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20：為什麼中國知識界要群起而反對基督教？

(上圖為1905年蘭州某紳士家庭迎接外賓，資料來源"China Millions"1905.請擊點圖片上方藍色的「生命季刊」，選擇「關注」，您就會每天收到生命季刊播發的文章)

中國基督教記事(現當代部分)

文/漢芮

《生命季刊》第12期

現代的基督教

20世紀10年代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清末的新政、立憲運動，未能挽救腐敗無能的清政府必然覆滅的命運。中國社會邁進了從精神到形式兩方面的劇變之中；中國的城市、政治和人民的觀念都在覺醒。偉大的民主革命家、基督徒孫中山及其革命同志，高舉民族、民權和民生的旗幟，推翻帝制，締造共和，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民國國會議員中的基督徒達60餘人，許多基督徒在社會活動中有傑出表現。《臨時約法》規定﹕國民「一律平等，無族種、階級、宗教之區別」，「人民有信教之自由」。在國家與宗教的關係上，奉行「政教分離」的原則。從受不平等條約保護到受民主共和政體下的法律保護，基督教突破了長期的困境，為福音的傳播帶來了有利的條件。可惜這一次革命並不徹底，軍閥割據隨後出現，內爭外患不已。[顧1996,秦1989,林1977,查1994]

1911年，香港基督教有七大教會，即安立甘會(現稱聖公會)、倫敦會(現稱中華基督教會)、巴色會(現稱崇真會)、惠師禮會(現稱循道會)、禮賢會、公理會、浸信會，信徒有3054人。繼道濟會自理之後，又有中華基督教會公理堂在1900年自理，香港浸信會在1901年自理。在九龍半島的中國信徒伍漢持因深痛教案辱國，遂創辦中國基督徒會，推動街頭及鄉村佈道工作，1905年成立筲箕灣支堂，1911年自理。自此，港九各教會紛紛實行華人自理計劃，1912年聖公會聖士提反堂自理；1914年禮賢會自理；1916年循道會自理；1927年崇真會自理。這樣，香港教會早於1920年代就已完全走上自理的正軌，並向澳門、國內等地延伸，實現華人傳道的本色化。[李1989]

1912年，「中華基督教青年全國組合」成立，1915年更名為「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在全國性統一的組織領導之下，青年會積極推動了超宗派的合一運動。[查1994,陳1989]

1912年，康有為等在上海創立「孔教會」，謀求立孔教為國教。1914年，袁世凱控制國會，通過祀孔案。袁世凱稱帝未久被迫取消帝制，在舉國聲討中憂懼而死，黎元洪繼任總統。康有為寫信給黎元洪，謀求確立孔教的國教地位。因有違信仰自由的約法，激起在京和全國基督教會的反擊。1917年，國會否決了立孔教為國教的提案。[查1994]

1913年，在華基督教宣教士在上海舉行第四屆全國宣教會議，首次有大量中國代表參加，占出席人數的一半。會議決定成立「中華續行委辦會」，也有一半成員是中國人。中華續行委辦會標誌著中國基督教各差會間「合一運動」的開始，它的最大貢獻是使教會間的合作順利進行，在調查和研究方面卓有成效。次年，續行委辦會出版第一期《中國基督教會年鑒》，以後陸續出版各年度的教會年鑒，為教會和社會提供了極具價值的數據。[李1998,顧1999,查1994]

1914年，西方懷疑論傳入中國，加以中國原有宗教的回潮，使中國基督教會面臨挑戰。民族主義的抬頭，使教會受歡迎的程度開始下降。此外，基督教也受到世俗主義的威脅，在有些教會學校里，教育已經取代了福音。教會雖然在量的方面持續增長，但質的方面卻已遜色於1900年為主殉道的基督徒，很多人只是掛名的基督徒。解放神學削弱了信徒對教義的確信，甚至有些教會領袖也無法清楚交待與耶穌基督的關係。自東北大復興以來，一群外國傳教士即開始為中國教會的復興恆切禱告。傳教士們看到，教會中大部分的信徒和領袖只是認同這個信仰而已，並沒有真正體驗到生命的更新。以前因為他們在認知、外貌和日常生活上有了改變，就被認為是真的基督徒。到後來他們的真正光景——遵守教條卻沒有生命——才完全顯露出來。心痛之餘，主的僕人們只有禱告，把一切交給主；並積極教導信徒讀經和讚美神，為復興奠定根基，因為「聖靈使用神的話」，等復興來臨之時，一定需要大量熟知神的話語和禱告的人。[瑪1990]

1914年，「中國萬國改良總會」成立，前身為1908年成立的萬國改良會中國分會。該會的宗旨是「聯合眾力，改良不善之風俗，摒絕無益之嗜好，增進社會之幸福，扶助世界之進化，高尚人類之知識，拯救平民之困苦」，勸導同胞戒煙酒嫖賭，不早婚，不纏足，不納妾，不買奴婢，不為不正當的營業。改良會全力推動的禁煙運動收效最宏，民國初期，全國有14個行省禁絕煙毒。[查1994]

1915年，比利時天主教傳教士雷鳴遠(Frederic Lebbe)帶領天主教徒反對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同年，為了提高民眾的民族意識，他創辦了白話文的《益世報》。9月，法國領事企圖強佔天津老西開地30餘畝，天津人民組織「維持國權國土會」與法人對抗。次年，雷鳴遠以天津教區副主教的身分支持中國民眾。10月，法國士兵強行駐進老西開。雷鳴遠與天津愛國士紳共商對策，建議天津租界的中國人聯合罷工罷市，使租界陷於癱瘓。法國政府不得不歸還老西開。為此雷鳴遠被法國主教逐出教區，1920年被遣返回比利時。1926年他再次來華，次年加入中國籍。抗日戰爭爆發後，他帶領中國信徒180人組成救護隊，救死扶傷，轉戰於抗日前線。1940年6月，他積勞成疾，醫治無效，為中國人民獻出了自己的生命。「中國歸中國人，中國人歸基督」是他一生的目標和實踐，他是中國天主教本土化的先驅。[中1990,李1998]

1917年，全國的教會醫院已達264所。同年，「中國基督教博醫會」和「中國醫學會」在廣州舉行聯合會議，總結前幾年的醫療工作，並積極推行預防傳染病、禁止吸食嗎啡鴉片、提倡清潔運動與公共衛生的事業，取得不凡的成績。[查1994]

1918年，中華續行委辦會調查特委會，開始對中國基督教及有關中國國情進行周密詳細的調查研究，各差會負責人及150多位通訊員參與其事。1921年完成了大型報告書《中華歸主——中國基督教事業統計1901-1920》，1922年2月出版。該調查報告包羅了中國在20世紀前20年中的全部國情，是一部了解辛亥革命前後20年間中國國情的詳盡資料。[李1998,顧1999,查1994]

1918年，在華的教會學校計有幼兒園15所，初級小學5276所，高級小學575所，中學233所，大專院校28所，師範院校56所，神道學校31所，職業學校40所，孤兒院49所。中國著名的13所基督教大學，均早於1917年前成立。[李1997]

1918年，蔡蘇娟發起「中華國內佈道會」，派遣華人宣教士進入雲南、黑龍江一帶傳福音。[林1997]

1918年，基督教新教教徒從1901年的8萬人增加到35萬人。這一時期，來華的新教傳教士大增；僅美國通過「學生志願國外傳教運動」派來中國的傳教士就達2500餘名。1901年有傳教士1500人，1914年激增至5400人，至1919年新教共有傳教士6636人，遍布各省693個傳教點。57%的傳教士分布在沿海地區，27%分布於長江流域，17%分布於其它內陸省份。天主教在這一時期也獲得長足的發展﹕信徒從1900年的74萬人增長到1920年的199萬人。1920年，外國神父達1500餘人，中國神父增加到1000人。[顧1996]

1919年，五四運動。它使1917年以來的新文化運動出現新的格局，完全否定傳統儒家作為重建中國的基礎，希望以科學和民主來建立一套全新的文化體系，使中國社會、經濟、政治、思想、科學、教育產生新的轉變和改革。新文化運動排斥基督教，卻將西方眾多的人文主義思潮引入中國，試圖從中尋找出路，社會仍然一片混亂。同年，李大釗、李石曾等人創建「少年中國學會」，1920—1921年學會展開宗教問題的討論；其定論是科學萬能，宗教是反科學的，現代社會不需要宗教。此時，知識分子反基督教就不僅僅因為它是「洋教」了，而且更是因為它「不具有科學性」。這場討論因為它的時代背景而意義重大﹕新文化運動的初旨是追求民主與科學的西方文明，但1914年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使中國知識分子對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的合理性產生了懷疑。而1919年的「巴黎和會」竟無視中國主權，決定讓日本繼承戰前德國在山東的特權，更使中國知識分子悲憤、失望，中國依然沒有擺脫西方列強的欺凌。知識分子受俄國十月革命成功的鼓舞，轉而尋找更為激烈的救國之路。1919年7月，蘇俄政府宣布廢除沙俄政府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社會主義思潮對知識分子產生了更大的吸引力，反基督教被認為是反帝反資的一部分。於是，另一場非基督教的教難便不可避免了。

1921年，中國基督教青年會的顧子仁曾作出如此的述評﹕「中國現在是處在十字路口，一個純唯物的路線，是一條最沒有阻力的路線，今後十年內中國發展的方向將獲得如此巨大的推動力，任何人想影響它向前的衝擊，將是困難的。」但基督教界對此時代的思潮並沒有潛心研究，而是深感困惑﹕自利瑪竇起即有以傳播科技為傳教之媒介的傳統，而基督教及它所辦的文教事業也提倡科學，反對迷信；主張民主，反對專制；宣傳自由、平等、博愛的精神，反對不平等、不自由和禁錮人個性發展的思想。這一切不正是與五四運動所呼喚的科學與民主的精神相符嗎？但為什麼中國知識界和青年學生，甚至包括許多教會學校的學生，要群起而反對基督教呢？

原因大致有四﹕一是在當時的國際形勢之下，中國救亡的迫切任務壓倒了民主與科學的呼喚，中國基督徒也和中國人民一起經受了民族覺悟和愛國熱情的洗禮。二是當時的國際思潮如科學實證主義、進化論和共產主義等方興未艾，影響了中國知識分子，產生了一種對科學的迷信和對暴力革命的嚮往。三是人們沒有把基督教和帝國主義及資本主義區分開來，而是因中國近代以來所受的屈辱表現出對基督教的敵意，認為反教是救國的行動，造成了歷史的誤會。四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基督教的本色化尚在草創階段，從整體而言中國基督徒主持教會事務為數極少，基督教還沒有脫去「洋教」色彩，在社會上少有認同。[林1996,趙1997,李1997,顧1999,謝1997,查1994,陳1989]

1919年夏，有「基督將軍」美譽的馮玉祥邀請顧喬納單到他的軍隊中佈道。11年前，馮玉祥和他的軍隊都是信假神的，後來他信了耶穌基督，他的軍隊中很多人也成為基督徒，被稱為基督軍隊，不拿老百姓一針一線，經過街上時唱著聖詩，老百姓稱之為「天兵」。顧喬納單在馮玉祥將軍的軍隊里工作了整整一年，共有4000多名士兵受洗。[何1985]

1919年12月，中華續行委辦會召集全國中西教會領袖117人在上海舉行會議，討論「基督教會如何最有效地協助中國？」會議一致認為建設中國必須依賴基督教的靈性力量，有基督教靈性力量的投入，建設新中國當更完美。於是，會議發起「中華歸主運動」，作為教會對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科學主義思潮以及民族主義思潮的回應。「中華歸主運動」的主要措施是「佈道遠方」。次年，超宗派的「中華國內佈道會」成立，與「中華歸主運動」相呼應，推動全國性的佈道工作。[查1994]

漢芮 來自中國大陸，現居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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