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書評：抵達彼岸之前的血海

本文作者「維舟」，歡迎去豆瓣App關注Ta。

哈耶克有句名言：「所有通往地獄之路，原先都是準備到天堂去的。」雖然這句話幾乎已被引用到泛濫的程度，但在中國這樣不同的文化語境下，一般人實難體會這番話在歐洲史上是何等沉痛的總結。令人不可思議的是，在理性、啟蒙、進步的時代，這種從基督教神學的「選民-救贖」模式衍生出來的激進政治，反倒造成了更為深遠而可怕的後果。納粹大屠殺雖然常被視為現代政治史上的一次精神失常，但就其內在邏輯而言，也可說是與這種思想一脈相承。

根據一種看法，16世紀的加爾文教徒創造了現代第一個激進政黨，與後世那些世俗革命者一樣，他們自視為受某種神秘的力量驅使，來接管並改造身周腐敗墮落的環境，而為了抵達彼岸那個美好的新世界，就必須無情地摧毀並改造舊世界——包括那些靈魂無法得救的落後分子。在這樣一種圖景的設想中，到達彼岸之前都要經過一個「血海」，但這被視為必要的代價。對納粹而言，他們的烏托邦就是一個種族凈化的雅利安人樂土，猶太人、吉普賽人、斯拉夫人這類「劣等種族」就此成為必須被清除掉的「雜質」。

如眾所知，納粹從未完成他們那個「新世界」，只是留下了一片恐怖的「血海」。奧斯維辛的歷史足以證明：他們創造了人類有史以來最接近地獄的機構，在那裡，心靈的黑暗已經到了罪惡之深令人難以理解的地步。與許多大眾所認為的不同，英國歷史學家勞倫斯·里斯在多年調查之後認為，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並不是一群變態者的心智失常，他們中不乏受過良好教育的社會精英，非常清楚自己在幹什麼。事實上，納粹意識形態所賦予的抽象使命感使得許多納粹高層即便知曉乃至目睹了執行過程中的可怕景象，仍會覺得「對此無動於衷是非常必要的」。真正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也正是在這裡。

正如很多大屠殺研究已揭示的那樣，納粹並不是從一開始就精心設計、並周密實施屠殺計劃的。從他們的「凈化」邏輯來看，最初僅僅是想把那些他們視為「垃圾」的人嚇走或驅離，那在操作上也簡便得多，後來被視為屠猶罪人象徵的艾希曼，便曾是德國猶太移民中央局局長，負責組織猶太人離開德國。直至1941年秋，東線戰爭進入激烈狀態，再無處驅趕猶太人時，希特勒政府才下令停止猶太人移民；並在第二年1月臭名昭著的萬湖會議上，制定了對猶太人實施所謂「最終解決」（final solution）的屠殺計劃。

作為一個歷史學家，里斯在《奧斯維辛：一部歷史》中尤其注重集中營、滅絕營體制的演變過程。受到德國歷史學家漢斯·蒙森「累積式激進」的啟發，他也著重指出奧斯維辛最終發展為一個人間地獄，是有一個不斷升級的漫長過程的：即便希特勒下達了滅絕命令（實際上這一指令可能永遠無法找到文件來證實），那也是許多下層的志願行刑者不斷盡心儘力的結果——他強調的是集中營基層管理者在屠殺過程中發揮的「主動性」和「創造性」。一些人甚至至今仍然無怨無悔，拒絕用「執行命令」之類的說辭來自我開脫，而堅稱自己只是發自內心地相信槍斃猶太人是正確之舉。正因此，書中才要強調：「沒有哪個納粹分子是遭到威脅被迫進行屠殺的。不，這是一項由成千上萬的人共同經營的事業，決定是他們自己做出的，不僅參與而且積極主動地尋找辦法。」

值得補充的是，這些屠夫們之所以不斷推波助瀾，是因為當時納粹政治體制所預先準備好的兩個關鍵條件：人人都知道元首喜歡什麼，那就是「越激進越好」，而與此同時，他們又幾乎可以隨心所欲、不受任何懲處地對待步入集中營大門的囚犯。這涉及到另一個配合集中營體制的歷史演進過程，即猶太人等「劣等種族」早已被一步步剝奪了所有政治身份，被非人化，「以至於達到對他們做任何行為都不算是犯罪的程度」（阿甘本語）。不少倖存者都證實，他們在集中營里「像動物一樣被對待」，這是對的，他們的處境確實已喪失了作為人的任何權利。如果說「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那麼絕對的無權則導致絕對的喪失，以至於他們的不幸身死看起來僅是合乎邏輯的結果。

在納粹集中營官員眼裡，受害者們也許就跟一堆原材料沒什麼區別，他們就像一群管理工廠的技術人員一樣，只關心如何讓流水線的運作更有效率，但對自己所要處理的「物品」則沒有任何情感。笛卡爾曾說動物只會活動但沒有靈魂，和非生物一樣只屬於物質世界，那麼納粹眼裡的「劣等人」或許也是如此——他們已經被降低到了如此地步，以至於納粹再不會對他們有任何對待正常人的同情心，由此也可以解釋集中營官員何以能如此冷酷無情。就此而言，以往那種認為受害者未能在集中營英勇反抗的指責的確有失公平，因為在他們抵達奧斯維辛之際，早已錯過了抵抗的最好時機，奧斯維辛不是一個孤立的結點，而是一系列漫長進程的終點。也許更需要關注的不是他們被屠殺這一結局，而是他們如何喪失了所有權利，他們的命運遠在進奧斯維辛之前就已經被決定了。

這個「流水線屠殺」的進程猶如溫水煮青蛙，每一步都走得非常謹慎，但可怕的地步在於，每一步也像精確的齒輪裝置一樣不可逆，於是人們幾乎是一個個眼睜睜無能為力地走向死亡。這不是某個暴君一時突發奇想的那種低效率的殺戮，而是一個痕迹清晰的過程。這涉及到納粹國家的另一個重要特性，一如歷史學家托尼·朱特在晚年接受採訪時曾說的：「可能聽上去有點兒怪，在一開始，納粹德國在某些方面仍然是一種法治國（Rechtsstaat）。它還是有法律的。它們可能不是討人喜歡的法律，但只要你不是猶太人、共產黨、異見分子、殘疾人或其他社會上不受歡迎的人，你就不會觸犯到它們。」這裡值得深思的是，納粹德國雖然不像蘇聯政治那樣不可捉摸、人人自危，但如果一個人在法律上被剝奪了權利，那就成了可被任意對待的「牲人」；而也正是因為這種特質，社會公眾對這些被排斥的人群幾乎沒有同情心和內疚感，因為那種遭遇不會落在他們自己頭上，相反，一些人還主動去加入這一殘忍無情的任務。這一點也順理成章，因為希特勒早在1928年就在演講中強調過，優等種族的生存依靠「最嚴酷的鬥爭」，那意味著以最無情的手段對待敵人，任何同情和悲憫則都是弱者的表現。

值得思考的地方正在於：是什麼樣的意識形態，使得人們能心安理得地殘酷對待另一群人，而僅僅因為他們是異端、「劣等種族」和「反動分子」？16世紀的新教人文主義者Sebastianus Castellio在《論異端》和《駁加爾文》再三重述人文主義主張，大聲疾呼：「燒死一個異教徒並不能捍衛教條，而是將一個活生生的人置於死地。」可悲的是，後世總有人忘記自己想要消滅的「敵人」也是一個活生生的人。在《上海生死劫》中描述了令人難忘的一幕：一個年輕女子在跌倒在街上，被一群紅衛兵肆意羞辱，她木木地坐在泥地里哀哭著說：「我不是資產階級。」由於她穿了窄管的褲子，就被視為走資派，也就使得紅衛兵自認有權這樣對待她。

奧斯維辛的悲劇當然可怕得多，而我們只有回到歷史的細節中，才能更清楚地明白這一悲劇為何會發生。一個長期流行的假說是：這些執行屠殺的納粹黨衛隊只是沒有自己思考能力的機器。在戰後審判時，許多集中營頭目為了開脫罪行，也都紛紛躲在「服從命令」的盾牌後面，使這一說法盛行多年，但這卻不是事實，至少不是全部事實。當前奧斯維辛黨衛隊軍官格倫寧被人譏諷說，他在集中營里連「雅利安」兒童被殺也能接受時，他予以堅決反對。顯然，納粹高層也明白這一點：最好讓人們去做那些他們原本就願意做的事，而不要指望他們對那些「想不通」的命令也能照做並做好。

由此也可以質疑關於納粹大屠殺的另一個著名解釋，即德國政治哲學家漢娜·阿倫特提出的「平庸之惡」。她的意思是，艾希曼的罪惡來自於他「不思考」（Gedankenlosigkeit），這意味著他的愚蠢來自邪惡的心靈，因而對自己的所作所為缺乏思考、反省的能力。這一觀點曾激起極大爭論，但孤立地看待這個很好用的詞卻無法真正理解阿倫特論述背後的意涵。在我看來，阿倫特對艾希曼這樣的大屠殺執行者的判斷，是與她的政治哲學觀點彼此密切關聯的，與她對極權制度的批判一脈相承。如果細讀其名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就會有這樣一種感覺：她雖然花了大量筆墨敘述艾希曼其人，但她其實是把這個看上去平庸乏味的男人看作是那一制度的產物和化身，由於她在理論上推定是那樣一種體制必然導致這樣的惡，這才格外強調艾希曼的無個性的平庸性——因為正是這樣才使它特別適合成為極權統治機器的小齒輪，也更具有人群代表性，由此上升到了普遍性。換言之，在阿倫特看來，是艾希曼的平庸性，使他成了極權體制的道成肉身。

在這一意義上說，阿倫特所批判的「平庸之惡」，在本質上是超歷史的，她不僅忽視了納粹和蘇聯體制的明顯差異，也無意去深入了解歷史細節，更未提及集中營的具體運作機制，因為她在意的是高度概括性的政治哲學類型。相比起來，勞倫斯·里斯在《奧斯維辛：一部歷史》中，則處處強調從歷史細節和個案出發，並從豐富的文獻和口述材料中，著眼於更具決定性意義的差異和歷史進程，證明不僅納粹德國與蘇聯體制之間迥然不同，並且也正是這種不同使得下層執行者更具主動性。不過，即便從艾希曼的例子來看，他也不是只遵守上司命令的木偶，相反他很清楚自己的所作所為，也積極主動協助，仍有其不可推卸的主觀能動性。固然，阿倫特的「平庸之惡」也不是說艾希曼僅僅機器般地執行任務，只是強調他沒有思考能力。

雖然大屠殺早已過去半個多世紀，但對它的反思卻永遠需要。不僅如此，不同的時代背景或許也能提供不一樣的思考：1946年紐倫堡審判和1961年艾希曼審判時，對納粹的清算正在最嚴厲的時刻，大概也很少有納粹軍官會直接承認「我就是反猶」——他們當然也想以自己沒有主觀故意、只是遵守上司命令來脫罪，畢竟還有後半輩子。但到了勞倫斯·里斯重訪奧斯維辛歷史的21世紀初，蘇聯已經崩潰，東歐許多原本禁忌的記憶浮出水面，而很多快進墳墓的老納粹也已無所顧忌，這就為再次深思那段歷史提供了契機。那不是「已經過去的歷史」，而是「存活於當下的歷史」，因為作為一套社會運作邏輯，奧斯維辛其實一直並未遠離。

在論述奧斯維辛的運作機制時，里斯再三強調外部環境對人的塑造，但似乎獨獨遺忘了一件事：這個環境又是身在其中的人所共同塑造的。如果社會環境對個人行為的影響那麼大，那麼避免奧斯維辛悲劇重演的最好辦法，或許就是鍛造一個具有思考能力的社會。這倒未必是說要大眾都能進行嚴肅的政治思考，但一個好的社會至少要確保有思考能力的那些人不被壓制，他們的聲音能被人聽到。人們將由此明白，如果通向一個烏托邦的代價是血海，那麼它不會是一個值得實現的天堂。

已刊2017-6-26《經濟觀察報》，題目改為《 現代性釀就的大屠殺：抵達彼岸之前的血海》 --------------------------------------------------------------------------- 勘誤：

p.12：倖存者托伊講的故事，在p.201重複出現 p.39：數千人將為此付出生命的代價：考慮到奧斯維辛的死亡人數，thousands應是「數以千計」 p.48：2700萬蘇聯公民為此喪生，是歷史上一個國家在單次戰役中犧牲最慘重的一次：單次戰爭？又，二戰中中國的犧牲似乎更大？ p.136：所謂的「英國典範」(Britishness)，其中一定包括英國對希特勒的抵抗：可譯為「不列顛特性」 p.149：貝爾賽克的總面積不到九平方公里……一個人如何能想像足足60萬人（貝爾賽剋死亡總人數估計）死在這個300*300平方米不到的空間內？按，數字有誤，300*300平米是0.09平方公里 p.217：匈牙利當時有超過76萬猶太人，佔全國總人口5%：按1944年匈牙利總人口約950萬，76萬則不止5% p.296：成吉思汗在波斯進行的屠戮：成吉思汗未入侵波斯，這裡說的可能是木鹿等河中地帶城市

(全文完)

本文作者「維舟」，現居上海，目前已發表了259篇原創文字，至今活躍在豆瓣社區。下載豆瓣App搜索用戶「維舟」關注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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