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華僑華人社會形成新論（二）

三

明清時期的日本華僑華人社會

1.日本華僑華人社會正式形成

明朝時期，尤其是明中葉以後，中國向海外移民出現了關鍵性轉折。從世界大局來看，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開始形成。

從中國內部來看，封建經濟內部已出現資本主義萌芽，安土重遷的農民意識已開始鬆動，特別是東南沿海一帶百姓，已經看出到海外尋找生存空間無論風險多麼巨大都是一條可嘗試的出路，加上私人海商資本也已開始突破封建壁壘的重重圍堵，這幾股變革力量匯合成勢不可擋的歷史潮流，推進了移民潮向海外的涌動。

作為近代世界三大移民潮之一的中國海外移民（另二者是歐洲人移民美洲新大陸和非洲黑奴販賣），正是在此一形勢下發展起來的。

從元末明初到明後期倭患消除以前，明朝與日本的貿易關係一直處於或明或暗、不絕如縷的狀態中。中國人移居日本的進程也從未間斷。

從日本方面來說，其對中國商品的需求種類繁多、數量巨大：「大抵日本所需，皆產自中國，如室必布席，杭之長安織也；婦女須脂粉，扇漆諸工須金銀箔，悉武林（按：即杭州）造也。他如饒之磁器，湖之絲綿，漳之紗絹，松之綿布，尤為彼國所重。」

從中國方面來說，海上私商對日貿易獲利甚巨，「以數十金之貨，得數百金而歸；以百餘金之船，賣千金而返」。

特別是東南沿海商品經濟發達地區，至明中葉已多以銀為流通貨幣，對日本銀子需求甚殷。有商船在日賣貨得銀之後，「所得倭銀，在船熔化，有爐冶焉，有風箱器具焉」；「所得倭銀，即令銀匠在船傾銷。計各商覓利，多至數倍，得意汛舟而歸」。雙方彼此的強烈需求，反映出兩國間商貿往來的發展勢不可擋。

從倭寇完全平定的1566年，至清朝收復台灣的1683年，這一百多年時間，可謂中國東南私人海上貿易的黃金時代。平倭之後的明朝已經日趨沒落，無力控制海外貿易了。

以福建漳州月港開港（1567年）為標誌，東南沿海私商日益活躍，最終成為中國海上貿易的主角。這當中，中日貿易以及由此而來的商業移民，構成此一歷史的重要部分。

明中葉至明末清初，以閩南人為主體的閩商一直是中日之間的主要貿易商，他們在日本九州的僑居亦成必然之勢。1540—1635年間，他們可以不受限制地居住在九州島上的任何港埠，可以同當地日本商民自由互市。

然而從1635年起，幕府下令所有外國商船只能在長崎從事交易，從這一年起，所有中國商人（九州島上的以及日本其他地方的）都被限制居住在長崎。錢江認為，在此之前的近百年內，「九州島上湧現出至少7個中國商人的僑居社區，特別在豐後、肥前的平戶以及薩摩（今鹿兒島縣西部）等地。在九州島寓居的這些中國商人主要來自閩南、徽州以及浙江沿海地區」。

其中，最早的華人社區可能是博多。錢江引用明朝文獻《日本考》的記敘，說博多「有一街名大唐街，而有唐人留戀於彼，生男育女者有之，昔雖唐人，今為倭也」。

此外，在平戶和五島列島也可找到閩商在當時活動的蹤跡。錢江引用鄭舜功（明朝派出的非正式使者）之說，「據當地傳說，平戶島上的中國僑民最初出現於1535年前後，而且是來自福建的一批民間私人海商」。

而著名的海盜頭目、徽州人王直（他的手下大多為閩人），也在平戶建立了一個「唐人町」。1540—1550年間平戶一躍而為九州島的第一貿易大港，五島列島則是王直集團的走私貿易基地。

錢江指出：「日本平戶灣西北海岸的福建商人僑居社區在17世紀初最為繁榮興盛，尤其是在李旦任僑領時期，閩商在當地的活動達到鼎盛，而李旦本人則是泉州籍閩商的傑出代表。」他還指出：「在17世紀最初的二三十年間，長崎和平戶兩地的閩商僑居社區關係密切，來往頻繁。

當時，富有的福建商人一般在長崎和平戶兩地都置有府邸房產和存放貨物的倉庫。」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此間日本的華商社區已經由地緣和血緣關係緊密地聯繫起來了。

1635年是日本華僑史的一個重要節點。這一年，幕府發布了對華僑的居住限制令，還首次在長崎任命僑領為「唐年行司」，以掌管包括訴訟在內的華人社區事務。

日本學者荒木周道在《幕府時代的長崎》中列舉了擔任過這一職務的一系列僑領姓名：歐陽雲台、何三官、江七官、張三官、何八官、陳奕山等。其職應與東南亞華僑社區的早期首領「甲必丹」相類似。

中國學者李金明的明代海外貿易史研究，除引述此一日本論著外，也引用了明朝的相關史料，以說明日本的華僑華人群體狀況。

他說：「據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親身到過日本的劉鳳岐說，萬曆三十六年（1608年）僑居長崎的明商還不到20人，『而今不及十年，且二三千人矣，合（日本）諸島計之，約二三萬人』。又據天啟五年（1625年）福建巡撫南居益說，『聞閩越三吳之人，住於倭島者，不知幾千百家，與倭婚媾長子孫，名曰唐市』。這些與日本人通婚生子的華人假設有5000家，每家以5口人計算，總數也達25000人。」

由於缺乏元朝在日華僑人數與之相比較，故難以判斷其人數的擴張規模。但就當時中日貿易的繁盛來看，商人移民的人數肯定是增加了。而且從上述兩位學者的研究可以看出，日本華僑華人群體的社會化進程，至遲到明後期已經完成，真正意義上的華僑華人社會在日本可以說已經正式形成了。

明後期除了豐臣秀吉兩次侵朝戰爭期間中國商人赴日減少甚至停止之外，赴日商船一直呈上升趨勢。日本學者岩生成一根據歐洲各國的記載（特別是荷蘭商館文書），將日本慶長年間以後至正保元年（1644年）渡航日本的中國船隻情況整理出來，發現每年約有三十艘，多時有六七十艘。

寬永十二年（1635年）中國商船被限定停靠長崎一港之前，除長崎外，薩摩、平戶、唐津、博多等九州各港，甚至本州的大阪、紀州（今和歌山）附近均有中國商船渡航的記載，而其船數在寬永十八年（1641年）達到97艘。可見在中國國內政局動蕩的局面下，中日貿易不減反增。而此間的赴日中國商人更是以閩人為主。

早在萬曆四十年（1612年）兵部就報告說：「……通倭之人皆閩人也，合福、興、泉、漳共數萬計，無論不能禁。」當鄭成功集團完全控制了台灣海峽及其南北兩向的海上貿易通道後，閩人更是在海外貿易上獨佔鰲頭。

因此，此間移居日本的中國人當亦以閩人為主。劉序楓認為：「唐人町之分布，以九州各地為最多，本州亦有一些。以九州為例，臼杵、府內（在今大分）、日向、薩摩、大隅、肥後、博多、豐前小倉、平戶、五島、島原各地均有唐人或唐人町之記錄。」

那麼，此間日本的華僑華人之成分如何呢？由他們所組成的華僑華人社會情況又如何呢？劉序楓研究後指出：「這些居留者中有富商，也有儒士、醫生、技術者。此外，亦有不少被倭宼、海盜所虜而轉賣至日本者及其他亡命無賴之徒。」

在各式各樣的移民海外的華人當中，商人在華僑華人社會中的作用是最大的。因為海外華人社會沒有士紳階級，商人就取而代之地發揮了領導者的作用。

在這一點上，日本的華人社會與東南亞的華人社會並無不同。儘管有作為政治流亡者的儒士，但他們已失去曾經在本土擁有的社會基礎，不可能像在本土那樣發揮作用。

商人除了作為日本政府與華人之間的橋樑，統領華人社會之外，還「與國內親友保持聯繫，利用宗族、同鄉及地緣等關係經營中日間的貿易」，有的還成為所謂「倭牙」，即經紀人，居間介紹華商與日商的交易。而那些被掠賣到日本的勞動者，與鴉片戰爭之後被掠賣到東南亞和美洲的華工，其身份地位則是一樣的，只不過時間更早而已。

另一方面，由於日本的特殊國情，使日本的華人在傳統的延續方面受到種種限制，被迫無奈地融入了日本人社會，從而使華人社會在規模上無法擴大，在文化上逐漸失去了自己的「根」。最明顯的就是華人如欲在日本長期生存，就不得不改為日本人的名字。例如鄭成功的母親其實是第三代華人，但從其名字上看似乎與日本人無異。再者，大多數華人單身男性也不得不娶日本女子為妻，從而使日本妻子撫養成人的後代更快地喪失中華文化的特性。

2.中國—東南亞—日本貿易網路與中國移民

這一時期，中國東南沿海（包括台灣）—東南亞—日本的三角貿易關係與中國移民有著密切關聯。遍布東南亞各地的華商通過與日本商人的貿易，發揮著中日間接性貿易的作用。

在這一關係當中，台灣扮演了重要角色。台灣的重要性不僅在於其是往返日本和東南亞之間的中國商船的必由海路，而且無論在荷據時期還是鄭氏佔台時期，台灣自身即為貿易基地。

從17世紀30年代初開始，「鄭芝龍的親、堂兄弟，叔、伯、甥、侄，甚至他的母親，都在合力經營海外貿易，鄭氏家族的海舶遍及中國沿岸、東南亞與日本諸港口。鄭芝龍違朝廷之禁，開闢了與日本的直接貿易航線」。台灣—琉球—日本的中國移民路徑，由於島鏈和貿易鏈的雙重連接而變得更加重要。

根據葡萄牙學者的研究，1620—1640年間澳門對日本長崎港口的貿易船隻數目為80艘。澳門的貨源有一大部分來自中國內地，因此這也可視為中日貿易的一部分。而中國人通過澳門前往日本，也不是不可能的。

同一時期，中國東南沿海的一些商人為避免違禁直接前往日本，而來到馬尼拉與日商進行交易，「徐光啟的《海防迂說》中提及，嘉靖年間私販日本雖減少，但海禁解除後，江浙、福建商人將湖絲等商品轉賣西洋、呂宋諸國，在當地與西班牙、日本商人進行交易」，「呂宋成為中日貿易的中繼地，日本『朱印船』貿易商多以銀換取中國生絲和當地土產」。

呂宋即為馬尼拉島嶼，其中的馬尼拉市是華商聚居的重要海港，因此不排除華人經由此地前往日本的可能性。

從更加廣闊的視角來考察此間的中日貿易，可以說17世紀中葉中國—東南亞—日本的三角貿易關係已經深深崁入東亞的海洋貿易網路之中。「中國在日本的貿易獲得巨大發展。1664年，有33艘中國船隻抵達日本，其中4艘來自柬埔寨，4艘從台灣來，5艘由廣南發舶，1艘由琉球啟錨。」

當時越南北部的東京（河內）成為另一個中日兩國商人貿易的據點。「1677年，從廈門、廣州和日本來的3艘裝載大批貨物的船隻抵達東京」，「日本對東京絲綢的需求量極大，使絲綢貿易成為兩國交往的基礎」。

所謂東京絲綢，只能是來自中國的絲綢，因為中日之間不便進行直接交易，因而在東京（灣）間接地進行交易。再者，金邊也成為中日貿易的又一個據點：「1665年，有4艘中國船溯流駛往金邊，其中3艘來自日本，1艘由澎湖列島而來。」

總之，面對清朝的海禁和日本的鎖國，中國商人還是能以迂迴曲折的方式進行中日之間的貿易。而在這張巨大的貿易網路之下，有可能隱藏著另一張網路，那就是商業移民和其他人員的國際遷移網路。由此推斷，中國人移居日本並非單純地從中國本土遷出，經由第三地遷入日本既有可能性，也有現實性。

3.日本華僑華人社會的萎縮

正當東亞海域的國際貿易日益發展、移民渠道日益多元化之時，日本國內開始出現一股與之相違背的逆流，那就是鎖國令的逐步推行。從德川幕府第二代將軍德川秀忠開始，各項閉關自守的政策和措施不斷推出，包括禁絕基督教、禁止日本人出國、限制對外貿易等等。

其中，針對僑居日本的華僑華人及赴日貿易的中國商人的有：日本各地華僑華人必須遷往長崎集中居住；赴日貿易的中國商船只能停靠在長崎一個港口，且中國商人和船員在交易完成之後必須離開，不得滯留；幕府特許的日商按官方壟斷價格收購進口的生絲等中國商品，以抑制其高昂的價格；限制銀、銅等日本產品流向中國的數量，等等。

與此同時，日本的鎖國還包括對內政策，其中對中國商人影響最大的有禁止日本武士經商，從而斷絕了中國商人的內應，使其無法與日本的合作者共同賺取利潤。這些逆歷史潮流而動的政策和措施雖無法根本扭轉中日貿易，以及中國人移居日本的大趨勢，但其對中國商人的不利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清朝前期中日貿易繼續發展，但到後期即呈下降趨勢。日本學者木宮泰彥將1662—1839年間中國商船往來日本的數目進行了列表統計，在這178年當中，赴日中國商船的高峰出現在1684年以後的30年間，其中1687年達到137艘的峰值。

而自1714年開始明顯下降，自1817年開始再也沒有超過每年10艘。其中原因雖然較為複雜，但此間中日兩國國內經濟的發展，雙方貿易的商品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可能是重要原因之一。

中國對日需求最大的銀，由於國內銀礦的開發而得到緩解；而日本對華需求最大的生絲，也因其國內生絲產量的增加而大為減少。

另一方面，中日兩國生活水平的提高（特別是上層富裕階級）對對方有了新的商品需求。中方對高級水產品（如海參、鮑魚等）的需求增長最快，而日方對高級中藥材（如人蔘、大黃等）的需求量最大。

再者，雖然中方對銅仍有需求，但由於日方對銅出口的限制，以及中方為官府採辦進口銅的商人在國內也遇到種種麻煩，因而銅的貿易趨於下降，而以往由日輸華的黃金，因此間日本的金銀比價遠高於中國，促使中國商人反而向日本輸出黃金以賺取巨額差價。

中日貿易關係的變化對日本的華僑華人產生了重要影響。首先，此間日本對華貿易實行「勘合」制度，向中國商人頒發「信牌」，持有信牌方許貿易。日本文獻《和漢寄文》對信牌的作用解釋道：「今合行給照，即與信牌一張，以為憑據，進港之日，驗明牌票，繳紇即收船隻。其無憑者，即刻遣回。」

這就結束了以往自由銷售的貿易方式，中國商人必須獲得日方批准查驗方可進行交易。此外，日本政府還相繼對貿易額與每年赴日貿易的中國商船數量實行了限制。

其次，日本對赴日中國商人實行了嚴格的居住限制，原先中國商人可以任意投宿在其親友家中，然而1688年幕府在長崎建造了唐人坊，次年起令中國商船登岸人員均須住於唐人坊圍牆內，禁止擅自外出；「除規定派駐人員外，不準其他人員擅自進入圍內」。如此則赴日中國商人與當地華人社會的聯繫也受到限制，即使是中國商人外出參拜寺廟，日方也要派人跟隨。

另一方面，幕府任命「長崎奉行」這一職官「統治該地，一面管理對外貿易，並不斷監視外國的動靜，防備外寇」。其職之下還有名目繁多的大小職官，分工明確地管理來日貿易的商船、商品與商人的各項事務。此外還設有地方官會同處理對外貿易事務的「長崎會所」。在鎖國的大背景下，日本政府對華僑華人社會進行嚴格的控制，移民出入從而受到極大限制。

總體而言，這一時期，日本華僑華人群體失去新鮮血液的補充，處於萎縮狀態。不僅如此，原有的華僑華人本身也處於蛻變之中。那些被稱為「住宅唐人」的華人，實際上已經被日本社會逐漸同化，一部分人還被幕府任命為「唐通事」（相當於翻譯官）。而作為華僑華人社會組織的長崎四唐廟，也因不再有來自中國的僧人而空缺了住持。1723年最後一位中國僧人赴日之後，長達一千年的中國僧人東渡日本的歷史就此終結了。

雖然日本社會仍不時需要中國人才，而為數不多的身懷特技的華人也獲得幕府的特許在日本長期居留，但無法從根本上改變日本華僑華人社會日益萎縮的狀態。

不過我們也應該看到，赴日的中國商人仍然擔當著中日兩國文化交流的重要角色，他們是中國特殊人才輸入日本的中介橋樑，是中國文化精品進入日本的傳遞者，客觀上使中華文化繼續傳播，也對近代以後華僑華人社會在日本以新的面貌重新出現作了歷史文化的鋪墊。

四

結論

縱觀唐宋元明清中國的赴日移民，其中人數不多的精英移民對日本文化的影響是無與倫比的。

當然，以具備特殊技能者為代表的技術移民之作用亦不可忽略。從貿易商人演化成移民的情況，雖然與各國相比並非十分特別，但其或明或暗的表現，使其所扮演的角色蒙上了一層特殊色彩。所有這些，或許皆可視為日本華僑華人群體的特點。

再者，歷代赴日的中國移民不斷重演著群體擴大—縮小—再擴大—再縮小的不穩定進程，亦即中國移民不斷被日本社會所同化，這就意味著，在新移民不足以彌補融入日本社會的華人之情況下，在日華僑華人群體的規模將受到限制，甚至處於萎縮狀態。而江戶時期長時段的鎖國政策，終於使封建時期的日本華僑華人社會進一步萎縮。

儘管歷史上中日關係起伏跌宕，日本華僑華人社會在多個時期處於不穩定狀態，也始終無法直線向上地擴展其規模，但由隋唐時期形成的中日之間的文化傳承關係（日本向中國學習先進的文化），卻基本不變地貫穿於整個日本封建時期。這就使赴日中國移民的文化使命特別醒目。這一使命通過中日之間大量而頻繁的物資、人員、信息交流得到了實現。

END

作者任娜，暨南大學國際關係學院、華僑華人研究院講師；陳衍德，廈門大學歷史系教授；

原文載《史學月刊》2017年第5期，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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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月刊》編輯部

201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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