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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說電影會給你三倍生命的人,再也回不來了

十年前的今天,電影大師楊德昌在家中病逝。

他有許多經典作品,比如《一一》、《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他與侯孝賢,一直被認為是中國台灣電影新浪潮的代表人物。

他的經典電影《一一》里,有許多歷久彌新的台詞:

「自從電影發明以後,人類的生命就至少延長了三倍」 。

「你自己看不到,所以我拍給你看。」

「本來以為,我再活一次的話,也許會有什麼不一樣。結果還是差不多,沒什麼不同。只是突然覺得,再活一次的話,好像,真的沒那個必要。」

也許這是楊德昌對人生的感慨,也是是對電影的見解——

冷靜,深刻,尖銳。

你看完他的電影以後,也許不記得他說了什麼故事,卻一直會記得他的句子。

今天給大家推薦一篇《南方周末》刊於2007年的人物舊稿,寫得非常好。

這篇文章是紀念,也是祭奠。

向大師致敬。

楊德昌:你們究竟想看什麼電影呢?

作者:袁蕾

賴梵耘是賴聲川和丁乃竺的女兒,她住在台北近郊陽明山一個大房子里,熟悉的、陌生的叔叔阿姨出出進進,楊德昌也是其中一個:「我對楊叔叔印象特別深,他跟我爸爸很像,髮型一樣,也是戴著眼鏡,也是個子很高。」

1990年,賴梵耘10歲,楊叔叔要她演男主角的妹妹,爸爸答應了,她沒有試鏡就直接去了。

「楊叔叔在地上貼一個膠帶,跟我講,你從這裡開始走過去,講話,再走到膠帶那裡停。我是小孩子,他講什麼我就做什麼。」

「那時張震好像才14歲吧,演他哥哥的人真的是他哥哥,演他爸爸的也真是他爸爸。我演張爸爸的女兒,就覺得好高興,因為有一個好帥的爸爸。」賴梵耘的戲份不多,大部分時間她跟其他的小演員玩得很開心,她有幾場睡覺的戲,都是清晨拍的,拍著拍著,她會真的睡著。

這部戲叫《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片長4個小時,講述1950年代的台北,兩個建中的學生,王茂和小四,以及他們那一代人的壓抑、封閉。影片獲得第28屆台灣金馬獎最佳電影、最佳編劇獎;法國《電影手冊》將其評選為年度十佳電影,理由是「可能是楊德昌最好的作品之一,描述青春激揚而又沮喪的生活,很寫實」。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牯嶺街就是他家

大部分人都把《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看成楊德昌的自傳。

「『牯嶺街』簡直就是他家嘛:兩個兄弟,一個很會念書的妹妹,爸爸曾經卷進政治迫害……」焦雄屏跟楊德昌一樣,都是1981年從國外回到台灣開始做電影,被稱為台灣電影新浪潮的留洋派。那一年突然有很多新導演冒了出來。

「楊德昌的電影很能觸及到外省第二代人的心情,他的『牯嶺街』也跟我非常像:公務員的後代,家裡知識分子,住著獨棟的日式房子,女兒很會念書,兒子非常會打架。」焦雄屏說。

1959年,楊德昌12歲,他的初一是在夜間部上的,成績不好,跟老師關係也很冷漠——《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就取材於他所在的台北市立建國高中一起真實的夜校情殺案,「小四」就是楊德昌自己。

「牯嶺街」的製片人余為彥老早就認識楊德昌了,他們都有點台灣小太保的感覺,但又沒加入幫派,「不是壞學生,也都不是好學生」。

楊德昌在美國佛羅里達大學念完電子工程與計算機系碩士之後,去了南加州大學學習電影。他1981年回到台灣,在余為彥的電影《1905年的冬天》里,擔任編劇、製片助理和演員,這時楊德昌已經34歲了。

父母想讓楊德昌讀電子,他不喜歡,但他非常尊重父母,當時電子在台灣很熱門,「算是給了父母一個交待」,跟楊德昌同時出道的新導演張毅說。

1981年,34歲的新導演楊德昌被29歲的老演員張艾嘉看中,參加電視電影集《11個女人》的拍攝,第一次獨立擔任導演,拍了90分鐘的《浮萍》。

1982年,台灣導演陶德辰提出四個年輕導演合拍小成本製作的想法,跟張毅、楊德昌、柯一正一起拍攝了《光陰的故事》。這是一部四段式的影片,被看成是台灣新電影的開山之作。

兩年後,賴聲川和丁乃竺夫婦從美國回到台灣,看到《光陰的故事》,尤其欣賞楊德昌拍攝的《指望》,賴聲川寫了一篇影評,引發出一場筆戰:贊成的人,覺得楊德昌突破了當時台灣繞來繞去談戀愛的「三廳電影」(即飯廳、客廳、咖啡廳);反對的人認為楊德昌的電影太概念化,跟台灣本土距離太遠。

當時楊德昌已拍完真正意義上的第一部獨立長片:《海灘的一天》。

《海灘的一天》,有張艾嘉,也有胡因夢。

楊德昌漸漸成了賴家的常客,兩人經常打街頭籃球,以及探討台灣本土電影,賴家的傢具和女兒也都免費借給楊德昌拍戲。

當時圈子不大,文化人互相串門:丁乃竺去演過侯孝賢的《冬冬的假期》;侯孝賢也當過楊德昌的演員,在《青梅竹馬》里擔任男主角——女主角就是蔡琴。影片拍完,楊德昌和女主角結了婚。

《青梅竹馬》

他們的婚禮是在賴聲川家裡辦的,賴家有一個很大的草地,他們很喜歡那個味道。參加婚禮的是一些很親的朋友,「都沒有喝醉,但是蠻開心的」,丁乃竺說,當天她最緊張,因為得勸說媒體不要報道。楊德昌不善於跟人交往,更不願暴露自己的隱私——不幸的是,從他結婚那天開始,他的隱私就不斷在媒體上被人評說、討論,直到去世之後,媒體還是翻出了他跟蔡琴「十年無性婚姻」。

「十年無性婚姻」是一個誇張的說法——事實上是八年,結婚前兩年,兩人還很恩愛。

「楊德昌說,有一天他發現自己跟蔡琴的世界觀都是不同的,驚覺的那天,他連起床的力氣都沒有。」直到楊德昌和彭鎧立的事情被媒體報道出來,丁乃竺才聽到楊德昌親口講述這段感情,她說:「檸檬跟牛奶,都是很好的東西,但放在一起就會結塊。」

「細數他一生共完成了八部電影,在我們生命聯集的十年中,我竟見證了一半……」7月2日,蔡琴作為「楊德昌的前妻」,被媒體逼著發表公開信,「電話錄音里數不清的媒體留言,都希望我回電……所有人卻急著要一篇『前妻的反應』……我怎麼告訴外頭,我都還來不及感受呢……直到一天將盡,從電視上,我已看過他那被重複了又重複的身影后,一陣強烈而尖銳的刺痛,才刺醒了我的感覺!」

2000年,35歲的彭鎧立和53歲的楊德昌在美國結婚,彭鎧立是台灣的鋼琴家、時尚評論家,楊德昌的八部影片,她只見證了一部,就是《一一》——她為影片彈奏了《月光奏鳴曲》。

彭鎧立和楊德昌

直到現在焦雄屏還記得1986年11月6日那個甜蜜的日子,侯孝賢、陳國富、賴聲川、朱天文等53個文化人聚在楊德昌家裡,簽訂了「台灣電影宣言」。簽完宣言,蔡琴告訴大家,這天剛好也是楊德昌40歲的生日,大家開始起鬨,焦雄屏說,不知道是誰,站在凳子上,俯拍了一張全家福,「可惜現在找不到了」。

真的是拿命在創作

1986年簽署的「台灣電影宣言」,對電影環境提出了三個懷疑:懷疑電影政策管理單位的立場;懷疑大眾傳媒的作用;懷疑評論體系的矛盾。

三個懷疑讓新舊影評人打成一團,但「懷疑」沒有得到重視和解決。這一年台灣電影從先前年平均120部減到85部。

1989年台灣當局開始實行一年一度的「國片製作輔導金」。輔導金成為台灣電影「通過電影拓展國際空間」的買路錢,其投向嚴重向「藝術片」傾斜,鼓勵台灣電影參加國際影展並獲獎,而台灣本土的「商業電影」紛紛轉投香港。台灣越來越沒有商業影片。

「宣言」成為台灣電影走向沒落的標誌。

當年簽署宣言的導演們對電影的堅持,變成了迂腐的笑柄;媒體和影評人把責任往「藝術導演」身上推,侯孝賢也自嘲:「台灣電影就是我和楊德昌搞死的。」

楊德昌和侯孝賢

「楊德昌在電影上有很多委屈,有一次他說,其實就是我們太在意電影了,希望觀眾看到不一樣的東西。有時候我走在街上,看著行人,我就在想,你們究竟想看什麼電影呢?他們可能不在乎,但是我們在乎。」丁乃竺說,楊德昌經常重複一句話:「我們真的是拿命在創作的人。」

第一次到楊德昌家,陳博文傻了眼:「他家裡有整整一面牆,上面貼著『牯嶺街』所有人物的結構,男主角是誰,朋友是誰,爸爸跟誰有關係……每個人的故事、關係、結局都有很完整的交代。」

陳博文後來成了楊德昌的御用剪輯師,從「牯嶺街」開始,到流產的《追風》。

「他絕對是整部戲的主宰,每個演員什麼時候說什麼,攝影機在什麼位置,都掌握在他的手上。」陳博文對楊德昌充滿了崇敬。

陳博文搜集了楊德昌的很多「笑話」,最典型的,是拍《一一》:有一場非常簡單的戲,男主開著車帶一家老小回家,不需要走位,也沒有什麼對白,很容易就拍好了。過了一陣,他接到通知,要重拍這場戲,來到片場,扭頭一看:老婆換人了。又過了一陣,他又接到通知,還要重拍這場戲,扭頭一看:女兒換人了。

「也許是他等得太久,他對電影迫切的感覺,比誰都更激烈,沒有任何人可以攔在他跟電影前面的。」張毅說。

1996年,楊德昌拍出了《麻將》,一部詐騙四人組被黑幫綁架的鬧劇,「用更加分裂的手法來批判台灣」。

當年1月到10月,全台灣只公映了11部本土電影,《麻將》是其中之一。但只有4家影院參加了放映,剛放映了幾天就匆匆下畫。

隨後,《麻將》入選柏林電影節競賽單元,楊德昌決定自己掏錢讓所有工作人員一起去柏林。陳博文非常不理解,當時楊德昌剛剛跟蔡琴離婚,經濟狀況很不好,請工作人員去柏林,至少要掏100多萬台幣,為什麼要花這麼多錢讓大家去柏林?

楊德昌告訴他:「台灣電影已經很沒落了,怎麼才能找回電影的尊嚴,讓每個年輕人都有興趣?只有你去到國際上大的電影節,感受那裡的氣氛,你才會知道,做電影是有希望的,做電影是有尊嚴的,我願意花100多萬,讓年輕人去看看別人對電影的尊敬。」

過了4年,楊德昌才找到尊嚴。

楊德昌在為數不多的採訪里提到《一一》,他說《一一》的概念15年前就有了,他希望寫一個「以家庭為單位,爸爸、媽媽、少年、小朋友、奶奶組成一個立體的、有好多事情同時發生的故事」。

寫劇本楊德昌只花了兩個星期,拍出來卻用了兩年。

2000年,《一一》公映,獲得第56屆戛納電影節最佳導演獎、美國影評人協會獎最佳電影、紐約影評人協會獎等一系列獎項。

《綜藝》(Variety)的資深電影記者德瑞克·艾力評價這部長度近3個小時的電影:「觀察細緻,充滿智慧,尤為難得的是,影片拍得非常精練。」

法國《電影手冊》將其評選為當年十佳影片:「和很多先鋒派影片不同,這部影片並不難懂,它的新銳之處在於一種精妙敘事所表現出來的生活本身的繁複性,以及對細節的天才把握,這些有意味的細節使影片具有一種詩的力量……有評論家說《一一》反映了一個人從純真,到懷疑再到睿智的過程,這恐怕也是楊德昌自己內心的一種寫照。」

《一一》為楊德昌和台灣電影找回了尊嚴——只不過,到楊德昌去世為止,《一一》也沒能獲得在台灣公映的機會。

全被動畫絆住了

「《一一》拍完之後,他沒有找任何題材拍電影,全被動畫給絆住了。」陳博文說,自己再見到楊德昌時,楊德昌已經做了很多動畫的成品。陳博文幫他剪了5到15分鐘幾個版本的《追風》——一個13歲小孩成長的故事,故事跟武俠和《清明上河圖》有關。

楊德昌原本打算今年把《追風》拿到戛納電影節找買家,年內公映的——事實上,《追風》應該在2005年就拍好並上映的。

《追風》的投資方是台灣一個風險投資公司,對投資有著嚴格的計劃,對他們而言,楊德昌是一個沒有動畫片製作經驗的「新人」,他們決定投資,前提是嚴格控制拍片時間和預算,希望3年內獲取利潤。

陳博文不止一次勸楊德昌,動畫跟電影不同,改一個地方整張稿都要改,很花時間,「我跟他說你應該去做動畫的監製,然後把時間花在電影上。他覺得動畫還是他喜歡的東西。」

「《追風》基本上是一個投資人跟電影人無法溝通的結果。」張毅說,2005年,《追風》正式叫停。現在《追風》還剩了3個版本的預告片,楊德昌3年的工作,只剩下了不到20分鐘的短片。

《追風》

2000年,台灣電影人張毅、楊惠珊夫婦息影后,來到上海開辦「琉璃工坊」,專心製作琉璃藝術品。已經知道自己得了結腸癌的楊德昌,帶著妻子和母親來到上海,他跟也有心肌梗塞的張毅開始重溫20年前的時光。

2003年,琉璃工坊動畫小組準備作一個動畫長片,《長江動物園》,張毅和余為彥把這個工作交給了楊德昌。此時楊德昌的癌細胞已經轉移。楊德昌每天的工作就是:化療和畫畫。

楊德昌將對動畫的感情全部投入在上面,他頻繁往返於洛杉磯和上海,將《長江動物園》的故事演變成了更有故事感的《小朋友》。

「楊德昌並不像外面傳說的那麼潦倒,也不是什麼逃債到美國的,他們住在美國的貝弗利山,也算是有一個體面的生活。」張毅說。

彭鎧立在楊德昌去世之後,整理和解釋了楊德昌最後生命的歷程:「2007年6月初,與張毅導演、楊惠姍小姐於洛杉磯家中落實電影大綱。即刻高能量地天天工作,電傳草圖。6月25日開始略顯昏迷,仍緊握鉛筆畫簿,呈現的畫已出現超現實的影像如眾人搶搭火車之景。29日下午1時半於貝弗利山家中,於妻子相伴之下,安寧辭世。」

「畫到最後楊德昌的疼痛已經非常劇烈,人處於半昏迷狀態,但他還是在畫:畫了一大群中年人,手指著天空。彭鎧立伏在耳邊問他是什麼意思,楊德昌已經沒有力氣回答了,就只是在笑。」張毅說。

(註:全文首發於200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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