14日黯然謝世。《大公報》的前途已不由他決定，在彷徨之中深感迷茫的王芸生一旦得到中共地下黨方面的承諾，尤其是毛澤東的邀請，如同柳暗花明一般，讓他迅速作出選擇。當然他作出決定的後面有一個不可忽略的因素，那就是國民黨方面對他的打壓與圍攻，《中央日報》「三查」王芸生，給他帶上了「新華社廣播的應聲蟲」等紅帽子。在這樣的處境下，中共地下黨有針對性地開展工作，自然就奏效了。李純青生動地記下1948年冬天幾度登門和他談心的情景。

有一次對話如下：

「沒有出路了！」他喟然長嘆。

「想想辦法吧——柳暗花明……」

另一次：

「國民黨完了！」他說。

「為什麼不找共產黨呢？」我說。

他感到奇怪，朝我瞅了一眼。

又一次：

「共產黨不會要我這樣的人。」他自嘆。

……[下一次]「如果共產黨要你呢？」

「那絕不會，不可能的事。」

再下一次李純青告訴他，有人正式邀請他參加新政協會議，當他得知是毛澤東邀請他時，他有點驚訝，沉默了許久，似乎不太相信。期間，從美國回來的楊剛以中共「使者」身份和他有過多次徹夜長談，楊剛再三承諾《大公報》四館不易名、不換人，按原樣出版，他動心了。最後，他對李純青表示：「甚願接受共產黨的領導，包括我本人和我所能代表的《大公報》。」[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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