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誤割好腎後，梁啟超為何不敢聲張而甘願自認倒霉？

作者：金滿樓

二十世紀初，國內的大多數西醫都認為，中醫會隨著不可阻礙的醫學發展而必然走向衰亡，但結果卻並沒有像他們預料的那樣。

到1935年時，著名西醫伍連德也不得不沮喪地認為，上海每八個病人中，大概只有一名願意就診西醫。

正因為如此，西醫界人士在民國成立後即開始尋求政治資源的支持來擴展西醫的生存空間，由此也引發了中西醫之間的激烈衝突。

最早提及廢除中醫藥的是民初任教育總長的汪大燮，其在京師醫學會代表要求將中醫列入醫學教育系統時曾毫不掩飾地說：

「余決意今後廢去中醫，不用中藥。所請立案一節，難以照準。」

汪的言論引發了中醫藥界人士的強烈抗議，來自全國十九個省的中醫代表團隨後向國務院和教育部請願，要求政府拋棄廢除中醫藥的政策。

在此壓力下，廢除中醫及中醫教育的動議也就不了了之。

汪大燮

1925年孫中山北上就醫時，中西醫之爭再度興起。

當時孫的肝癌病情已到晚期，治療方案上也出現爭議，其中張靜江認為放療效果不大，因而極力主張請中醫治療，宋慶齡等人也都贊成。

但是，湯爾和等西醫堅決反對中醫療法，其所在協和醫院（西醫院）也態度強硬地聲稱，如服用中藥的話，就必須搬出醫院，即便顯貴如孫者也不能例外。

在此情況下，孫中山搬出協和醫院移居鐵獅子胡同行轅，改由中醫治療。著名中醫陸仲安、唐堯欽、周樹芬三人曾共同診視一周並開出方劑，孫在服藥兩劑後情況有所好轉。

但數日後，孫又停止服用中藥而繼續用西醫之法利尿、止瀉等對症處理，直至病逝。

北大校長蔣夢麟回憶說，孫中山病危時曾談起對中醫的看法，「他說，他本身是醫生，他知道現代醫藥束手時，中醫的確有時也能治好疑難病症。他說:『一隻沒有裝羅盤的船也可能到達目的地，而一隻裝了羅盤的船有時反而不能到達。但是我寧願利用科學儀器來航行。』朋友仍舊一再勸他吃點中藥，他不忍過於拂逆朋友的好意，最後終於同意了。」

孫中山不願看中醫並不奇怪，因其早年畢業於香港西醫書院，對中醫有所抵觸也在所難免。

孫先生病逝後，遺體被運回協和醫院做防腐處理並進行胸腹腔解剖。

遺憾的是，待新的檢驗報告出來後，醫生們得出與此前不同的診斷結果，即認為孫先生的病是癌細胞侵入肝體後阻塞膽管，並向肺、腹膜及腸廣泛性轉移所形成，其關鍵的病變部位在膽囊和膽管，即膽囊腺癌，但此刻為時已晚了。

按：梁啟超也堅決反對中醫，不過後來也被協和醫院的西醫誤割好腎。事後，梁啟超為了西醫的聲譽而不願聲張，其表示，如果自己起訴協和醫院，既有違於其一貫的主張，同時也會給西醫帶來不利的影響。

所以，梁啟超只好打落牙齒和血吞，自己把這事給壓了下來。最終，梁啟超亦卒於此。

二十年代後，隨著新文化運動的不斷深入，中國傳統及文化遭到前所未有的大批判，中醫也在這場主張「全盤西化」的浪潮中遭受重創。

如胡適批評中醫「毫無學理，不足為法；」魯迅說「中醫不過是有意無意的騙子」；傅斯年聲稱「我是寧死不請教中醫的，因為我覺得不如此，便對不住我受的教育」。

新派知識分子們與傳統決絕的態度，無疑令社會輿論變得更為不理性，以至於後來還出現了「漢字不滅，中國必亡」等驚世駭俗之論。

有意思的是，在孫中山病危時，汪精衛一度轉而支持中醫療法，此舉遭到西醫湯爾和的強烈反對並在北京《晨報》上發文指責。

汪精衛隨後作《答湯爾和先生》一文，對其貶斥中醫的態度予以回擊：

「凡是有科學思想的人，都是很虛心的，都知道現在的科學對於世界萬物所知道的還很少，所不知道的還是很多。例如癌病，科學今日尚未能發現特效藥。

至於將來能否發現，是科學家發現還是非科學家偶然發現而為科學家所注意，現在無人敢說肯定的話。

如果有人肯定說非科學家不能發現特效藥，科學家尚未發現，其它一切人類便無發現之可能。那麼，我要以湯先生的話贈他道：『這是名為科學家，實則頑固派』」。

民國初年，一些新生流派或主義最喜歡自封「科學、民主、革命」，然後動輒給反對派及不同意見者扣上「迷信、保守、反動」的大帽子，以為這樣就代表了進步潮流。

實則，這種事前假定的正確和不容討論的專橫，往往起到適得其反甚至倒退的效果。

汪的文章，實際上將討論上升到「什麼是真正的科學精神」層面，其指斥的也是這種不理性現象。應該說，此時汪精衛對待中西醫之爭還是相對理性的。

節選自金滿樓：《民國原來是這樣》，現代出版社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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