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眼20年，亞洲從1997年金融危機中吸取教訓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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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Michael Schuman

亞洲地區的債務水平一直在上升

債務阻礙了韓國和馬來西亞等國的經濟增長

韓國前總統金大中(Kim Dae-jung)曾經給我講過一個故事，充分體現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的改革精神。

在他對越南進行正式訪問期間，有位惶恐不安的訪客從首爾趕來，請求面見總統。他就是聲名顯赫的韓國大宇集團(Daewoo Group)創始人金宇中(Kim Woo-choong)，該集團當時是韓國第二大財團。在河內共進早餐時，這位商界大亨表示他的公司正在陷入財務危機，懇求總統伸出援手。

韓國前總統金大中

在過去，這樣的請求可能會獲得首肯。韓國總統依照慣例支持被稱為「財閥」的本國大型企業集團，因為這些企業是韓國經濟快速增長的動力。可是，財閥被人詬病的商業行為導致了債務、產能過剩和行賄問題，也是這場經濟危機爆發的主要原因。金大中總統意識到，無論有多麼痛苦，採取新的態度都是當務之急。他打發大宇集團掌門人回到國內，只做了一番訓示：管好你自己的問題。不久之後，大宇集團就解體了。

這是個很有膽識的決定，卻只是亞洲地區的官員為了挽救本國經濟擺脫金融危機所做的無數艱難抉擇之一。從1997年7月開始，包括韓國、印度尼西亞、泰國和馬來西亞在內的亞洲地區經濟表現最好的幾個國家陷入了嚴重的債務危機，出現投資者逃離、本幣暴跌、企業破產和經濟增長放緩的現象。

當時我是派駐首爾的記者，幾乎每個星期都有新改革措施出台。亞洲各國大量銀行倒閉、企業重組、集團解體、市場開放。在某些情況下，政策制定者頂住各方壓力進行改革，許多人蒙受了損失。

雅加達爆發的嚴重社會騷亂久未平息；

首爾的工薪階層處境尷尬，難以告訴家人自己被解僱的實情，只好每天早上穿著深色西裝，在當地公園裡閑逛。

可是亞洲擺脫金融危機後變得更加強大，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那些沒有推卸艱難責任的各國總統、部長和技術官僚。

不幸的是，亞洲應對1997年金融危機的改革精神已喪失大半。近年來，亞洲更是以改革進展緩慢而著稱，即使面臨不斷上升的風險和日益惡化的經濟失調。面對這些新的威脅，亞洲各國政府必須重拾20年前推動變革的那種緊迫感。

比如，你可以回顧韓國過去10年的發展。金大中放棄了支持大宇集團，可是最近的幾任韓國總統更傾向於赦免那些被指控犯有各種罪行的財閥掌門人，而不是削弱他們的勢力、改善公司治理。這些後果在過去一年裡浮出水面，另一起財閥引發的腐敗醜聞甚至讓一任韓國總統倒台。

政策制定者的保守態度也對經濟增長造成損害。印度尼西亞本來應當是全世界表現最出色的新興經濟體之一，可是由於過度監管和基礎設施薄弱，該國經濟增長率僅在5%左右徘徊。其實，亞洲地區的債務水平一直在上升。雖然並沒有達到引發危機的程度，可是債務阻礙了韓國和馬來西亞等國的經濟增長。

韓國現任總統文在寅

不過，也許另一波變革正在醞釀之中。

韓國新任總統文在寅(Moon Jae-in)表示，他打算限制財閥及其控股家族的影響力，從而創造有利於小企業的公平競爭環境。

印度尼西亞總統佐科·維多多(Joko Widodo)推行了雄心勃勃的稅收豁免計劃，同時眾多行業都在加大對外資的開放。現在，人們希望維多多能解決一些更棘手的問題，比如過度監管的勞動力市場，過度監管讓印尼實現經濟多元化所需的工廠望而卻步。

當危機讓政策制定者別無選擇的時候，改革總是更容易進行。而如果沒有進一步的變革，亞洲還會繼續過度依賴債務而不是提高生產率來實現經濟增長。在貧窮國家，家庭福利的改善又將推後。

正如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前幾年那樣，經濟弊端發展到某個地步，可能會使亞洲地區再次面臨一場金融危機。當你需要的時候，亞洲還會出現下一個金大中嗎？

（本文內容不代表彭博編輯委員會、彭博有限合夥企業、《商業周刊/中文版》及其所有者的觀點。）

編輯：林一丹、格根坦娜

翻譯：孟潔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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