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繞不開的戚本禹：打倒劉少奇幕後推手

「文革」中的戚本禹丶王力丶關鋒丶穆欣(自左至右)。

本文原載於《歷史學家茶座》第10輯，原標題為「我所知道的戚本禹」

我開始知道戚本禹的大名是1963年在大學歷史系讀書的時候。那時他在《歷史研究》雜誌發表了《評李秀成自述》，轟動了史學界。他的文章氣勢磅礴，先聲奪人，文字華美，酣暢淋漓，使歷史系的青年學子佩服得五體投地。此後，凡見到他的文章，我一定仔細認真研讀。

1964年9月我考入當時的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師從侯外廬先生讀研究生，這時我才從所里同事那裡知道戚本禹原在中央辦公廳任信訪科科長，後因發表幾篇影響很大的史學文章，調到了《紅旗》雜誌編輯部工作。1965年底，我們這批1964年進所的大學生和研究生自勞動鍛煉的農村回到北京，這時，戚本禹的文章《為革命而研究歷史》已經在《紅旗》雜誌發表。這篇不點名地批判翦伯贊史學觀點的文章在當時「極左」氛圍越來越濃的時候自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幾乎成為史學界人人必讀的文章。第二年三月初的一天，當時歷史所學術秘書室負責人酈家駒召集應永琛、朱大韻、李斌成、程喜霖和我五人開會，說是戚本禹找到歷史所領導尹達，要求歷史所找幾個人到《紅旗》雜誌幫助他工作。經組織研究決定，派我們五個人去。酈說：「戚本禹這個人說話很沖，你們要小心謹慎。」

第二天上午，我們五個人一起到了位於沙灘的《紅旗》雜誌編輯部。這裡原是老北京大學的校園，臨街的紅樓曾是李大釗、毛澤東工作的地方。大院北部的一座樓的牆壁上還依稀可見用紅漆寫的「民主廣場」四個字。當時《紅旗》雜誌與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央政策研究室兩個單位在同一座樓上辦公。這座樓是新建的，共五層。大概為了與前面的紅樓協調，這座磚石結構的大樓使用的建築材料也是紅磚紅瓦。這座樓儘管不高，但樓內裝有電梯，室內裝飾也比較考究，一律木地板，有的室內還鋪著厚厚的地毯，較之歷史研究所顯得高級多了。

《紅旗》雜誌在四樓辦公，我們五人被安排用兩間辦公室，室內寫字檯、沙發椅、沙發一應俱全。在這裡我第一次看到了大字本的《參考消息》，而在歷史所它只能在所級領導中傳閱。也是在這裡的電話號碼簿上，我第一次知道中共中央有一個理論小組，組長是康生。到《紅旗》雜誌後，是戚本禹的助手張玉銘為我們安排了一切。安排停當後，戚本禹在他的辦公室里接待了我們。他說：「你們在歷史所工作是很幸福的，因為尹達是歷史學界的『左派』。前幾天《光明日報》的記者找我，問我史學界的情況，我告訴他，尹達是史學界的『左派』，你可以找他了解。」接著他布置我們的工作，協助他編《毛澤東論歷史科學》，可以利用中宣部、馬列主義研究院等單點陣圖書館的一切資料，具體事宜找張玉銘解決。此後，我們就開始了工作。先擬訂提綱，經幾次反覆，最後由戚本禹定下來。接著我們找來了毛澤東所有著作的版本，一篇一篇地讀，按提綱要求將需要的資料抄錄下來。戚本禹有時過問一下我們的工作，有時也就史學界的一些問題隨便議論一番。有一次談到項羽，他說：「史學界有人將項羽定為六國舊貴族的代表是沒有道理的。他的出身是楚國舊貴族，但當時他是農民起義軍統帥。項羽在新安坑降卒２０萬，錯誤嚴重，但也是出於農民對統治者的仇恨。你們同意我的觀點嗎？如同意，以後咱們一起寫篇文章，讓史學界熱鬧熱鬧。」

一次，大概是我們到《紅旗》工作十多天後，戚本禹讓我們幾個人到他的辦公室去，我們進去時，他正打電話。他對對方說：「我看不要批了！」他放下電話，對我們幾個說：「剛才我打電話給酈家駒，給田昌五講情，要他們不要批田昌五了，讓田寫寫批判文章么！」我對他說的話摸不著頭腦。後來應永琛告訴我，1964到1965年的海陽「四清」結束後，歷史所黨組織對田在那裡的「錯誤」進行批評，並做了組織結論。「文革」爆發後，田昌五在一次大會上說：「海陽『四清』中的問題是劉導生搞的，怎麼能算到我的頭上？說我翻案，我就是要翻案！」我這才知道田對歷史所黨組織對他的批評耿耿於懷，此事大概不了了之。戚本禹與田昌五的關係一直不錯，1967年江青的講話稿《為人民立新功》發表後，因為其中涉及《戰國策》上的一篇文章《觸詟說趙太后》，戚就讓田昌五將該文翻譯成現代漢語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一次戚見到我們，還提起這事說：「我那是讓田昌五亮亮相么！」

1965年底，孫達人發表了批判「讓步政策」的文章，在史學界引起轟動。1966年3月份，《光明日報》就「讓步政策」問題組織了一次學術座談會。當時北京史學界的名流如翦伯贊、吳晗、侯外廬等都參加了。戚本禹開完會回來，對我說：「在會上我看見你老師了，侯先生說他從來沒有講過讓步。翦伯贊看見我，趕過來要同我握手，我裝作沒看見，最近我還準備寫批判他的文章呢。」

第二天我看到《光明日報》發表的學術座談會的紀要，已經感到巨大壓力的翦伯贊在會上再也不敢闡述自己關於「讓步政策」的觀點，只是說這是一個重大問題，應該討論。沒過幾天，戚本禹、林傑、閻長貴聯名發表的批判翦伯贊的文章《翦伯贊的資產階級史學觀點應該批判》在《人民日報》、《紅旗》、《光明日報》同時刊出。我們最先看到了《光明日報》上的文章，並且都仔細讀了。當天晚上，戚本禹沒有回家。吃過晚飯，他同我們幾個人一起在故宮和景山附近散步。我們不約而同地談到那篇文章。戚說：「這篇文章寫得有點粗糙，因為是幾個晚上趕出來的，我們一邊寫，印刷廠一邊排，看了三遍清樣，就去找康老簽字了，以後又送《光明日報》連夜發排，所以沒有來得及仔細推敲。我還得向李斌成表示歉意，他也參加了寫作，名字沒出現。」我這才知道李斌成是這篇文章的撰稿者之一，還很為他沒能在文章上署名抱不平。戚問我們對這篇文章的看法，我們當然都說好。我說：「整篇文章高屋建瓴，氣勢凌厲，翦想反駁都不敢。文中開頭幾句寫得好：『當今鼓吹資產階級史學的挂帥人物，吳晗算一個，此帥之外，還有一帥，這就是翦伯贊。』」戚聽了很感興趣，問：「好在哪裡？」我說：「這裡的『此』字用得好，一下子將翦給突出出來。如果將『此』字換成『這』字就平淡了。」

又過了幾天，戚突然找我去他的辦公室，說：「你去一趟北京師範學院歷史系，以《紅旗》雜誌記者的名義找寧可，問問他對批判歷史主義的看法。」當天下午，我帶著《紅旗》雜誌的介紹信乘公共汽車趕到北京師院歷史系。系裡看到我是《紅旗》的記者，知道有來頭。當時正是批判之火越燒越旺的時候，寧可的歷史主義也在批判之列。該系的黨總支書記接待了我，他說寧可參加「四清」還未回來，你們《紅旗》對批判歷史主義有什麼看法？我明白他是在摸我的底，而戚只授權我了解情況，不能表態。就推說我只是來了解情況，至於歷史主義應該怎麼看，我也不清楚。他說寧可最近有點緊張，因為有不少批判文章涉及他。回來後，我將了解到的情況向戚作了回報。戚說：「寧可的觀點也不是全錯，不過他將歷史主義強調過頭了。翦伯贊講歷史主義，理論上的論證不夠，寧可對歷史主義的論證就深入多了。」

又過了四五天，戚召集我們幾個人詢問工作進展情況，我們彙報查找資料的問題，談話中，我說：「在查找資料的過程中，我讀到陳伯達同志的文章，他是比較早提讓步政策的。」戚聽了，立即嚴肅起來，說：「這事你不要向外談。現在有人正抓這個問題，將『左派』、『右派』混在一起打，攪亂陣線，不要上他們的當！」我們中有人提到，照目前的批判，郭老和范老都有問題，也應該批判。戚說：「我告訴你們，郭老和范老不能批判，主席已經保了他們。」

大概從四月開始，戚就不來上班了，我們幾次找他彙報工作都找不到人，問張玉銘，他也不知道。後來才知道他是到上海參加「五一六通知」通知的起草工作了。不久，我們就搬到西郊的西頤賓館馬列主義研究院繼續工作。5月底，《毛澤東論歷史科學》基本編纂完畢。正在此時，6月1日，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發表，6月3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奪回資產階級霸佔的史學陣地》，其中以史學界的「東霸天」、「西霸天」影射批判范文瀾、翦伯贊等人。我們這些被「極左」思潮激勵起來的年輕人再也坐不住了，就向戚要求回所參加運動，戚同意，我們就於6月2日晚上回到歷史所參加運動了。

回所後，我們看到歷史所的運動已經熱火朝天。年輕人都很興奮。此前，已經有人貼出大字報，批判我的導師侯外廬，攻擊他「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時我們對批判侯先生已經不滿足，就又批判主持歷史所工作的尹達，6月2日當晚貼出大字報，說他執行了「右傾機會主義路線」。誰知第二天風雲突變，我們早上上班來到辦公樓，就看到貼滿了反擊我們的大字報，說我們是「右派翻天」。此後幾天，我們幾個年輕人就遭到了大小會的批判。批判我們的理由是：尹達是歷史學界的「左派」，歷史所一直貫徹的是從陳伯達、康生那裡來的紅線。尹達又是中央文革的成員，反對他當然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了。但當時的形勢卻是造反浪潮一浪高過一浪，報刊電台都是一派鼓勵造反的調子。而在歷史所卻是批判打擊造反派，這當然使我們越來越不服氣。

7月16日深夜，傅崇蘭、我、周紹泉、黃秉樞、欒成顯、彭邦炯等六人在學部辦公大樓門廳最顯著的位置貼出大字報，揭露歷史所發生的鎮壓造反派的事件。此事雖然在學部大院引起轟動，但我們幾個人也立馬引來更殘酷的批鬥，硬逼我們承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最後我們都屈服了。傅崇蘭又在一天深夜於學部大樓貼出大字報，檢討自己的錯誤。

8月上旬一天下午約4點鐘，我正在建國門外的宿舍里，歷史所的秘書翟清福突然找到我，說有要事，即同我一起趕到學部大樓的潘梓年辦公室。進門一看，我嚇了一跳，裡面坐著學部工作組組長張際春（時任國務院文辦主任），還有關鋒、戚本禹，另有曹軼歐（康生之妻）和毛主席的女兒李訥，後兩人我當時不認識。我立即想到，壞事了！肯定是有人將我的情況反映到戚本禹那裡，他今天來肯定是批評我的。我僵在那裡，不知所措，這時戚本禹大聲說：「孟祥才這邊坐，有人說我是他的後台！」他拍著靠近他的沙發，招呼我去坐。我見他對我的態度不錯，心裡稍稍寬慰了一點，就走過去，坐在了他的旁邊。他小聲問我：「受苦了？檢討了嗎？」我說檢討了。他說：「檢討收回。你們造反是對的，重新起來給他們斗！」這時關鋒與張際春商量了一下，關就開始講話，大意是：據他們了解，這幾天歷史所發生了嚴重的鎮壓造反派的事件。今天他們幾個人按陳伯達和康生的指示，到歷史所為造反派平反。請張老為首的工作組協助做好工作。張際春檢討說他對歷史所的運動關心不夠，認為尹達是中央文革成員，他領導的單位不會有問題，結果是造反派受了鎮壓。他要求工作組轉過來，一起做好善後工作。這時時間已到晚7時左右，關鋒宣布晚上在歷史所召開全體工作人員大會，要歷史所有關人員負責通知，說完他們就到食堂吃飯去了。

當晚約8時，在歷史所小禮堂召開了全體人員會議。關鋒、戚本禹為代表的中央文革小組人員、張際春為首的學部工作組都出席了。會上，關鋒代表中央文革小組宣布為歷史所的造反派平反，要求大家一起揭露酈家駒等人鎮壓造反派的罪行。他說酈是個壞人，解放初曾因倒賣黃金被處罰。由此，我們翻了身。通過批判「資反」路線，將對立面打垮了。不久，歷史所成立文革小組，傅崇蘭被選為文革小組的組長，我也被選為文革小組成員。從此，我們所的文革小組就與戚本禹拉上了關係，所有的工作都定時向他彙報。我們所的李斌成被戚調去做了秘書，這更方便了我們與戚的聯繫。9月初的一天上午，李斌成通知我們，今晚戚要來歷史所與我們見面。我們文革小組全體成員在會議室等到晚8時，戚來了，將車停在歷史所辦公樓的後面。他坐下，與大家認識後，說：「現在歷史所是你們當權了，但不要走孤家寡人的道路，要團結大多數，批判『資反』路線也不要過頭。例如林甘泉這樣的人就應該團結，他過去就寫過一些好文章。」我們向他彙報了所里搞運動的情況，其中談到顧頡剛，問他應該怎麼定性，戚說：「顧好辦，就憑他攻擊魯迅，也該打倒。」我們又問尹達怎麼定性，戚說：「也就是路線錯誤，在他的問題上，不要為之過甚。」這時戚笑笑說：「我過去認為尹達學問很大，通過前一階段的接觸，我才知道他的學問一般，有時也信口開河。比如，有一次，他硬說賽金花還活著，就住在天橋附近。」

1966年底，毛主席要打倒劉少奇的傾向越來越明顯。戚本禹就布置我們搜羅全國有代表性的批判劉少奇的大字報，選編後送中央文革。我們派人出差全國各地，徵集批劉大字報，後來出了兩個集子。

還是在1966年底，戚本禹將陳里寧交到歷史所，說他是最早反劉少奇的英雄。原來陳是湖南人，「文革」前因為寫批判劉少奇的文章被當時的公安部部長羅瑞卿批准逮捕，判刑後發往新疆勞改。後發現他精神有問題，就讓他到安定醫院就醫。為他治療的大夫叫金宏敏。在治療過程中，「文革」開始了，反劉少奇成了大方向。金大夫於是與清華大學的造反派一起向中央文革反映了陳里寧的問題。陳伯達、康生、戚本禹立即決定給他平反，將其樹為反劉少奇的英雄。戚指示，陳里寧由傅崇蘭直接負責，讓他作為歷史所的工作人員專門寫批判劉少奇的文章。陳里寧在歷史所每天接待來訪，不時外出作報告，還經常寫文章，成了當時的大名人。

1967年初，在全國性的大批判浪潮中，《文匯報》駐北京辦事處的一個編輯找到陳里寧，要他寫一篇批判劉少奇的文章。他很快拿出了一篇自我吹噓的文章，那位編輯看後對我說不能用，並說就陳里寧的水平，很難寫出可以發表的文章，他要求我找人為他寫一篇文章由該報發表。我找了歷史所的一位年輕的研究人員為陳里寧寫了一篇批判劉少奇的文章，在5月份的《文匯報》上發表了。後來，陳里寧要求補發他在服刑期間的工資，我們給戚打報告請示，未批准。再後來，陳里寧寫的批判文章越來越不像樣，胡謅八扯，像一個精神病人的胡話。接著，有人揭露陳里寧不僅反劉少奇，而且反毛主席。我們又找金大夫和清華造反派了解情況，他們仍堅持陳里寧是反劉少奇的英雄。我們打報告給戚，戚指示讓陳里寧以《光明日報》記者的身份到農村搞調查，不要再外出作報告。此後，繼續有人，包括當時參與審判陳里寧的公安人員揭露陳里寧的反毛主席的行為。這時，陳里寧又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這在當時可是篡改毛主席著作的大問題。當傅崇蘭指出他的問題時，他竟說自己沒有任何問題。我們考慮必須再給戚打一個報告說明陳里寧的問題，否則我們擺脫不了干係。在我們的報告送上去不久，戚便要我們重新將陳里寧送到公安部，這已是1967年的秋天了。

1967年初，戚本禹正在寫批判劉少奇的大文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清宮秘史〉》。該文的初稿清樣曾送給傅崇蘭提意見，我與張顯清、周紹泉都看過，我不記得提過什麼修改意見。這篇文章的發表掀起了批判劉少奇的高潮。大概是4月的某天上午，戚在全國政協禮堂的一個會議室里召開了一個部署大批判的會議，到會的有二三十人，現在記得的有學部的吳傳啟、林聿時，《光明日報》的穆欣、詹銘新等，我與傅崇蘭也參加了。這天，戚穿了一身軍裝，神采飛揚。落座後，他說：「當前的主要任務是大批判，可是不少報刊跟不上，老是抓革命，促生產。我們必須將這個形勢扭轉過來，大家都寫文章。吳傳啟、林聿時，還有傅崇蘭，你們都趕快亮相！」說到這裡，吳傳啟接話說：「哎呀，我早就亮了不少時間了！」吳傳啟這裡說的是學部中我們的對立面「紅衛兵總隊」滿北京貼大字報、小字報揭露他反對大躍進，他最精彩的一句話是：「褲子都賠光了，還有什麼政治！」吳傳啟堅決不承認他說過這句話。這次會議之後，我們也在所裡布置寫大批判的文章。此後，我在《人民日報》用「史紅兵」的筆名發表過一篇批判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文章，還給《光明日報》寫過紀念五四運動和紀念《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論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發表若干周年的社論。

這期間，我們所的對立面幾次與我們發生衝突。為此，我們要求戚來所里聽聽我們的彙報。戚在一天晚上來了，當我們彙報到所里有人為尹達評功擺好，攻擊「文革」時，戚說，你們要沉得住氣，有些人要鬧就讓他鬧，到時候讓康老或伯達同志出來講一句話，他們就垮了。這時戚舉起手，伸著小拇指說：「康老和伯達同志只要動動小拇指，他們就完了。」

大概是5月份，一天李斌成打電話給傅崇蘭，說戚要我們歷史所組織一些人查找有關資料，看看外國歷史上有沒有「文化大革命」的事。傅要我負責找人查一下，我就找了懂外文的黃巨興、張書生、何兆武、林甘泉等人，讓他們分別查查歐美和蘇聯的材料。大約過了十多天，他們就將有關材料編好送到我那裡。我印象最深的是黃巨興編輯的有關美國獨立戰爭後進行所謂「文化革命」的材料和林甘泉編輯的有關蘇聯十月革命後所謂「文化革命」的材料。我將這些材料稍加整理就送給了戚。不久戚來電話，說材料搞得不錯，還表揚我們用林甘泉參與這一工作。說：「人家林甘泉有一技之長，你們就該發揮他的作用么！」

1967年6 月份的一天，學部我們這一派組織了一次批判劉少奇的大會。不知道誰通過什麼關係找來了劉少奇的前夫人王健，讓她在會上發言揭露批判劉少奇。這次會開得聲勢很大，吸引了不少人，我們很得意。誰知沒過幾天，戚本禹就打來電話，怒斥傅崇蘭：「你們怎麼將王健請到台上揭露劉少奇？純粹是幫倒忙！劉的問題主要是反對毛主席的正確路線，夫妻關係是私生活問題，你們搞這些問題就是干擾鬥爭大方向。」

1967年六七月份，由中央文革直接或間接指揮的造反行動越來越猛烈。大概是6月份的某天下午，傅崇蘭高興而又神秘地告訴我：「戚本禹讓我們今天下午到中國歷史博物館去，指名要有關劉少奇的材料，他們不給，我們就說他們窩藏劉少奇的黑材料，是包庇劉少奇，同他們大吵一氣。然後就在今天晚上到他們門前貼大字報。搞成一個讓北京都知道的事件，到時候請戚本禹出來講話支持我們，他們就得乖乖地將材料交出來。我剛剛與張德信一起去了歷史博物館，他們當然不知道我們的背景，不肯拿出材料。我們就與他們吵了一架，被趕了出來。吃過晚飯，我們就去歷史博物館門前貼大字報。」晚飯後，我們十多個人帶著紙、墨、筆和糨糊，蹬著一輛三輪車來到歷史博物館的北門前，遂即在地上刷上了大標語：「歷博一小撮窩藏劉少奇黑材料，包庇劉少奇罪該萬死！」「歷博一小撮包庇劉少奇沒有好下場！」又在幾張紙上寫了揭露歷博拒不交出所謂劉少奇黑材料的情況。歷博的北門緊靠長安街，人來人往，有不少人停下來看我們所貼的大字報的內容，也有人問我們是怎麼回事。我們當時很得意，就告訴他們說等著看熱鬧吧。第二天早晨，我們又趕到歷博門口，看他們如何反應。只見他們在我們刷的大標語旁邊也刷上了大標語：「歷史所一小撮衝擊歷博罪該萬死！」「歷史所一小撮企圖竊取劉少奇黑材料，包庇劉少奇罪該萬死！」此後，我們天天等著戚本禹表態支持我們，但他卻一直沒有出來表態。過了幾天，我問傅崇蘭戚為什麼不表態？傅說：「可能他遇到難處，不便表態。我們也不好問他。」此事不了了之。戚本禹在這樁事件上為什麼虎頭蛇尾，我至今也不明白。

1967年夏天大破「四舊」的時候，紅衛兵從一些知識分子家中搜出了大量線裝書，除了當場燒掉的以外，大部分都送到了造紙廠作為重新造紙的原料。我們了解到這種情況後，就給戚本禹寫了一個報告，希望搶救其中有價值的圖書。戚要求我們以歷史所文革小組的名義給中央文革打一個報告，說明搶救這批圖書的重要性，然後由陳伯達或康生做一個批示，我們就可以派人到造紙廠挑揀圖書了。我們的報告上去後，陳伯達很快做了批示，要求歷史所負責搶救送到造紙廠的圖書，並批准將東總部胡同的一處閑置房屋交給歷史所，作為存放圖書的用房。此後，我們帶著陳的批示到東郊造紙廠，該廠看了陳的批示，同意我們派人到那裡任意挑揀圖書。我們於是派張政烺先生等版本目錄學方面的專家坐鎮北京幾個造紙廠，搶救了一批珍貴的圖書。

大約在1967年的5月份，戚本禹又指示我們組織一個小組，就全國將來的工資改革搞一個方案。接著中央文革就派原在馬列主義研究院工作過的劉士才和兩位福州部隊的同志來歷史所與我們一起工作。所里指定我負責這個小組的工作，並調來近代史所的耿雲志參加這一工作。小組成立後，我們帶著中央文革小組的介紹信，到當時的勞動部和國務院人事局調閱有關工資問題的資料，受到熱情的接待。幾乎所有的檔案資料都對我們開放，我們挑了部分資料帶回作為參考。按照戚的指示，我們小組最後要交出兩份材料：一份是對我國現行工資制度的估計和工資改革的必要性與指導原則，一份是工資改革方案，主要是設計工資級別和與之對應的工資金額。在討論對我國現行工資制度估計時，我們內部就發生了分歧。我，還有劉士才等人抓住毛主席的話「中國現行工資制度，一是從蘇聯老大哥那裡學來的，一是老祖宗留下的」，主張全盤否定。耿雲志則認為現行工資制度基本符合按勞分配原則但有缺點。爭論的結果是同意我與劉士才的意見。經過一個多月的工作，我們拿出了兩份材料。記得工資改革方案設計了10個級別，從1級的200元到10級的30元。大學本科畢業生的工資沒動，仍是56元，這是根據戚的意見設計的。這兩份材料搞好後，我們就上呈中央文革了。不久，我看到了這兩份文件的鉛印件。無疑我們設計的工資改革方案是「極左」思想指導的產物，但在「文革」中，它僅僅是停留在紙面上，並沒有付諸實行。

1967年六七月份，由於中央文革許多行動不得人心，不少地方出現了批判王力、關鋒和戚本禹的大字報，涉及王力和關鋒的尤多。7月18日晚上，在中央宣傳部小禮堂，中央文革召開了有部分北京市造反派頭頭參加的會議。我記得到會的有北京造反舞台上的所謂五大領袖：聶元梓、蒯大富、譚厚蘭、韓愛晶、王大賓。歷史所的傅崇蘭和我，以及中央文革的張春橋、姚文元、關鋒、戚本禹都參加了。總共一百多人。會議由戚主持，先是幾位造反派的代表發言。現在我只記得蒯大富發言時說現在社會上保守派很活躍，造反派處於受壓的狀態。造反派的代表發言後，張春橋講話，他大講「文革」的大好形勢，說蒯大富你一年前是反革命，被關押監禁，現在你能自由地來這裡開會，這個變化多大呀。張講話後，戚開始講。他一方面講「文革」的大好形勢，一方面講被打倒的走資派、反動權威不甘心失敗，伺機反撲。說彭德懷天天打太極拳，就是要練好身體，與無產階級鬥爭到底。最後，他指著關鋒說：「現在社會上有一部分人，包括一些造反派，反對關鋒。我今天給他講講情，你看關鋒這麼瘦，你們反他幹什麼？」1978年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判戚本禹時，還派人找傅崇蘭取證這次會議的材料。

1967年8月份，一些過激紅衛兵火燒英國代辦處造成重大的外交事件。毛主席下令將王力、關鋒隔離審查。江青、陳伯達、康生立即出來大罵王力、關鋒是隱藏在中央文革的「變色龍」和「小爬蟲」，宣揚他們一貫與王、關作鬥爭。據說上邊一開始是準備將戚本禹與王、關同時端出來，是毛主席暫時將戚與王、關分割開來，以觀後效。由於王、關被端出來，學部與其有密切聯繫的潘梓年、吳傳啟、林聿時、周景芳、洪濤、王恩宇為首的「紅衛兵聯隊」一派就垮了台。由於我們名為「大批判指揮部」的一派是從「聯隊」一派分化出來的，而戚本禹又仍在露面，所以我們這一派暫時佔了上風。不過，學部已經有人懷疑戚本禹，連帶及我們一派。當時學部形勢比較混亂，我們一派也不能統一起來。看到戚沒有垮台，我們很高興，就給他寫了一個報告，要求他設法接見我們一次，為我們一派撐腰打氣，以壯大我們一派的聲勢。

10月初的一個下午，戚通知說要在北京市委的一個會議室接見學部的代表。為了顯示公正，代表中有學部除「聯隊」外的各派的頭頭。戚與謝富治一起出面接見，主要是戚講話。他說現在社會上有股歪風，懷疑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誰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呢？就是毛主席、周總理、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謝副總理等人。謝接話說，戚本禹你也是。戚說我除外，謝說你不能除外。兩人還爭論了幾句。接著戚以講學部文革史為名，說明學部文革的正確路線代表是以傅崇蘭為首的我們這一派。說到這裡，學部哲學所的馬澤民起來質問戚，問他前幾天還同王力和關鋒一起活動，說一樣的話，這怎麼解釋？戚說，那是領導的安排。馬又提別的問題，搞得戚很被動，戚與謝在一片爭論聲中退場。會後，我們一派自然很得意，立即將戚的講話整理列印，廣為散發，並組織學習。其實，我們並不了解，此時的戚已經處於泥菩薩過河的危殆境地。

學部的「聯隊」垮台後，林聿時、周景芳、洪濤、王恩宇有的被逮捕，有的被群眾組織專政，但潘梓年和吳傳啟卻不知去向。周總理指示戚本禹通過傅崇蘭派人協助二炮保衛部追捕這兩個人。不久，吳傳啟在南陽落網。據協助二炮保衛部抓捕吳的趙國華後來告訴我，他同二炮的一位參謀根據線人提供的線索飛到南陽，在一個小旅館找到吳，吳用的是化名。當那位參謀出現在他的面前時，他堅決否認自己是吳傳啟，並出示假工作證抵賴。這時，趙國華出現在他的面前，問他：「吳傳啟，你認識我么！」吳只得乖乖地承認自己的真實身份。當晚，趙協助那位參謀乘飛機將吳押至北京。潘梓年是江蘇宜興人，他通過關係躲到太湖的一個小島上。傅崇蘭指派哲學所的一位同志協助二炮保衛部的人乘海軍提供的快艇將其抓獲。

1968年初，我們同戚本禹失去電話聯繫。這使我們猶如熱鍋上的螞蟻，驚恐不安，只得通過各種關係打探戚的情況。因為傅崇蘭與李訥有一面之識，我們搞的有關「文革」的材料也曾送給她。我看過傅保存的李訥用鉛筆寫的一張條子。當時李在《解放軍報》任「文革」組長。傅同她沒有電話聯繫，就在一天深夜要我陪他去《解放軍報》社找李訥。我們到了那裡，只見到她的副手，他客氣地答應為我們聯繫，卻沒有下文，估計他已得到李的指示，故意敷衍我們。傅又找到二炮保衛部，一位副部長接待了他，也是很客氣地敷衍一番，說我們的合作已經完成，在學部實現大聯合以前不要再同他們聯繫。面對當前的嚴峻形勢，我們一派的主要骨幹開了幾次形勢分析會。後來成為大經濟學家的吳敬璉當時是我們這一派的專案組長，他分析說，戚的突然消失無非出於兩種可能：一是他確有問題，垮了；二是他沒有問題，上邊故意不讓他出面，而讓反他的人表演表演。第一種可能最大，因此我們應該做好應變的準備。大家都同意他的分析。這時形勢對我們越來越不利，我們的對立面「總隊」反對我們的聲勢越來越大，不少所的權被他們奪去，歷史所也是如此。此前，《文匯報》駐京辦事處主任艾玲對傅崇蘭說，形勢對你們不利，我看你還是躲一躲。但傅認為自己沒有問題，哪裡也不去躲，結果在一天下午被「總隊」與地質學院的造反派串通一氣抓了去。那天下午我們幾個人正在辦公室，突然闖進一伙人，不由分說將傅抬起，從二樓拖到樓下，塞進一輛汽車開走了。我們抓住地院的一個人，並將他扭送衛戍區。衛戍區的一個參謀接待我們，待我們說明來意，他無意說了一句話：「噢，你們是傅崇蘭一夥的。」接著說，地院這個人交給我們，你們回去等消息吧。

與戚本禹的聯繫雖然中斷，但我們這一派當時仍堅持認為我們大方向正確，決心鬥爭到底，誓不屈服。大家最關心的是傅崇蘭的安全和去向。他被對立面抓去，肯定受到非人的待遇，但只要專政機關不接受他，就說明他沒有問題。只要他在「總隊」那裡堅決鬥爭，我們一派團結一致不動搖，我們的團體就會生存下去。由於我們在各所的權力都被對立面奪去，我們這些頭頭的安全也受到威脅；在傅被抓去後的幾天里，我們就天天在外面流浪。為了鼓舞士氣，我們通知各所同派的人在一天上午到北海五龍亭開會。同時，我們也得到消息，「總隊」要在同一天召開大會，扭送傅到衛戍區。我們一面派人到「總隊」召開的會議上探聽消息，一面按時在五龍亭召開了同派的會議。

記得那天天氣寒冷，昔日熙來攘往的北海也冷冷清清。在會上，我們這派的頭頭張德信、吳元邁等講了話，無非是論證我們一派的正確性，鼓勵大家堅持到底。同時宣布，在傅崇蘭失去自由期間，由孟祥才代理我們這一派歷史所的頭頭。我也在會上表態，堅決同大家一起戰鬥到底。會還沒有開完，我們派去打探消息的人回來報告，傅已被扭送衛戍區。我們立即向大家宣布了這個消息，同時表明無論傅有什麼問題，我們都緊跟毛主席的戰略部署。由於傅被衛戍區接收，我們這一派中的不少人紛紛反戈一擊，我們這一派也就基本垮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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