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的文化與合法性——明代文官制度的管理學啟示（三）

編者按

有人說，明朝的臣子最可憐，君讓臣死臣便死，毫無怨言。甚至還發展出了一種死諫的風氣，以此留名千古。黃仁宇則在《萬曆十五年》中刻畫了張居正、申行時和戚繼光等幾個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但是對於明朝的文官制度卻並未說深說透，一方面抱著西方「數目字管理」的理念為尚方寶劍，一方面他對現代民主制度的嚮往也讓他失去了史學家應有的中立態度。明代的文官制度有利有弊，而這與其科舉制息息相關。那麼，明代文官制度對企業治理有何種啟示呢？且聽筆者一言。

在談及明代文官制度之前，請先允許筆者說點題外話。也就是古代中國歷史上的窩囊事兒。強漢有漢高祖劉邦白登之圍，隨後大漢更是向匈奴稱臣納貢，直到漢武大帝雄才偉略，才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匈奴的強勢，但是終兩漢之世，匈奴威脅幾未消失。盛唐則有唐太宗李世民便橋之盟，實際上與漢向匈奴稱臣一樣，不過這次更加變本加厲，完全是城下之盟。當然太宗文皇帝知恥而後勇，很快就用其武功向世人證明了自己的實力。宋代的澶淵之盟、靖康之恥更不在話下，明代亦有土木之變，更無論隋唐時期中華帝國數征朝鮮而大敗，明清時清剿越南、緬甸的邊患也十分不成功。吐蕃曾趁唐內亂不穩之時入寇涼州乃至陷長安，契丹亦曾滅晉而入駐汴梁。

土木之變

事實上，除去元清異族統治只能以武力為先，中央王朝最能拿出手的武功恐怕只有秦始皇威服百越四夷、漢武大帝西逐匈奴於歐亞大陸的另一端、隋文帝楊堅隋煬帝楊廣兩人南征北戰開疆拓土、唐太宗痛擊突厥並取而代之成為天可汗、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驅除韃靼了。但是上述幾人中，秦乃周邊疆之國，與西戎相近，民風彪悍。隋唐兩朝君主均為漢、胡混血血統。筆者真正想說的是，中央王朝的對外政策總體上是防禦性的，其軍事表現也並不出色，這是重文輕武的傳統所致。我們的祖先威服四方靠的是軟實力而非武力，所謂軟實力也就是文化同化的力量。顯然，文化是文官制度形成的基礎，文官制度進一步塑造了中華帝國的文化。

明代初始階段，重新建立了一個文官系統，仿照漢代的處置在各處網羅國子監監生來擔任中央和地方的職務。早期的文官其實並沒有經過考試，但是很快明代就恢復了科舉制度，從秀才一直到進士，三個階段連續考試，晉用考生中成績最好的。一方面，明太祖朱元璋將科舉考試的內容規範到一個非常狹小的範圍，尤其是去掉了《孟子》中對皇帝進行約束的部分，從而保證自身專制獨裁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儒家學說發展到明初基本上已經徹底結晶化，也就是說程朱理學根深蒂固，其對於天理的追求已達極致。於是，明代的儒生一方面忠君愛國乃至向死而生，一方面又是「乖乖牌」。後來的陽明心學想要重新解釋儒家，卻不能與官學的系統對抗。本來是以人性為主，強調人格也強調公平正義，具有革命性的儒學，徹底成為明代的統治工具。因此明代的官員論志氣和操守，都是順從多於抗議。至於其後的東林黨興起，一方面可以說他們是自古以來儒學對政府和皇帝的約束傳統的再現，一方面卻也是朋黨亂政，各為其主的典型，這是明代皇權衰落，太監專政所激起的反抗。

其實，明收復了自五代十國以來中央王朝的失地，更進一步恢復了天朝上國的尊嚴，重新建立了以漢人為主體的中央王朝，直追漢唐之遺風遺志，這對當時的全國文人產生了重大影響。在此之前的數百年間，兩宋歲入雖高，但只得以金元換取苟安；在元朝時，漢人更是最下等的存在。因此，明建立本身就是對天下儒生復國之心的回應。這種赤子之心在國家幾度飄搖乃至被異族統治的漫長時間裡逐漸形成並愈發熱烈，所以明的出現一舉成全了天下子民，尤其是儒生。其結果是，儒生在初期無條件服從明王朝的各項制度設計，這就是明代文官制度形成的基礎。

明代科舉制的另一個重要特點是明文規定了各地的配額，尤其是劃分南榜和北榜的政策，使得南方考生不會超過北方太多。各個州縣也有一定的配額，而不論地方面積大小，經濟強弱。這個設計明顯是為了讓各地代表都能夠在政府中擔任職務。一個政府的效率高低，既取決於神經中樞的效率，也取決於地方回饋給中央的信息周全和準確與否。明代的這個制度設計，就是為了讓全國各處都有替當地發言的人物。

科舉制

正如明太祖朱元璋組織修改《四書五經》中的傳統內容，不少當代的組織領導者也致力於通過重構組織文化以打造有利的領導環境。譬如，近年來民營企業中流行倡導員工學習《弟子規》，以期在企業正式的規章制度以外建造起有序的組織文化。在這批民營企業家中，不少人寄希望於複製明太祖的成功，既保證自己超脫於這些組織文化的約束，又能有效利用組織文化的力量限制員工的自私行為。

然而，在試圖複製歷史上的成功管理經驗時，當代的管理者時常會忽視以下兩個關鍵問題：

1

我面臨的管理場景和封建王朝的管理場景有什麼關鍵不同，這樣的區別是否會影響文化打造的有效性？

2

作為文化打造的對象群體，無論是明朝的科舉考生還是當代的民企員工，都不免對僅針對百姓的《孟子》和僅針對員工的《弟子規》感到虛偽和反感。那麼，明太祖是否採取了其他補充措施來應對大眾對刪節版《孟子》的抵觸情緒呢？

針對第一個問題，有志以史為鑒的當代管理者必須清晰意識到，明太祖朱元璋所領導的封建帝國相當於如今的一個壟斷型企業，其員工即使對於刪節版《孟子》有重大異議，脫離組織的可能性也十分微弱。因此，即使文化管理行動失敗，其弊端也依然能夠得到有效控制。與之不同，大力推行《弟子規》的民營企業卻往往面臨著無數同行的激烈競爭。如果強力推行浮誇的文化建設工作則可能激起員工的厭惡情緒，使得那些真正有想法並且有行動力的員工投奔行業中的其他務實型競爭者，反倒弄巧成拙。

朱元璋

要回答第二個問題，則有必要跳出大眾歷史讀物的粗劣線條，抱著求索的態度審視歷史事件背後的關鍵因素組合。以明太祖刪除《孟子》片段為例，事實真相遠不可能像故事所描述的那樣一勞永逸。畢竟參加科舉的書生和其老師都熟讀經典，怎麼可能看不出皇帝這點拙劣的小計倆？只有通過對歷史事件的深入反思，我們才可能意識到，明太祖顯然不會滿足於刪節《孟子》這種簡單粗暴的操作，而是把大量的資源投入到打造朱氏新王朝的權威和合法性上，從而保證其經典名著刪節行為不僅不被書生們鄙夷，反倒可能獲得其大力擁護。除此以外，明太祖並也沒有盲目迷信文化構建的力量，而是通過相應的官僚體制調整來鞏固和強化其希望建立的新文化。具體而言，就是根據修改後的《四書五經》對官吏的激勵體製做出改動，以保證認可其價值觀的書生可以持續得到提拔和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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