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D?平衡建築/王陽明知行合一歷程回溯王陽明是怎麼講授「知行合一「的？

上回說到王陽明在貴州龍場的影響力大起來了，新朋友和新敵人也上場了，陽明心學開始傳播了。

這時期他寫了一篇《象祠記》，文辭自然是和他的心學教育理論直接關聯的，但《象祠記》更受關注的是書法藝術成就，奔放激揚、鳳翥龍蟠。

陽明書法傳世作品中很多或有他學生臨摹的可能，但《象祠記》絕對是陽明真跡，大家可以自己去對比；不要看裁成24截的版本，看長卷，這樣草書的氣勢和神韻才能領略。

龍場悟道對王陽明個人而言，就是把他心中的「梗塞」疏通了。龍場當地的土著百姓修築了簡陋的龍崗書院，王陽明就在書院里熱情地給當地人上課了。

所以，高堂廣廈可以教與學，茅廬草舍也可以教與學；主要還是看誰在那裡教、誰在那裡學。

一時間，十里八鄉的老百姓奔走相告。在崎嶇的山路上，背著鋪蓋捲來龍場的學子絡繹不絕。

一、潛龍

關於王陽明的龍場悟道，後人一直有很多爭論。有人說是佛家的禪悟，有人說是道家的空靈升華，有人則說是儒家體系中的孟子思想和陸九淵心學思想的碰撞。

於是很多爭論就一直持續著。

但有一點是很明確的，就是1506年王陽明在寫那篇觸怒劉瑾的上疏之前，已經公開地表示不贊成佛老之學，也不研究辭章了。他和湛若水在京城招收學生、開壇講學，是以中興儒學為己任的。

在龍場，他反覆琢磨的還是「格物致知」。

悟道了，就此創建陽明心學。

正所謂：大海之潤，非一流之歸。

陽明心學與程朱理學最大的區別，應該說就是治學方法。

朱熹的治學方法就是先知後行。這也是他所堅持的成聖之途：人在面對自己所不知的事物時，要通過各種方式（主要是通過讀書）來把它搞明白；搞明白一切事物的道理後，你就是聖人了。

朱熹這樣說本身沒錯，問題是「先知後行」造就了一大批只知道夸夸其談的人，並且還不屑於行動：知而不行、或者知而無法行。

陽明心學講究修養身心，但跟佛家道家的修養身心目的不同。

比如道家認為，養生之訣，無過一靜；老子清靜，莊子逍遙。唯清靜，而後能逍遙。首先通過身體的安靜（靜坐），從而進入心靈安靜，即內心空空、什麼都不想的狀態。只要心靈安靜了，則能漸入逍遙境界。這就是養生的秘訣，它養的不僅是身體，還有心靈。

陽明心學所要修養的，不僅是身、更是心；但更強調的是，修養是為了經世濟物的，這正是儒家的基點。

王陽明跟很多儒家大師最大的區別，就是他的軍功。立功當然需要時勢相輔，但這也和王陽明一直以來的修養密切相關。

在春風得意時，要注意修養；在艱難困頓中，更要注意修養。

修養，更著重於「事上練」，於是就有了經世濟物的功效。

王陽明在龍場除了結交新朋之外，還有舊友來鞏固他們之間的友誼。

這些舊友都是他當年在北京講身心之學的弟子，陸續來到龍場。

當這些人得知老師創立了不同於朱熹理學的學說後，大為驚奇。他們請老師講講這個新學說，王陽明說：「心即理。」

並進一步說：「我心中有個能知是非善惡的良知，所以一切道理都在我心中，就是：心即理。」

弟子們覺得似乎有些不妥。

有弟子就問：「您說心即理，不需外求。我孝順父親的種種行為，恐怕要去外界去學習吧。一個三歲的孩子怎麼知道那些孝順父母的禮節？」

王陽明的解釋是：如果你真有孝順父母的心，就會去做孝順父母的事。天冷了，你會給父母蓋被；天熱了，你會給父母打扇子。這種禮節，你需要去外面學嗎？孝順這個道理就在你心中。如果它在外面，比如在你父母身上，倘若你父母去世了，難道它就消失了？

我們也可以用另外的事理來說明這點。

比如說，你能夠明確分辨紅色、綠色，那麼只要在事上練、就是面對一朵花跟你講明白紅花和綠葉，你自然就能分辨紅花綠葉，對沒見過的各種各樣的花都會相應地加以分辨，因為這個道理本已在你心中。

倘若你不能分辨紅色、綠色，即便跟你講一百遍，你還是不能分辨紅花綠葉，因為你心中沒有這個理。

再強調一下，陽明心學的心，並非心臟之心，而是心靈之心。

心靈之心，是從眼耳鼻舌身意、到色聲香味觸法的綜合認知。

王陽明心目中，儒家倫理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孝道」，到底該如何表現，還可以通過他對傅鳳的教導來說明。

傅鳳以孝順父母為終生理想。他來向王陽明求教。王陽明於是給他講心學，傅鳳偶有所得，但突然意識到年邁的父母和殘疾弟弟都需要他來養活。

所以他就暫擱心學，日夜苦讀，希望能考中進士、有一官半職來養活父母和弟弟。但他因為吃不飽，再加上學習辛苦且心情焦慮，生病了。但傅鳳在病中仍然堅持刻苦學習，朋友們都千方百計勸他以身體為重。

傅鳳很苦惱，於是請教王陽明。

王陽明嘆息說：「你雖志在孝親，可已陷入不孝的深淵了。」

傅鳳想不通，問：「難道我不想去做官賺錢養活父母和弟弟，就是孝了嗎？」

王陽明說：「你為了做官賺錢來養活父母和弟弟，卻把自己搞成病夫，這是孝嗎？」

王陽明又說：「就看你現在病懨懨的樣子，能考中嗎？」

傅鳳很坦誠地說：「不能！」

王陽明說：「你把自己的身體搞垮了，卻沒有得到官職，而因為你身體很差，不能照顧父母，還要讓他們來照顧你。你說，你這不是大不孝，還能是什麼？」

王陽明說：「天地間最真的孝，就是不讓父母擔心。以此，你便知曉如何去孝順父母了。」

我們可以看到，陽明心學中所倡導的孝的問題，其實就是一門不讓父母擔心的學問。良知告訴一個人，孝順父母的終極目的是讓他們心上安寧，物質條件還在其次。

這其實就是感應，人世間所有父母希望的其實是兒女平安；與兒女平安相比，兒女賺多少錢、當多大官並不重要。那麼，將心比心，我們希望的其實也是父母平安，心平安、則身平安。

現在很多貪官，心裡也是想父母、子女好的，但他貪污受賄、違法亂紀被抓了，什麼為了父母家人好之類的，都是空談。

宇宙無時無刻不在變化，世事也在變幻，但那些良知未被遮蔽的心、對於孝道的追求卻是亘古不變的。

想要真孝順，做到五個字就可以了。

這五個字是：讓父母心安。

沒什麼大道理，也不要動不動就搬出民族大義、傳統美德這樣高大上的口號來宣貫，只是簡簡單單的五個字，卻直指人心。

真正知道了這五個字，從而知行合一，即是孝道。

在龍場，王陽明給弟子們提出了四點學習準則：

第一，立志，就是要打定主意，下定做聖賢的決心；

第二，勤學，學習必須勤奮，知行合一，以提升品德；

第三，改過，有錯就要改，絕不姑息；

第四，責善，也就是在朋友之間要以相互批評的方式勸善。

實際上，這是傳統儒家一貫提倡的方法：在仿效典範和不斷反省中獲得自我，進而成為聖賢。聖賢就是心靈自由、自己能支配自己的人。

王陽明在龍場，懂得了當進則進、當退則退、當保則保、當棄則棄，而又能堅持正道。

不過在龍場，除了當地人外，並沒有其他始終堅持跟隨在王陽明身邊的弟子。這些弟子來了一陣，或許是有別的事，又或許是忍受不了龍場的艱苦生活環境，所以就離開了。

王陽明在《諸生》這首詩中嘆息說：唯我二三子，吾道有真趣；胡不攜書來，茆堂好同住。

就是說，同學們啊，我悟出的道理是有真意趣的，何不把你們的書和行李拿來，咱們在一起享受心學的極大歡樂？

當然，王陽明是不會硬要弟子們跟他一起搞學術研究的。來了他歡迎，弟子們走了也不強留，臨別拱拱手，叫他們以後有空、有興趣了再來。

所謂學術自由，首先就是要讓大家有選擇的餘地：可以來、也可以不來。

二、出山

王陽明在教學中反覆強調，良知在人，永遠不可能消失。即使是盜賊，你喊他賊，他也不愛聽，這就是良知永遠存在的體現。

至於那些不肯致良知的人，只是良知被物慾所遮蔽，並不是說他沒有良知了。正如烏雲遮蔽了太陽，你能說太陽消失了嗎？

貴州龍場是大地深處的一個角落。

描繪了很多龍場是如何蠻荒的場景，但這是相對於京城、江南的繁華而言的；王陽明之所以被發配到龍場，是因為龍場有一個驛站，有點「新龍門客棧」的那種感覺，只是更殘破一些。

王陽明在龍場，開始很痛苦，環境不適應還在其次，主要是因為他的心一下子沒有想通。其實他作為貶謫官員，還是有個官方身份的：即驛丞。

說得現代一些，是龍場站站長。

只是這個站長，不大有京官搭理。王陽明自己住在山洞裡，過往的官員寧可到當地的土著人家借宿。這可以參見王陽明在龍場所作《瘞旅文》。

他本人描寫的環境和心態，應該是最原始的記錄。

還好，王陽明的命運在經過一番痛苦的心靈洗禮後發生了大逆轉。他不是作為一名站長，而是作為一名教育工作者，備受推崇。

於是，他的朋友越來越多，聲名漸振。

接著就有人來請王陽明出山了。這人，當然是懂教育的。

請他的人，正是貴州按察副使兼提學副使毛應魁，按現在說法就是貴州省主管司法兼教育的副省長。

毛應魁作為王陽明的老鄉與前輩，他聽了王陽明用心學貫穿起來的儒家經典及其解釋，別開生面且博大精深，於是他邀請王陽明去省城貴陽講學。

王陽明委婉拒絕。他說，我本就體弱多病，瘴癧肆虐更讓我身體差了；我沒有用功閱讀和研究經典，所以沒有資格去講課；您作為前輩和官方代表，給我這樣的榮譽，讓我著實汗顏。

王陽明這番託詞背後，其實另有這麼一層意思：

在王陽明看來，其心學並非科舉考試輔導課，不是指導人如何去參加科舉考試的。但提學副使的工作職責，就是要他到貴陽去講學、培養出一批科舉應試高手，到京城去拿名次，以展示貴州的教育成果，這和陽明心學的思路不一致。

1509年初，席書接任貴州提學副使。毛應魁交接的時候叮囑席書，王陽明學識淵博，應請到貴陽來講學。

席書上任不久，就到龍場來聽王陽明的講課。

課後，他請教王陽明：朱熹和陸九淵二人的思想有什麼不同？

王陽明說，這個話題太深；作為晚輩，他暫時還沒有資格來談。

席書本是程朱理學的門徒，雖然陽明心學讓他很感興趣，但他還是王陽明心學是否正統表示懷疑。

又一次，席書滿腹心事地來了。他還是希望王陽明能講一下朱熹和陸九淵的不同，或者是，講一下他王陽明和陸九淵的不同。

王陽明於是稍作解釋。

王陽明從「知行」的角度來說明他和朱熹、陸九淵的不同。

王陽明說，朱熹倡導的是通過經典書籍得到天理，然後去實行；陸九淵則是通過靜坐默想得到天理，然後去實行。這二人理論體系中，雖然在得到天理的方式上不同，但都是認為「知與行」是有先後次序的。

而我卻認為，知與行是合一的；知、正是行的開始，行、方是知的成效，二者實為一體之兩面，是不可分割的。

席書又問：「您也提倡靜坐，和陸九淵的靜坐有什麼區別嗎？」

王陽明說：「陸九淵靜坐，是希望從心中得到天理。而我提倡靜坐，是因為現在的人大多心浮氣躁，靜坐能讓他們把心沉靜下來，我並沒有讓人一味靜坐去獲取真理，那不是正路。」

席書問：「那您從哪裡獲知天理？」

王陽明回答：「天理雖在我心中，但必須去事上練。只有去實踐了，你才能真正地領會相應的天理。而且，這兩者是不可分的，正是知行之合一。」

席書這回心悅誠服，馬上部署修葺改建了貴陽文明書院，並親自率領貴陽的秀才們來到龍場，以師禮請王陽明到貴陽，並明確地跟王陽明表示：講你想講的。

席書此舉，跟我們現在見面時稱對方「老師」是完全不同的。

古人講究的是「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天、地、君、親、師」是有著絕對權威的。作為一個主管教育的副省長，對一個流放犯官如此禮遇，足見其誠。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時候劉謹還在北京當大明帝國的CEO。

事實上，席書此後也是終生追隨王陽明，不計禍福。

由此，王陽明離開了他的放逐地和涅槃重生地。

所以，一個人能取得多大成就，聰明、技能之類還在其次，關鍵是人格和氣度。人格是內在的、氣度是外顯的，兩者是合一的。

比如古今中外的許多聖賢先哲，同道者願意追隨他、敵人也願意跟他進行談判，就是因為他們內在的人格呈現出一種外顯的氣度，從而具備了感染力和信任度。

五百年前的王陽明，無疑就是具備折服人的氣度的。

三、教學

後來有弟子問王陽明：「堯舜那樣偉大的聖人為什麼不製作禮樂，非要等到周公呢？」

他回答：「聖人的心是面明鏡，物來則照，物不來也不去強求。堯舜沒有製作禮樂，只是因為他們那個時代還不需要，沒有這件事來找他們。周公製作禮樂，只是因為當時製作禮樂這件事刻不容緩，來找周公了。」

在某些領域，就會有特定的人，在特定的時候，覺得某項工作已經刻不容緩，於是就做起來了。

1509年，王陽明在貴陽文明書院正式講學。

講的主要內容，就是「知行合一」。

當時的人仍然按照朱熹的思路，想把一切天理都掌握，然後再去實踐。長此以往，每個人都擁有了一種本事：嘴上功夫天下第一，一旦要其動手，就會束手無策。

他希望能改變這種讀書人的毛病。

當然，「知行合一」實際上是他心學「心即理」和「事上練」的延伸：天理既然都在我心中，那我唯一、也必須要做的就是去實踐，來驗證我心中的天理。

陽明心學和朱熹理學、陸九淵心學的一個重要區別就在此，這也正是陽明心學的閃光點。

作為陽明心學核心的「知行合一」主要有三層涵義：

首先，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知行」屬於一體之兩面。

這是「知行」關係的認識基點，兩者無法隔離、就是一個綜合體。換言之，有什麼樣的知、就會有什麼樣的行，有什麼樣的行、就說明此人有什麼樣的知。這個「知」，並非其言語中的「知」、而是其內心深處的「知」。

王陽明認為「知」和「行」的實現過程互為表裡，能夠深入實相的「知」就是「行」，這樣的「知」方不虛妄；能夠明覺精察的「行」就是「知」，這樣的「行」才不盲目。

所以知行必須兼顧、平衡提升，不可偏廢。

其次，真知必行，不行或不能行、均非真知，注重躬行實踐。

這是「知行」平衡提升的必然途徑和評判、檢驗的標準。

王陽明認為：「真知即所以為行，不行不足謂之知」，其意思是說，真正的「知」必須付諸實行，沒有「行」的「知」就不是「真知」。

他稍後提出的「致良知」，就是將良知貫徹到日常生活的各種實踐之中，實現知行合一。因此，他始終強調須在事上練、在行中求知。

第三，以知促行、行從知引，為善去惡，強調自律自覺。

這是「知行」提升的目的，即如何在具體事項中運用。

知，是用來促行的；行，是在知的指導下開展的；須始終把握「合一」的平衡態。

王陽明認為「一念發動處便是行」，視起心動念就是「行」，所以應該對「善惡」有高度自覺，這是慎獨、自律的極致，對道德修養極有意義。

「知行合一」也是希望在道德規範上防微杜漸，因為道德上的知行問題是和認識上的知行問題分不開的。

這裡要特別說明一下王陽明的教材問題。

很多關於王陽明的研究在表述中，似乎是王陽明創立陽明心學後便徹底否定了程朱理學，給學生講課似乎是自己搞了一套教材。

其實他不論在龍場的龍崗書院、還是貴陽的文明書院、乃至回到京城和後來在江浙贛閩桂一帶，所用的教材依舊是傳統的《四書五經》，只是在經文釋義上，給出了新的內涵。

王陽明的這些解釋，在當時的科舉考試中並不被認可。

一直到了萬曆十二年（1584年），王陽明從祀孔廟，這是我國古代思想文化史和政治史上的大事。這時，王陽明去世已55年了。

獲得從祀孔廟而被朝廷認定為「真儒」，王陽明的學說和他對儒學經典的詮釋也就被官方認定為正統之學，並且可以用於各級科舉考試的答題上。

對於讀儒書而求出仕的學子來說，這不只豐富了他們的儒學闡釋內容，也影響了他們對於儒學實質的認知。

王陽明在貴陽文明書院講「知行合一」，他的學生開始逐漸聚集，他的聲望已今非昔比。人人都認為他應該不僅僅是個教育家和思想傳播者。

從王陽明這一時期《與王侍御書》等手札看，其實已經是貴陽文化圈的核心人物了。研究王陽明的心路歷程，還有一條途徑就是研究陽明書法，不是說光研究書帖的布局謀篇或者筆墨章法，而是從字裡行間看他的待人處世。

非常明顯的是，王陽明敢於對抗劉瑾等權傾一時的人物，但他不是一個莽漢或者腐儒，而是一位情商極高的人。

正所謂：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

四、時勢

當時貴州文化界的人士和官員都覺得，既然大家認同「知行合一」，王陽明應該有平台把他的知行體現出來。

所以在1510年農曆三月、即王陽明三年的貶謫期限結束後，在貴州多名官員的推薦下，他被任命為江西吉安府廬陵縣縣令。

廬陵縣令王陽明，顯然和當年京官王陽明是不同的。

王陽明開始努力中興儒學的目的，都是為了辨是非、明道理，是為了修養身心，而科舉只是順帶的，及第坦然、落第不憂；但這個觀點倡導起來難度很大。

一個主要原因是，廣大的寒門學子覺得，身心之學是吃飽了撐的、沒事幹的富家子弟在唱高調。一個窮苦人刻苦讀書，就是為了科舉和仕途，只求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現在的學生也是一樣，勤奮用功，就是為了將來找好工作。

你對學生說，讀書學習的目的是為了辨是非、明道理，是為了獲得心靈上的自由，是為了求是、求真，而不能只把讀書學習當作晉身、賺錢的台階。

這些話，無論是王陽明那個時代、還是現在，都是應者寥寥；或者說口頭響應者甚眾、行動響應者寥寥。

王陽明從來沒有不讓學生去獲取「名和利」，他強調的是獲取「名和利」要符合心裡的良知。

他認為，在良知的調度下，去經世濟物而獲得相應的地位與報酬，這正是每個儒家學子應該去努力的；但為了獲取「名和利」違背了自己的良知，則是應該唾棄的。

換言之，每個學子通過知行合一的學習修養過程，就是要不斷光明內心的良知。對違背良知的「名和利」，視若浮雲；為了光明良知，即便火海刀山，亦當奮勇向前，只問是非、不計利害。

王陽明反覆強調，知道這些道理、而不去踐行是沒有用的，一定要「事上練」、一定要「知行合一」才是真知。

對普通個人而言，只要時時叩問自己是否「知行合一」即可。但對王陽明這樣以天下事為己任的人而言，他更關注的是，整個社會是否「知行合一」。

從王陽明那個時代到現在，已經過去五百多年了，整個社會對很多問題的認識還是依舊。這也是在現階段、在各個領域提倡「知行合一」的意義。

假如大家都已經真正「知行合一」了，就不必提倡了。

那麼作為縣令的王陽明，又是怎麼「知行合一」的呢？

當時的江西廬陵一帶，瘟疫肆虐，哀鴻遍野。縣令，職務低而雜事多，要直接面對災民和盜賊，還要應對多層上級官員的刁難；著實處於基層第一線和政府權力金字塔底部，端的不是這麼好當的。

還有一個事實是，在此之前，王陽明從來沒有基層工作經驗。講課講得頭頭是道，在基層第一線的工作中能否「知行合一」呢？

王陽明具體將如何用「良知」來應對各種矛盾？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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