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府在二戰後如何利用大學服務於地緣政治？

2017年6月5日下午，美國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校區教育政策研究與歷史系主任、美國教育史學會（History of Education Society）主席亞當·納爾森（Adam R. Nelson）教授受邀在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舉行講座，講座主題為「二戰、冷戰與軍-工-大學複合體」，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牛可副教授主持講座。

亞當·納爾森（Adam R. Nelson）教授。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 圖

講座開場，納爾森教授便點出了本講的主旨，即向聽眾揭示，從二戰到1960年代，美國聯邦政府究竟是如何利用美國的研究型大學服務於其地緣政治目標的。他首先簡單介紹了二戰之前聯邦政府與大學關係的概況。在二戰之前，美國聯邦政府與大學之間基本沒有什麼關聯，二戰從根本上改變了大學與國家間的關係，簡單而言，正是這場戰爭創造了所謂的「軍工學複合體」（Military-Industrial-University Complex）。納爾森指出，大學與聯邦政府之間形成這一新的關係給大學帶來了諸多好處：它們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大量資源，也收穫了更強烈的公共服務感，此外，它們的政治合法性也大大增加。然而，大學與國家之間的這種新關係同樣也帶來了一些嚴重的代價，其中就包括本講主要要談到的大學對於聯邦政府的依賴不斷增加，以及大學的思想獨立地位的削弱和學術自由遭遇危機的問題。

1940年代：大學在財政上逐漸依賴於國家的原因分析

從1940年代開始，美國大學在財政上逐漸形成了對聯邦政府的依賴，納爾森分析了大學-國家關係的這一轉變背後的結構和人口因素。

1930年代，大學入學人數巨幅減少，而在美國捲入二戰後，這一下降趨勢變得更加明顯：男性參軍，女性則外出工作。從1939年到1943年，大學的入學總人數下降了三分之一。政府官員們回想起一戰結束後，士兵們因為回國發現自己找不到工作而開始抗議，引發了大量社會動亂。羅斯福總統不希望重蹈覆轍，他希望利用高等教育緩解就業市場的壓力，通過對退伍軍人進行培訓再教育以幫助他們在戰後的經濟條件下找到工作，其結果就是著名的《退伍軍人權利法案》（又稱「G. I. Bill」）。這是美國高等教育史上最著名的事件之一，它比其他任何項目法案都要更大幅度地增加了美國大學的入學人數，它還標誌著美國大眾化高等教育的開端。

法案的內容很簡單，就是基於老兵的服役年數為他們支付進入公立或私立大學所需的學費。在參加二戰的1500萬退伍美國軍人中，有超過一半的人都從該法案中獲益；同時，超過220萬老兵依靠法案的資助最終獲得了本科文憑。法案的影響是巨大的，1944年，威斯康星大學僅僅錄取了263名退伍軍人，而就在短短四年後的1948年，這一數字上升到了110970名，為了適應短時間內湧入校園的大量學生，校方建造了很多新建築設施，還僱傭了上千名新教員。聯邦政府擔負起了這些學生的學費，而大學很快就變得依賴於這些資金，利用它們興修建築、擴張教員隊伍。很多人擔心，一旦入學人數下降或政府的資助減少，他們將不得不削減學術項目，在整個1940年代，這種對於未來的擔憂都一直存在著。大部分大學也都感到，它們有為國效力、服務退伍軍人的責任。

一般而言，退伍軍人要比普通的學生年長，他們對於實際的和職業生涯適應課程更感興趣，為了滿足他們的需求，《退伍軍人權利法案》鼓勵各所大學將教學重點由傳統的自由教育或批判性核心課程轉向更多的職業預備課程。這一轉變後來到了1960年代最終成為了學生批評的對象，他們譴責大學將他們變為了「公司商業機器中的螺絲釘」。但在1940年代，這種職業教育主義（vocationalism）十分盛行。

二戰後，伴隨教學重點轉向職業培訓而來的另一個關鍵性變化是，出現了更多的應用型科學技術研究。總體而言，在美國，聯邦政府對於高等教育採取的是一種實用的態度，它試圖利用大學達到其戰略目的。1941年，即美國加入二戰的那年，聯邦政府便成立了一個新部門，叫做「科學研究與發展辦公室」（Offi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這一部門將大量資金注入到各所大學內與戰爭相關的研究項目上。舉例而言，迄至1941年春，麻省理工學院收到的政府合同金額總數是90萬美元，而它在此後不到一年的時間裡則收到了近600萬美元的政府合同。從1942年到1946年，麻省理工學院共收到超過1億1600萬美元的政府研究合同，同一時期的哈佛大學收到了超過3000萬美元的政府合同，其他的大贏家還包括了加州理工學院、哥倫比亞大學、芝加哥大學、加州大學等等。這些大學在大蕭條期間就渴望獲得資金，二戰賜予了它們絕好的機會。

1950年代：財政依賴引發的科研自主與學術自由危機

1942年，一位斯坦福大學的教授說：「就個人而言，我應該為斯坦福大學承擔了主要的戰時研究項目歡呼雀躍」，他說承擔項目能夠讓教員們覺得斯坦福大學在積極地為戰爭做貢獻。但這位教授也清楚地知道，這些資助是有代價的，政府合同是為政治目的服務的，它要求學者專門從事由政府指定的研究。在許多情況下，政府合同改變了科學研究的本質，因為聯邦政府的科學研究合同幾乎從始至終都是帶有預先設定的目標的，其目的是指嚮應用的，即使是從事機密研究的單獨實驗室，它們也都往往需要經過軍事安全的許可；政府合同還要求科學家不能在學術期刊上出版他們的研究成果，供公眾評論，因為這些內容涉及機密，且受到政府控制。有些人對這種變化感到擔憂，但也只是少數，絕大多數的大學領導者都積極地爭取獲得政府的資助。

這種依賴的程度是很嚴重的，到二戰結束時，麻省理工學院每年的教學經費是380萬美元，其中有100萬來自於政府合同，這也意味著，一旦麻省理工學院失去這筆資金，它就必須裁減近三分之一的教員。有些大學領導者甚至開始建議，教授的工資完全不應該由大學支付，他們應該依靠軍事或產業合同賺取薪水，沒有合同的人將被大學開除，正是通過這種方式，軍隊和企業實際上控制了大學的運作。納爾森指出，儘管這種想法或許聽起來很瘋狂，但是即使是今天，在他所在大學的自然科學系科中，有些人仍然持相同立場——如果一個教師無法找到資助來源，他就不應該再留在大學內，因為大學並沒有任何其他資金可以支付給他。新罕布希爾大學校長、威斯康星大學前教務長哈羅德·斯托克（Harold Stock）非常關心由此造成的學術獨立喪失的問題，他認為美國大學已經為了外部的——無論是工業家還是軍人的——資助犧牲了它們的自主性。歷史學家麗貝卡·羅文（Rebecca Lowen）在《創建冷戰大學》一書中寫道：到了1940年代末，大學的行政管理者毫不掩飾地將研究和受過培訓的研究者形容為「暢銷產品」（salable products），他們歡迎那些大多來自於聯邦政府的有興趣的買家。

正是基於這種依賴，大學請求聯邦政府在戰後繼續資助其實驗室。他們起初以為，戰後合同會支持與和平相關的研究，但冷戰發生了。隨著1945年美國在廣島和長崎投下了兩顆原子彈，以及1949年蘇聯發展出他們自己的原子彈，冷戰就此開始，而大學也再次獲得了軍事合同。1950年，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提出將軍費提升四倍，兩個月之後，朝鮮戰爭爆發，此後的兩年里，美國的軍費開支翻了三倍，從5億美元上升到了15億美元，其中的大部分都投入到了大學中的軍事研究項目上。在這一時期，美國大學開始越來越依賴聯邦政府資助進行核武器研究，隨著這一領域的優先地位變得越來越突出，他們也就越來越失去了科學獨立性和科研誠信。當時許多的科學家會說，我只不過是在嘗試理解自然，儘管我所研究的東西有助於武器研發，但作為一個科學家，我關心的是自然，納爾森對此評價道，這樣說當然可以，但今天我們知道，他們的研究的確導致了新武器的誕生，而這些武器也散播到了全世界，造成了難以數計的災難。

有趣的是，那些製造了原子彈的科學家——如奧本海默——卻因為反對氫彈而被質疑在政治上不忠誠；當時的哈佛大學校長詹姆斯·科南特（James Conant）也因為表達了他對美國大學軍事化趨勢的擔憂，而被指控是共產主義的同情者。漸漸地，到了1950年代初，隨著參與核研究的科學家發現他們自己被迫屈從於政治調查，他們才開始意識到財政依賴帶來了多麼嚴重的思想代價。全美範圍內針對科學家的第一次政治審查發生在1948年，地點是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校長雷蒙德·艾倫（Raymond Allen）解僱了三名教授，並且勒令另外三名教授停課，理由是他們拒絕配合審查，次年，臭名昭著的美國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Joseph McCarthy）指控其中某些科學家從事了非美活動。第二次主要的清洗運動發生在1950年，地點是加州大學和密歇根大學。密歇根大學校長哈蘭·哈徹（Harlan Hatcher）解僱了一名數學教授，僅僅因為他被懷疑對共產黨抱有同情，儘管那位教授認為自己的政治立場與數學研究並無關聯，但他仍然被解僱了。

顯然，在這種形勢下，學術自由的理念已經瀕於崩潰，只有少數幾所大學的校長依舊堅持捍衛本校教員的思想自主性。在1950年代中期，很難想像美國的大學是一個獨立自主的機構，反之，它們依賴於國家，而許多人對大學的這一角色表示擔憂。正如羅傑·蓋格所描述的那樣，「到1950年代中期，大學已經深深捲入了冷戰經濟，而它們也越來越希望自己能夠遠離這些糾葛，感到由於這種關係它們受到了極度的限制。」這是一個所有大學領導者都需要應對的道德問題。

沒有人比德懷特·艾森豪威爾更關心這個問題了，二戰期間，艾森豪威爾總統曾統帥過在歐洲的美國軍隊，戰爭結束後，他於1948年成為了哥倫比亞大學校長，那時他的弟弟米爾頓·艾森豪威爾正擔任堪薩斯州立大學校長。四年後，德懷特·艾森豪威爾當選美國總統，他是美國歷史上第二位從大學進入白宮的總統，此前一位是伍德羅·威爾遜。1961年，就在德懷特·艾森豪威爾即將離開白宮前，他在電視上發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講，表達了他對於美國大學依賴軍方資助的擔憂。他感嘆道：「從前，像我這樣的學者或許認為自己是自由的，相信自己的想法可以左右研究的架構，但現在這種想法會顯得天真幼稚，身處今天的大學，我所從事的大部分研究都必須依賴資助，而資助會受到政府優先考慮的限制。」納爾森提出，關鍵的問題在於，美國的研究型大學是否有可能既服務於國家又能保護自己的學術自由、確保它們的制度與思想自主性？德懷特·艾森豪威爾的基本看法是，不能，因為大學對國家的依賴已經常態化，而他也並非唯一一個有這樣想法的人。

兩年以後，當時擔任加州大學校長的克拉克·科爾（Clark Kerr）在《大學的功用》（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中也寫道，美國大學已經喪失自己的制度自主性（institutional autonomy），淪落為國家的工具。他接著說道，這種新的大學-國家關係不僅影響了自然科學，也影響了社會科學甚至是人文學。社會科學在冷戰時期飛速成長，無論是心理學、人類學、社會學還是政治科學，都在設定各自研究議程時將冷戰當作優先考慮的因素。即使是斯坦福大學的哲學系，也獲得了聯邦合同用於研究決策戰略和博弈論，因為這可能會對危機談判有所幫助。此外，冷戰還滋養了地區研究項目的發展，即由聯邦資助建設關於世界其他地區專門知識、語言和文化的研究。威斯康星大學在這方面尤為積極，它利用《國防教育法》的資金創建了跨學科中心，致力於研究非洲、拉美、東亞、南亞與東南亞，以及中亞和中東等地區，時至今日，威斯康星大學的有些地區研究中心依然還享有全國性的名聲。

另一個相似的機構是麻省理工學院國際研究中心（MIT-CIS），它成立於1951年，受到的資助部分來源於福特基金會，但絕大多數都來自中央情報局。它得到的第一筆資助被用於阻止蘇聯干擾美國的無線電廣播信號。中心的首任主任是一位前中情局僱員，名叫馬克斯·米利肯（Max Millikan），他招攬了一批研究生和外國的訪問學者，在他們的幫助下將中心的技術成果與美國的對外政策聯繫在一起。麻省理工學院校長詹姆斯·基里安（James Killian）獲得了大筆資金用於武器研究，但是當資金劃撥到國際研究中心後，他又開始擔心起與中情局的緊密關係，在他看來這畢竟是中情局，而不是國防部或原子能委員會。基里安問道：「中心該如何安心接受一個看起來與客觀學術格格不入的美國間諜機構給的錢？它又該如何調和機密情報與旨在增進公共知識以利於公益的學術使命之間的矛盾？」這些都是難題。漸漸地，中心因為為美國對外政策辯護而招致了批評，這些政策在道德上是可疑的，到1960年代，例如隱蔽行動那樣的美國冷戰政策在道德上遭到公眾的質疑，對中心的批評也越來越多。在此背景下，詹姆斯·基里安校長慢慢地減少了中心的支持，1963年中情局的資助也被削減，兩年後資助徹底停止，此後中心便由福特基金會資助。

1960年代：利用海外大學塑造美國在歐洲和亞洲的冷戰軟實力

然而，中情局並沒有就此停止對大學的干涉，相反，它不僅利用國內大學服務於其地緣政治目的，同樣它還在利用國外大學為其地緣政治目的服務。納爾森舉了兩個例子以說明1960年代中情局對於國外大學的干涉，這兩個例子分別來自歐洲和亞洲。

1960年代初，美國外交政策專家越來越擔心，世界各地的大學生並不支持美國的對外政策目標。聯邦政府為了吸引全世界支持美國的外交政策目標，開始試圖通過新的項目接觸外國學生並贏得他們的忠誠。1962年，約翰·肯尼迪總統的弟弟、司法部長羅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訪問了亞洲和拉美，此行的目標之一就是了解當地年輕人、尤其是大學生的政治傾向。他發現，亞洲和拉美的年輕人對美國的對外政策充滿懷疑，於是，當他回到美國後，便呼籲增加富布萊特項目和其他學術交流項目的數量，以建立信任，獲取外國精英的支持。美國外交官喬治·麥基（George McGhee）也是這一想法的推動者之一，他在1962年時表示：「我們並沒有照顧到自由世界中年輕人的需求和渴望，我們沒有旨在俘獲這些人心靈的專門項目。」另一位官員也說：「這些年輕人對美國明顯抱有敵意，其直接原因在於我們沒能成功地讓他們理解美國的國家目標和社會本質，而共產主義者卻成功地利用了年輕人的理想抱負來幫助他們實現共產主義的目標。」

1962年，喬治·麥基在肯尼迪政府的批准下，設立了被他稱作「青年事務跨部門委員會（Interagency Committee on Youth Affairs）」或「跨部門青年委員會」（Interagency Youth Committee, IAYC），其中包括了中央情報局和美國新聞署。1962年，當美國新聞署正向全世界播送「美國之音」的無線電節目時，他們在七月又發射了電星通信衛星（Telstar satellite），用於向歐洲傳播美國電視節目。此後不到一年的時間裡，跨部門青年委員會在全世界建立了九個協調站（coordinator station）派出的協調員將領導大學中的團體組織，然後找到機會滲透進學聯內部和國家政黨中的青年翼力量（youth wing of national political parties），其目的在於培育其他國家未來的民主領袖，從而糾正對美國的偏見，使得美國和這些追求民族主義、社會正義和建設性社會變革理想目標的青年領袖結成同盟。

也有些聯邦政府部門不願參與其中，他們認為這完全就是政治宣傳，不願冒險失去自己政治獨立的名聲，例如和平隊（peace corps）。負責富布萊特項目的美國文化與教育事務局（U.S. Bureau of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Affairs）表示，實施這類宣傳活動就等同於接受了極權主義政權關於個人與國家關係的假設，因此他們不能這樣做。上述兩個組織機構在1964年都拒絕了參與宣傳活動，為什麼他們會拒絕？因為越南。1964年國會通過的《東京灣決議》授權美國向越南投放炸彈，次年又升級為了「滾雷行動」（Operation Rolling Thunder）。這些事件在美國國內大學校園中引發了抗議，「滾雷行動」開始於當年二月，到了三月密歇根大學就爆發了學生爭取民主社會運動（SDS）組織的抗議活動，在接下來的一個月里，反戰運動擴大到了全國範圍內，出現了兩萬人「向華盛頓進軍」（March on Washington）的遊行活動。這正好發生在了美國試圖擴大其教育外交攻勢之時，麥基大使很快發現，問題是多麼的棘手。兩年後的1967年，他當時正負責柏林的跨部門青年委員會，邀請德國學生共進晚餐，受邀請學生的政治立場各異，有些傾向保守，有些則是激進分子。他清楚持激進立場的學生肯定會反對美國的對外政策，但他寄希望於那些傾向保守的學生會支持美國在越南的政策。出乎他意料和讓他尷尬的是，所有受邀學生都表示反對美國的外交政策，並且呼籲美國撤軍。兩個月後，他的上司、國務卿迪安·臘斯克收到了一封來自柏林37位富布萊特學者的信，在信中，這些富布萊特學者對美國的越南政策表示抗議。臘斯克回信道：「你們作為受美國資助的富布萊特學者還批評美國的越南政策是不合適的。」納爾森教授指出，這一時期的富布萊特學者中很少有人相信這個項目是非政治性的，事實上美國政府也承認了這個項目是為美國的地緣政治目標服務的，目的就是通過學術關係構建戰略同盟。

美國政府聲稱，其冷戰目標是培育民主獨立，但它在越南實行的政策卻引發了對此種說辭的質疑，且質疑者並不僅限於歐洲。納爾森談到他最近在威斯康星大學圖書館內徜徉，偶然發現了一份1966年的會議報告，題目是「大學合作與亞洲發展」。會議舉行的地點是在香港大學，參會者包括了美國在亞洲「盟國」幾所大學的領袖，代表們不僅有來自中國香港和台灣地區的，也有來自日本、新加坡、泰國、越南、寮國和菲律賓的。當然，也有來自美國的代表，包括斯坦福大學校長華萊士·斯特林（Wallace Sterling）和哥倫比亞大學校長格雷森·科克（Grayson Kirk）。在提交會議的所有論文中有三篇引起了納爾森的強烈興趣，三篇論文的作者分別是日本、中國台灣和菲律賓的大學領袖代表，這三篇論文都呼籲加強亞洲區域內合作，並且希望由美國提供資助。

第一篇報告的作者是當時的台灣大學校長錢思亮，他是一位享有國際名望的化學家。他受邀作了題為《在國際大學間開展自然科學合作》的演講，美國對此很有興趣，因為美國也在推動大學之間進行自然科學領域的合作。錢思亮先概述了二戰後美國對台灣大學的援助，接著他告訴在座各位聽眾，台灣將訓練出更多的科學家和工程師，但他也說要實現這一目標仍面臨困難，因為每年台灣都要失去將近2000名學生，這些學生從台灣的大學畢業前往海外深造進修——主要是去美國——然後不再回來，他說這是他們目前面臨的必須要解決的一個困境。為了滿足科學家的需要，錢思亮呼籲加強亞洲各所大學之間的合作，他提到，台灣在幾年前剛剛設立了「國家科學發展委員會」（National Council on Science Development），負責在全台灣組織夏季研討班和合作研究中心。該委員會受到美國科學研究院（American Academy of Science）和亞洲基金會（Asian Foundation）的資助，後者於1962年成立，旨在幫助建立民主制度和促進海外民主領袖的培育。然而，就在這次會議舉行一年後，亞洲基金會被揭露實際上受到了中情局的隱秘資助。錢思亮認為，這些合作研究中心可以吸引那些留學海外完成學業的學生回到台灣工作，然後便可以培養出更多的科學研究生，以滿足正在不斷成長中的產業需求。錢思亮還相信，這些中心能夠推動台灣科學更加得獨立自主，但實際上中情局資助創建它們的目的卻是想通過它們使台灣更依賴於美國的影響。

第二篇論文的作者是東京大學校長大河內一男（おおこうち かずお），與錢思亮一樣，大河內校長強調了亞洲需要爭取科學上的獨立自主，日本的大學在1960年代中期和中國台灣地區的大學相同，都極度依靠美國的資金援助發展。大河內一男對於日本取得的技術成就十分自豪，但他對工業化帶來的社會問題表示擔憂，他強調這些問題並不僅限於日本，而是泛亞地區普遍存在的。他還認為，亞洲國家太過依賴於美國的財政與地緣政治支持，他說所有亞洲國家都存在一些共同社會弊病，而這與他們所走的西方發展道路直接相關，他建議，亞洲各國大學之間應積極規劃學者交流項目。大河內一男主張「亞洲自立」（Asian self-reliance）。納爾森認為，這種理念或許引起了參加此次香港會議的美國大學代表的注意，因為日本和中國台灣地區一樣都在戰後接受了美國大量的援助，而這次會議也是由美國資助舉辦的。在納爾森看來，大河內一男當然知道這一點，但他希望亞洲大學未來能夠在財政上更加獨立，他也呼籲亞洲大學之間相互合作，在他對未來的想像中，日本將替代美國扮演亞洲地區發展的關鍵角色，在此次香港會議舉辦前數月，剛剛成立了亞洲發展銀行，而日本正是其中最大股東。大河內一男主張亞洲經濟發展要自主，同時擔心美國會維持冷戰中亞洲現有的殖民附屬關係，他反對這種關係，並呼籲其他亞洲大學也共同反對。納爾森教授認為，由此可以看出，到1960年代中期，美國的軍工學複合體已經滲透到了亞洲，但即使它的控制力十分強大，它也並未受到歡迎，而是遭到了巨大質疑。

第三篇論文的作者是菲律賓大學校長卡洛斯·羅慕洛（Carlos Romulo），他曾擔任菲律賓駐美大使、聯合國大會主席和安理會主席；他在1944年還曾成為菲律賓的軍事英雄，協助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從日本人手中解放了馬尼拉，他與數位美國總統都有私交，也是此次會議最後一位發言者。羅慕洛發言的主題是《亞洲大學的未來》，和大河內一樣，他也強調亞洲自立和地區合作。他提到了成立於1956年的「東南亞高等教育機構協會」（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ASAIHL），視它為地區內合作和獨立自主的典範。這個協會是由福特基金會和亞洲基金會資助的，羅慕洛對兩個基金會的支持表示感謝，但他呼應了大河內一男關於獨立自主必要性的看法。他小心翼翼地在兩者間保持平衡，一方面強調亞洲獨立自主的理念，另一方面又繼續要求美國提供財政上的資助。他提到，這個協會得到了美國總統東南亞事務特別顧問的大量資金支持，後者還向國會提議長期資助地區教育項目。

納爾森認為，這證明了雙方之間的戰略依賴關係，美國希望這些活動長期進行，因為它想要在這一地區收穫影響力。納爾森據此提出，當美國政府在冷戰中有意識地想要讓國內大學在財政上依賴於國家時，它同樣也在試圖讓國外大學在財政上依賴於美國，這次會議如果揭示出什麼意義的話，那便是國外大學和美國國內大學一樣都願意參與其中。就在此次會議前幾個月，美國總統林登·約翰遜下令美軍登陸越南，而羅慕洛的上司——菲律賓新總統費迪南德·馬科斯（Ferdinand Marcos）——也下令派菲律賓部隊趕赴越南幫助美軍作戰，他這樣做顯然是為了讓美國繼續給菲律賓援助。因此，在納爾森教授看來，1966年的這次主題為「大學合作與亞洲發展」的香港會議顯然不僅僅是一次單純的理念交流，而是幾個戰略盟友之間的一次會面，中情局希望藉此利用亞洲大學的影響來推動實現美國自身的冷戰目標，擴大美國在亞洲的軟實力。

納爾森最後總結，他認為，冷戰期間美國高等教育政策的目的，就是利用現代大學實現國家的地緣政治目標，而渴求資金和政治合法性的美國大學也選擇了追隨冷戰國家（go along with it），從中獲得了更多的資源和更大的政治影響力。但大學與此同時也付出了不少代價，包括對聯邦政府資助的依賴，這削弱了大學自身的制度與思想自主性。冷戰或許如許多人所說是美國高等教育的黃金年代，但納爾森認為，美國大學也在追求全球霸權的過程中付出了高額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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