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埃塞看中美衛生援助—中國醫療隊vs USAID資助項目

中國醫療隊

中國援非醫療隊在過去在50年中是中國對低收入國家衛生扶持的關鍵。自從1963年中國第一支醫療隊派遣到阿爾及利亞後，超過2萬名中國醫務人員被派到超過50個非洲國家，惠及超過2億病患。中國醫療隊在非洲的工作目標是在非洲需要的地方提供專業臨床服務，並幫助非洲衛生工作人員提升臨床技能。據估計在過去的60年中，中國在國外建立了數以千計的醫院和其他衛生設施、提供醫藥，並為國外衛生工作者提供在中國接受培訓的機會。

全球對非洲提供醫學援助的國家中，大部分發達國家是以NGO，衛生系統項目，從」外「對醫療系統進行提升，而中國和古巴是以直接輸送醫療隊的模式。 由於NGO的短期局部工作導致其飽受爭議，批評過多的NGO影響了醫療系統。相比之下，中國及古巴的醫療隊的長期、高效的合作模式一直讓歐美髮達國家也讚不絕口。但由於語言、文化的不同，中國的援助隊也被灌上了相對封閉和缺乏交流的刻板印象。

一直聽說中國的醫療隊與非洲有著非常巨大的貢獻，而我本身在衣索比亞在一個華盛頓大學和貢德兒大學合作的促進當地孕婦使用婦幼衛生服務的項目中工作。因此很有興趣比較不同國家的援助模式。偶然的機會發現第三軍醫大學也有一支醫療隊在衣索比亞的軍隊醫院工作（稱中國軍醫組）。在嘗試和他們聯繫以後，他們邀請我到衣索比亞的首都Addis交流。並通過他們聯繫上了在埃塞的來自河南的中國醫療隊。

1. 團隊

中國醫療隊：由於中國對非洲輸送醫療隊是以省為單位對口負責，在衣索比亞的中國醫療隊是來自河南省的自1974年來的第23批醫療隊，由16名醫生組成。

軍醫組：2015年受到衣索比亞的邀請，第三軍醫大學開始向埃派出醫療隊，每支隊伍為期一年，2017 年的隊伍由西南醫院的7位專家組成，隨行翻譯和廚師一名。科室組成按照衣索比亞醫院方的要求。當地醫院每月支付每位醫生200美元左右。

2. 工作

兩支醫療隊的工作目的都主要是為衣索比亞提供醫療援助以及維持中埃兩國友好關係。通過知識講座、操作培訓、以及醫學顧問等的方式對當地團隊進行培訓。 無論是軍醫組還是中國醫療隊都在當地病患及醫生中獲得很高的讚譽。

工作中與醫務人員之間通過英語交流，翻譯可協助交流。與病人的交流通常需要當地醫生的協助，因為不是每個病人都能通過英語進行交流。

3. 反饋

通過採訪隊員們發現，通常年輕的醫生更傾向於求助和學習。由於兩支隊伍都是在衣索比亞的首都，醫院規模較大，通常都是衣索比亞接受過良好訓練培訓的醫生，其中很多人有過在歐美國家的留學或訪問經歷。甚至有時候培訓的對象年資比隊員還高，對於他們來說，缺少一個有效的評價系統來評估培訓是否有幫助。有時會在工作中遇到依賴現象，比如同樣的問題有的醫生會傾向於多次求助而不是在求助後嘗試獨立處理。

遇到這些問題時，隊員們通常會嘗試與當地團隊進行溝通。但是在效果並不顯著後，更傾向於維持現狀做好自己份內的工作。因為促進中非」友好團結「是一個大家的共同目標，誰都不想成為」討厭「的」客人「。

4. 交流與合作

出於安全因素考慮，我們的隊員都是以團隊的形式在各個援助國家工作。由於語言和文化背景的不同，造成了不願與人互動交流的映像。但是通過與兩隊隊員的交流，我認為中國的團隊對於合作機會還是非常歡迎的，也會尋求新的合作機會。比如像中國醫療隊就有和一個復旦大學開展的中英合作的助產士培訓項目有合作。再我提出進行交流時，兩隊的老師都非常願意分享他們的經歷與想法，也對可能的合作機會持開放意見。

USAID資助項目

我目前參與美國華盛頓大學的衛生援助項目，是一個比較典型的歐美援助項目，資金來自USAID，因此也為大家介紹一下這個項目。

背景

儘管在衣索比亞公立醫院的孕期檢查和住院分娩都是免費的，衣索比亞的孕婦死亡率仍然位居世界最高之一:353/100000。進行孕期檢查的孕婦在2014年為41%，2015年只有16%的孕婦在衛生機構分娩。原因包括交通，成本，醫療質量和傳統文化背景原因。

85%的貢德爾人口信奉東正教並相信傳統療法---聖水可治療疾病，包括HIV/AIDS。貢德兒地區深受宗教的影響，光是貢德爾北部地區就有超過2200個教堂。與當地非常短缺的醫療資源形成鮮明的對比，衣索比亞屬於世界上醫患比例大的地區之一0.02:1000（中國1.46:1000，美國：2.41:1000，英國2.74:1000）。也就意味著，在衣索比亞一個醫生需要向50000個病人提供服務。

這些特點就成為我們項目SCOPE的干預提供了機會：通過培訓當地牧師，並1：1與醫務人員匹配，加強醫療系統和宗教社區的聯繫，以此促進孕婦參與孕期檢查和住院分娩。

團隊

以華盛頓大學和貢德爾大學的合作為基礎，委員會包括項目發起者，前微軟高管Nancy，華盛頓大學全球衛生部門的教授，臨床醫學教授，西雅圖Presbyterian教堂，貢德爾大學公共衛生部門教授，臨床醫學教授，及衣索比亞北貢德爾主教區東正教教堂。埃塞方主要有兩名教授，項目負責人和項目經理。項目負責人是貢德爾大學醫學院內科醫生Dr. Getahun，他也有著公共衛生碩士學位；項目經理是貢德爾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的老師Adino，Adino同時是一位非常保守的東正教教徒，與當地教堂有著非常好的關係。

每年SCOPE會從華盛頓大學在校生中選擇1-3位學生到貢德爾參與項目的開展，通常3-6個月。美國團隊的教授和負責人在有需要時會到衣索比亞參與項目，其餘時間參與項目的學生是在衣索比亞的美國團隊唯一代表，因此學生和埃塞團隊的合作對項目的發展至關重要。在埃塞期間項目負責人Dr. Getahun負責監督學生的項目進展和安全。

工作

每個學生的工作內容各不相同，根據申請者的背景經歷和項目需要在面試和挑選候選人時安排好任務。比如我負責的主要是結合當地已有數據資料，為項目的基線評估建立評估工具：問卷；電子問卷工具（OpenDataKit，ODK) ；建立基線評估規標準操作程序：教堂和衛生機構的取樣方法，受訪者取樣方法；試點&反饋；並為當地團隊提供培訓課程ODK，使他們能夠在未來我完成項目後獨立進行數據採集和數據管理，以及在未來的其他項目中使用該工具。另外2名學生1名在我完成後接手並參與數據的採集，1名參與對社區領導者和衛生機構工作者的焦點訪談小組。

每周每位學生和項目負責人分別提交一周工作報告，主要描述本周工作內容。

每周一有一次與美國團隊的Skype例會，參與者包括埃塞項目負責人，項目經理，項目參與學生，美國團隊的項目總經理，發起者，有時根據需要有相關教授的參與。主要討論項目的協調，工作中遇到的問題，約1小時左右。

反饋

在工作中，由於背景文化工作習慣的不同，出現很多我意料之外的分歧。比如即使我對「遲到文化」已經有所準備，當我發現每次開會都要等30分鐘以上，多人會議中有的甚至不會預知你他不到場，已購買等了半年還沒到的平板電腦時，還是蠻驚訝的。但其實包容不同的習慣並不困難，困難在於如果向他們表達我的需求和不滿。並且在我嘗試做一個」好客人」的同時，當地團隊也在嘗試做一個「好主人「，因此要讓他們對我提要求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他們通常會說「it』s good, it』s ok」。但是如果合作雙方不能有效交流反饋或不交流，勢必影響合作質量。

每周我和當地團隊會分別向西雅圖的團隊提交一周工作報告和意見，每次我都會默默的加上我的下周計劃，並提出是否可以在周一例會進行討論。這樣即使有的計劃已經被往後推過幾次，多次的討論和計劃，也會讓想做」好主人「的當地團隊不好意思繼續往後推。到一個月的時候，我也會問衣索比亞的項目負責人和經歷對我的工作是否有什麼意見和建議，並告訴他們我很需要他們的建議來幫助我以後更好的工作。他們不僅大方地對我的工作給予肯定，也誠懇的提出了很多有用建議。此外，他們還向我解釋了很多當地的文化和制度，希望我諒解為什麼有的時候項目問題會出現，我怎樣做可以更好的幫助他們解決。這不僅讓我知道了我的不足，也讓我更好的理解不同國家和背景之間需要用不同的方法來解決問題。

交流與合作

由於懶+先天沒有做菜的天賦，大部分的時候我都在探索當地的小吃，或者跟著當地人吃，當地人吃啥我吃啥，Guesthouse旁邊小賣部的姑娘總是給我免費嘗他們的小吃，吃多了就覺得既沒有拉肚子，還挺好吃的。至今已經吃到了世界上最好吃的蠶豆糊、牛肉和水果糊！！！由於我沒事就四處問他們什麼好吃，現在他們每次去吃什麼好吃的都會問我去不去。高興死了！

有的時候運氣好還能在吃飯的時候遇到他們的朋友，互相認識後發現還有可以合作的項目，比如我通過團隊的老師認識了當地NGO的發起人，並為我提供了一個青少年健康項目的實習機會，正好可以滿足我修的一門課的學分。在我去首都Addis拜訪中國團隊期間，通過朋友認識在US CDC工作的負責人，在閑聊中談到了我們的項目，並受到了到美國大使館展示我們項目的機會，也是完全沒有意料到的。美國團隊也非常高興我們有這樣的展示機會。

中國 vs. 美國

由此可以看出，中國的援助形式對與歐美國家來說是獨特的，通過採訪兩支醫療隊和我參與項目的對比，我認為不同的團隊和工作方式各有優缺點，中國團隊所擁有的優勢，是很多國家望塵莫及的，如果能不斷提高，潛力無限。

1. 工作地點

來自中國的兩支醫療隊都在首都的醫院，通過與中國的醫生的交談發現，相當一部分的衣索比亞醫生不認為自己需要培訓或者技術上的幫助，他們更多期待我們在醫療器械的維護上幫助他們。在大部分的非洲國家，衛生資源多集中在首都，並且大部分精英都在首都的學校或者醫院。因此首都通常不是最缺幫助和培訓的地方。

我們的項目選在了貢德爾這座古城，這裡與醫療有關的援助項目有來自美國、英國、德國、瑞士、比利時、荷蘭等發達國家的，多在臨床項目，但是還沒有發現中國的衛生相關援助項目。據我與當地醫生和參與援助的醫務人員的交談中了解，這裡醫療資源相對於首都更顯不足，尤其是經過良好培訓的醫務人員嚴重不足，亟需培訓項目。如果能考慮到這些地方進行培訓，即使一些中等年資的中國醫生也可勝任培訓項目，我認為效果也許會更加顯著。

2. 團隊

中國援助團隊一般以團隊的方式參與，團隊行動的好處是安全性強，隊員之間可互相支持、幫助，比較有安全感，團隊生活也比較有意思。比如可以大家一起買菜，做飯，開展一些我們熟悉的娛樂活動。在工作上雖然大家來自不同的科室，但是也可以互相幫助，團體在工作中的存在感就更強。

相比之下，大部分歐美國家的當地援助項目參與者為每次1-2人，大部分管理團隊留在本國。這需要到當地的隊員有較強的迅速適應當地工作生活的能力，因為比較相比當地團隊你是少數，他們也不會為你而做很多工作上的調整。安全感就沒有團隊工作那麼強，比如由於檔期問題，我和另外兩個fellow不能同一時間來，只身前往一個完全陌生的國家，還不會說當地語言，還是有點害怕的，至少是我從來沒經歷過的。

除了安全感和存在感以外，歐美團隊的多樣性也是我很喜歡的，例如不僅是項目的合作，歐美還輸送在讀學生到當地參與項目，不但促進項目的進程，還能促進兩個學校直接的交流和合作。我認為如果我現在的團隊可以更多樣性的話，會有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有公共衛生的，華盛頓大學臨床醫學院的，甚至MPA, MBA的。記得以前做的一個group project就是有很多不同專業的學生，我在他們身上學到了非常多！所以我認為多樣化的團隊是非常有必要。例如如果咱們中國的醫療隊如果可以加入流行病學專家，會豐富合作模式。促進臨床研究合作，流行學項目合作，或者增加學生交流項目，為兩國在校學生提供交流訪問的機會。

3. 反饋

我認為在反饋上來說，歐美的團隊更傾向於直接交流，有時確實讓當地人感到不小的壓力。而中國團隊的溝通方式會比較「溫和」一些。

可能的原因有：歐美的團隊自身也有很多周會，定期交流和進行反饋，與例行周會不同，大家都會期望自己或者其他與會者在交流中直接說出自己的想法，進行討論，而不是單純被告知已做好的決定。而中國團隊會更適應以領導帶頭形成同一意見，如果與自己意見不同，會更傾向與包容和「以大局為重」。

這些特質造成在與當地人交流時，歐美的團隊希望能自由地表達自己想法，期望當地團隊也能給出意見，再進行討論，即使不能達到預期目標，能讓對方聽到自己的想法他們認為也很重要。因此我們每周的會議不僅在當地的兩方團隊參加，在本國的管理團隊也會以視訊的方式參與。在美國的項目經理有公共管理出生，著豐富的管理經驗，說話與溝通都相當有技巧，即使只是視訊通話，他們也能說出強有力的意見和要求，讓人難以拒絕。相比之下，中國團隊的團隊組成較為單一，溝通通常依賴在援助國的團隊。而團隊的領導者通常是年資較高的醫生，他們在專業技術上都毋庸置疑，然而談判和溝通並不會是他們的長項。在談判中不免會傾向於讓雙方都感到比較舒適的「互相包容」，甚至在工作中也會發現，選擇「沉默」「包容」會比「發聲」卻不一定會改變（可能讓情況更糟）實際得多。

4. 與當地人的生活習慣差距

通常參與援助的志願者都有來自自己國家不錯的補助，雖然在本國是比較正常的或者較低的報酬，再轉換為當地貨幣以後就相當多了。比如我的項目每月支付我$1000作為吃住的補助，在美國很低的工資，轉化為衣索比亞幣後，是當地高年資醫生和教授的工作，也是大部分本地中產階級全家的月總收入。我們認為很正常的行為，例如只和瓶裝水，每餐必點飲料，扔掉壞掉的零食和水果，在當地人眼裡都是不可思議的。因此大部分志願者的生活都對當地人來說都是非常奢侈的。這不免會讓當地人感到失落，尤其是和你一起工作的朋友。

由於很多歐美來的志願者都是個人，為了安全起見，一般會安排他們住在當地最好的幾個酒店裡，出行大部分也是坐的士，或者三輪車，而三輪車的相同距離的價格是當地人乘坐的迷你小巴的15倍。雖然這些費用多由自願者自己出，但是還是會讓當地人非常詫異。例如我來的第一個星期，我還是比較害怕一個人每天走30分鐘去學校，因為路上的人總是衝出來和我說話、握手，也害怕迷路。於是每天坐三輪車去學校，項目負責人（一名內科醫師）知道後很驚訝的問我，你不喜歡走路嗎？早上和下午涼快的時候走路是很舒服的。或者他們問我在哪裡吃飯，我說在佛羅里達酒店，他們說天啊，你每天在那裡吃嗎？不要去那裡了，那裡貴的離譜。之後我就一直在嘗試改變，也會發現其他在這裡很多年的外國人都在嘗試接近當地人的生活方式，不鋪張浪費。

相比之下，中國團隊一般人數較多，集體行動不論在出行飲食和住宿方面都能節約不少錢。例如所有人一起住在一個house里，自己做飯，每天可安排轉車負責接送，這些在當地人的眼裡顯得比較正常，不會感到較大落差。我認為這個是更好的合作的前提。

5. 與當地的交流

由於歐美項目的當地隊員很少，這樣的形式反而幫助我融入當地的文化及團隊。我住的地方到我工作的地方大約需要走半小時。團隊成員看到我每天坐車就問我是不是害怕一個人走，就陪我走了幾次，順帶為我介紹沿路的風景和其中的故事，就發現在白天一個人走路也不會是一件可怕的事。他們也會帶我去吃當地的美食，所以現在貢德爾哪裡有好吃的都非常清楚。1-2個人的話也比較容易融入當地外國人的群體，因為大家都是1-2人的小團隊，會經常在一起組織活動：定期計劃一些短途旅遊，野餐和聚會。

而中國團隊通常傾向於在自己的群體中活動，較少與當地人交流。當然這不單是團隊人數較多的原因造成，亞洲文化及語言障礙是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但是這也讓其他國家的人不了解我們的團隊，甚至相當一部分當地衛生部門的工作人員不知道咱們醫療隊的存在。我認為如果能與當地或者其他援助國的人員的一起互動，不僅能促進合作機會，讓業餘生活豐富多彩，不同文化的交流也總能給你帶來不同的驚喜。有的時候不以團隊的形式進行互動，反而會更容易讓人接近。

6. 可持續發展性

中國的團隊通常由政府組織，資金來源於政府，因此通常可進行相當長時間的援助合作，這也對當地衛生系統的可持續性非常有益。鑒於中國團隊的可持續發展性，如果中國的團隊能不僅限與臨床工作，促進學術、教育、學校之間的交流，也會是一個非常棒的合作平台。

相比之下，歐美的團隊，在自己國家就遭受很多詬病，例如短期項目較多，高度依賴與下一年是否有資金來源；過多分散的小項目，不僅不一定能對當地衛生髮展有效，還會削弱當地政府的影響，對長期發展相當有害。這也是現在大部分歐美項目尋找與當地大學或政府合作的原因。

7. 潛力

中國的援助團隊由政府發起，穩定的資金來源，與當地政府或衛生機構直接合作，我個人覺得中國醫療援助團隊的潛力不容小覷，有著難以想像的發展空間。

如能增強團隊管理隊伍和在援助國建立中國健康項目的支持辦公室也許讓我們的團隊更好的發揮作用。

例如醫院隊的醫務人員的工作都很繁忙且通常沒有行政管理的經歷，如果能有一個團隊行專管理人員會很有幫助。有良好語言技能和溝通技能的團隊經理可有助於和當地團隊行政管理人員的交流，其他國家援助項目的交流，甚至與當地CDC的交流。適當的宣傳及組織與當地政府或者衛生組織的交流可促進更多的合作機會及擴大醫療隊影響力。

隨著在非洲進行衛生項目的中國工作團隊越來越多，如果能像美國 CDC在各個國家建立的辦公室支持各種衛生項目，有一個中國衛生項目辦公室協調各個中國項目之間的協作，可實現資源最優化，其他有中國人在的項目也可能向其尋找合作機會。並可能幫助到大量在非洲國家的中國建築工人健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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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懿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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