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躲避政治迫害保全性命，他們少講話不講話講空話，卻成為受人追捧的名士，文學也自覺地獨立出來

中國文化地圖連載三十

作者 武斌

第五章 分裂動蕩時代的文化生機

（連載漸入高潮 親們敬請關注）

名士風度

魏晉名士以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賢為代表，尤以竹林七賢最為著名，魏晉名士風度指的是以竹林七賢為代表的名士們的社會形象。他們的言談與儀錶以及由此反映的文化素養與精神狀態，從一個側面表現了那個時代的文化面貌。

魏晉風度在中國歷史上一直是文人士大夫們所津津樂道的話題和追崇的典範。在很多人看來，魏晉風度是一種真正的名士風範，所謂是真名士自風流，由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雋秀王衍、樂廣至於江左領袖王導、謝安，莫不是清峻通脫，表現出的那一派「煙雲水氣」而又「風流自賞」的氣度，幾追仙姿，為後世景仰。實際上,這種「風度」是那個時代的特殊產物。社會動蕩迷茫，名士們思治而不得，苟全性命於亂世，心態發生了畸形的裂變。他們對天下對自己都陷入了絕望，對人生對未來喪失了信心，於是，擺脫名教而自命通達，成為當時的流行風尚。

魏晉名士們崇尚清談。東漢末年，士人中間「清議」之風盛行。他們「品核公卿，裁量執政」，「上議朝政，下譏卿士」，體現了古代知識分子積极參与政治的責任感。然而由於黨錮之禍，很多名士被殺害。以後又因軍閥混戰，政權頻繁更疊，造成「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的恐怖局面。於是，名士們大都緘默下來，不言時政，而由「清議」轉向「言及玄遠」的「清談」玄學。這些名士言詞高妙，精神超俗，「托杯玄勝，遠詠庄老」、「以清淡為經濟」，喜好飲酒，不務世事，以隱逸為高。「竹林七賢」包括山濤、嵇康、阮籍、向秀、劉伶、阮威、王戎七人。《魏氏春秋》說，此七人「相與友善，游於竹林，號為七賢」。他們常在河內(洛陽黃河對岸一帶，今濟源市境內)竹林中聚會，縱酒賦詩，高談「三玄」。他們面對禍福難卜的政治現實，對功名利祿避之唯恐不遠，對高官寵爵逃之只怕不速。他們認為躲避政治迫害的最好辦法就是少講話，不講話，或者講一些無關痛癢的廢話和模稜兩可的「玄言」。司馬昭就曾稱阮籍為天下第一謹慎之人，他說，「吾每與之言，言及玄遠，而未嘗評論時事，臧否人物」。

風流名士們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誕而風流自賞。《世說新語》記載：「王子猷居山陰，逢雪夜，忽憶剡縣戴安道，即時登舟造訪，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答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魏晉名士時常衣著怪誕，違反常態。或者過分講究化妝，使男人女性化，或者不修邊幅、放浪形骸。當時的名士追求陰盛陽衰的病態美，「士大夫手持粉白，口習清言，綽約嫣然」。書法家王羲之為女性化的杜弘治那種「天姿國色」所傾倒，嘆道：「此公面如凝脂，眼如點漆，真神仙中人也！」他刻意仿效，使自己也「飄如游雲，矯若驚龍」。這種風氣一直延續到南朝。梁朝全盛時，貴族子弟無不「薰衣剃面，傅粉施朱」。與此相反的是，一些名士放浪不羈，接待賓客時故意穿破衣爛衫，「望客而喚狗」，甚至赤身裸體，一絲不掛，美其名曰「通達」。《晉書·光逸傳》說：「尋以世難，避亂渡江，復依輔之。初至，屬輔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散發裸裎，閉室酣飲已累日。逸將排戶入，守者不聽，逸便於戶外脫衣露頭於狗竇中窺之而大叫。輔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遂與飲，不舍晝夜。時人謂之八達。」《晉書》還說：「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頭散發，裸袒箕踞。其後，貴遊子弟阮瞻、王澄、謝鯤、胡毋輔之之徒，皆祖述於籍，謂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幘，脫衣服，露醜惡，同禽獸。甚者名之為通，次者名之為達也。」據傳說「竹林七賢」之一的劉伶，縱酒佯狂，身上一絲不掛於屋中，人見均嗤之，他卻反唇相譏：「我以天地為房屋，以房屋為衣褲，你們幹嗎要鑽到我褲襠里來呢？」他們穿衣喜寬袍大袖且經久不洗，故而多虱，因而「捫虱而談」，在當時是件很高雅的舉動。對此，章太炎評論說：「蓋放蕩之至，竟似習與性成矣。」無他，正始、「竹林之為放，有疾而為顰者也；元康之為放，無德而折巾者也。」

在當時的士人之中服藥飲灑之風盛行。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服藥成為士大夫中的一種風氣。他們服的葯統稱「寒食散」，大多以礦石為基本成分，不僅毫無滋補作用，反而還含有毒素。服藥以後人體忽冷忽熱，身體陷入難言的痛苦之中，精神進入莫名的恍惚狀態。他們還借散熱驅寒的需要，赤膊跳奔，放浪形骸，做出種種荒誕無稽的舉動。與此同時，飲灑之習也在士人們中大盛。竹林七賢便大多喜歡酗酒，阮籍、嵇康、劉伶等都以嗜酒出名。這些人喝酒以後也做出一些不穿衣服、不帶帽子的怪模怪樣。《世語新說》中說道：「名士不必須奇才，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清談、服藥和酗酒，以及由此而引發的種種荒誕舉動都是魏晉士人為躲避政治災禍而採取的全身之策，劉伶寫了一篇《酒德頌》，透露飲酒的原因是有人向他「陳說禮法，是非蜂起」，只有沉醉，才可無思無慮。

魏晉名士大多淡泊名利，遠避權貴，將其精神奇于山林江河之間，抱負化在文章學問之中。他們對未來充滿幻想和希望，憧憬一種「無君而庶物定，無臣而萬事理」的理想社會。他們的這種思想後來被陶淵明發展成為桃源樂土式的理想。這種世外桃源的理想在很長時間內成了名士們寄託精神的所在。這些都是名士風度的美好一面。以魏晉風度為開端的儒道互補的士大夫精神，從根本上奠定了中國知識分子的人格基礎，影響相當深遠。可是，魏晉風度的所及，也帶來了弊端，許多人趕時髦，心情也並非嵇康、阮籍似的沉重，卻也學他們的放達。正如魯迅指出：「東晉以後，作假的人就很多，在街邊睡倒，說是『散發』，以示闊氣。就像清時的尊讀書，就有人以墨塗唇，表示他是剛才寫了很多字的樣子。故我想，衣大、穿屐、散發等等，後來效之，不吃（葯）也學起來，與理論的提倡實在是無關的。」

文學的自覺時代

魏晉南北朝時期，被魯迅稱為「文學的自覺時代」。所謂文學的「自覺時代」，就是文學擺脫了對傳統儒學的依附地位，走上了獨立發展的道路。所以魯迅又說：「這時代的文學的確有點異彩。」

在先秦和兩漢，中國文壇曾出現過許多堪稱絕唱的偉大作品，但它們都混同於經、史、子之中，作者在寫作時，並沒有進行「文學創作」的自我意識。

先秦時已出現了「文學」一詞，不過那時的文學泛指文章博學。兩漢時開始有「文學」和「文章」之分，「文學」指只有學術意義的文獻經典，「文章」指帶有文彩的詞章，其意思雖接近後世的文學概念，但仍十分雜泛，包括許多非文學的文體。兩漢士人，皓首窮經，文學以潤色鴻業、諷喻教化為唯一職能，文學得不到獨立的地位，也難以實現其美學價值。

直到漢末大亂，士人們從儒學經典中掙脫出來，轉而探討起生與死、命運、人生價值等切近人生的問題，文學觀念的變革也由此而起。文學從經、史諸學中走了出來，文學所特有的抒瀉憂鬱、娛悅性情的審美功能逐漸被人們所認識。

到了南朝宋文帝時，在國家學校中專設文學館，與儒學、玄學、史學並立，成為顯著的標誌。從正史的記載來看，宋代范曄著《後漢書》首次立《文苑傳》，專記文學家的事迹，梁代蕭子顯著《南齊書》也專設《文學傳》，同樣反映了文學在這時已獨立為一科的史實。

這個時期的文學的自覺，首先表現在文學觀念的變革。魏文帝曹丕著《典論·論文》，是這一文學觀念變革的重要標誌。曹丕首先提出文學本身具有獨立存在的價值和不可磨滅的無限性品格。他說：

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

曹丕不僅劃時代地提出了「文學不朽」的觀點，而且第一次明確強調了主體的個性、氣質。天才與文藝創作的不可分離的聯繫，強調錶現個體靈魂是文學的重要功能。他還對文學與論說文字、應用文字的不同性質進行了區分，突出了文學的獨立地位和審美持性。魯迅曾高度評價曹丕對於當時的「文學的自覺」所做的功績：「他說詩賦不必寓教訓，反對那些寓訓勉於詩賦的見解，用近代文學眼光看來，曹丕的一個時代可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或如近代所說的為藝術而藝術的一樣。」

繼曹丕之後，西晉人陸機著《文賦》，對文學創作進行了更詳細的論述。南朝時的劉勰著《文心雕龍》，則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部「體大而慮周」的文學理論專著，對文學展開了多方面、多層次的理論探論，體大思精，新見疊出，「解析神質，包舉洪纖，開源發流，為世楷式」。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學自覺，更突出表現在當時的文壇興旺，創作繁盛，名人輩出，高潮疊起，一片全新的氣象。這一時期社會的上層包括許多帝王在內，普遍熱心於文學創作，從而影響了整個社會。

這種文學創作的全新氣象，最先體現在開風氣之光的建安詩歌中。文學史一般稱東漢建安年間至曹魏黃初、太和年間產生的詩歌為「建安詩歌」。建安詩歌是中國文學史上文人詩歌的第一個繁榮時期。它的代表人物是有「三曹」之稱的曹操、曹丕、曹植，以及曹操的幕僚王某、陳琳、阮瑀、應瑒、劉楨、徐幹（此六人與孔融合稱「建安七子」）等人。他們結成了歷史上第一個重要的文學集團。

《宋書·臧燾傳論》說：「自魏氏膺命，主愛雕蟲，家棄章句，人重異術。」概括了建安時代由於曹氏父子的影響，文人的興趣由經學轉向文學的情形。建安詩歌以五言詩體為主，直抒胸臆，個性鮮明。它們或有憂傷喪亂、哀憐民生的真切感受，或有平定天下、建功揚名的豪壯情懷，也有對於個人不幸、命運無常的深沉嘆息。但憐民喪亂、感嘆人生，又總是與及時建功立業的政治激情相聯繫，表現出「志深筆長」、慷慨悲壯的獨特風貌，形成了悲壯、遒勁、慷慨多氣、詠嘆多情的文學風格特徵。前人稱建安文學「悲涼慷慨」，劉勰《文心雕龍》也說：「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用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建安時期文學的這種現實主義風格具有垂範後世的楷模之功，備受後人讚譽，被稱為「漢魏風骨」、「建安風骨」。李白詩說：「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陳子昂詩序：「漢魏風骨，晉宋莫傳。」或稱為「建安體」，如北齊邢邵《廣平王碑文》說：「方見建安之體，復聞正始之音。」唐代王維《別綦毋潛》詩說：「盛得江左風，彌工建安體。」

建安之後，魏晉之際的正始文學、太康文學，也各有千秋，佳作頻出。阮籍的《詠懷詩》、左思的《詠史詩》和郭噗的《遊仙詩》，都是詩以言志，寄託遙深。

與前述玄學的興起相關，玄言詩於西晉永嘉年間開始出現，其宗旨在發揮玄理，這些作品大多缺少形象性，很少真情實感和藝術魅力，其特點正如鍾嶸《詩品》所說，「理過其辭，淡乎寡味」，「平典似道德論」。但也有少數作品蘊含意味，很可一讀。如王羲之、謝萬二人的《蘭亭詩》和孫綽的《秋日詩》等。或著重摹寫景物，或將景、情、理融為一體，從諸多方面體現六朝文人在自然與玄理中追求逍遙自在的恬淡心態。

至東晉末、南朝末初，出現了中國詩歌史上屈原之後、李白杜甫之前最著名的詩人陶淵明。

陶淵明生逢易代之際，雖曾一度出仕，但終不滿官場的虛偽和政治的黑暗，而歸隱於柴桑，躬耕自資，在田園生活中找到了精神歸宿。陶淵明詩可分為田園詩和詠懷詩兩類。他以平淡、樸素而又富有情趣的筆墨，多方面地描寫田園風光，抒寫他在農村的真切感受。以前詩人所忽視的田園景物第一次被陶淵明描繪得那樣美妙和情味雋永，所以後人稱他為「田園詩人」。陶淵明的田園詩開創了中國詩歌史上的一個新的題材領域，對唐宋以來的歷代作家有深遠影響。

陶淵明的另一類詩是詠懷詩，繼承了阮籍和左思的傳統，表現了他對社會現實的不能忘懷和對污濁世俗的不滿。陶詩的突出風格是平淡自然，在質樸、簡約的形式中，包孕豐厚的情韻，蘇軾評陶詩為「質頁實綺，癯而實腴」。

此外，南朝宋代謝靈運的山水詩，景物融合，清麗自然，幽靜淡雅。謝靈運在中國古代詩歌史上有很高的地位，其詩擅長景物刻畫，講究雕琢字句，喜用典故，注重形式，為後人留下許多名篇佳句。南朝的山水詩開拓了以追求神韻靈趣為特徵的新的詩歌美學境界。

南朝齊、粱、陳三代流行的「永明體」新體詩，講空聲律和對偶，著意於詩歌的形式美，是古典詩歌從比較自由的「古體」逐漸走向格律嚴整的「近體」的一個重要過渡階段。

以梁簡文帝蕭綱為代表的「宮體詩」，致力於純美文學，更加講究聲律、對仗和詞藻，形成輕浮絝麗的詩歌風氣。有意識地把邊塞生活作為詩歌的一種重要題材，也是始於南朝。通過這種題材，詩人試圖追求一種悲壯的美，使詩歌呈現出激動人心的力量。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除了詩歌創作的空前繁榮外，在散文、駢文、辭賦等文體上也都展現出這個文學自覺時代的風貌。「建安七子」、「竹林七賢」等人的散文都有很高的造詣。特別是陶淵明的《桃花源記》，不假修飾，落筆成文，而成千古傳誦的奇文。這篇散文實際近於小說，所以又被收錄在據傳是陶淵明著的志怪小說集《搜神後記》中。文中虛構的「世外桃源」，既有儒家幻想的上古之世的淳樸，也有老子宣揚的「小國寡民」社會模式的影子，其中鄉村景象的描繪，又同作者的田園詩意境相似。可以說，它既是作者依據他的社會理想所作的美好想像，也代表了那個動亂時代的廣大民眾對太平社會的嚮往。

此外，伴隨著文學自覺時代的到來，小說創作在魏晉南北朝，初具規模。正式出現了符合現代小說概念的作品。魏晉南北朝小說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志怪小說，以千寶所作《搜神記》為代表。它的興盛與當時道教、佛教以及其他神鬼迷信的流行有直接關係。但其中記載了不少優美的民間傳說，作者有時也會有意無意地脫離宣揚神道的初衷，寫出富有藝術趣味的作品。在志怪小說中，很多地方反映了當時人們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情趣。一類是軼事小說，以劉義慶的《世語新說》為代表。內容專門記敘漢末以來上層文士的言行，尤詳於東晉。它的每一篇都很短小，卻能寫照傳神，刻畫出各種人物的精神面貌。其語言以簡潔雋永見長。這兩類小說都對後世的文學創作有很大影響。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個具有文學的自覺意識、在各方面富於創新精神的時代。儘管這個時代的文學中許多新的東西還沒有發展成熟，但是它為後代的文學確立了一些重要的原則，提供了多樣的發展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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