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採訪了一個把肋骨取出來做項鏈的藝術家，結果把自己感動了

最新 06-30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象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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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

這是象外的第2篇文章，

謝謝786個在看完我們第一篇推送後，

決定和我們發生點長期關係的人。

和第一篇的明快節奏不同

今天推送的是我們

「天真地以為讀者跟他一樣，

對全體人類持有耐心和善意」

的主編阿改的文章。

以至於我們只敢選擇在深夜推送，

這篇文章里，

你將認識一個

即使不算「中國最著名」

也是「最著名之一」

的行為藝術家。

對，就是你現在開始想像的那種行為藝術家：

無聊、自殘、沒事找事。

他用身體抵擋過1.25公斤炸藥。

他把自己的手臂澆築在水泥中24個小時。

他把自己的一根肋骨切下做成了項鏈。

他在海水中連續喝了半小時海水。

不過，在這篇很長但是好看、易讀的文章里

你可能只會認識一個真誠、浪漫的人。

以及很奇怪的，

再去體會那些他做過的匪夷所思的行為藝術，

你竟然會生出一些

關於自己的身體和人生、世界的關係

的感觸。

反正，我們刻薄的小白小姐

看完後表示：

淚目，我覺得我以前好不應該討厭他啊。

……這是一段時間將撥過去十五分鐘的神秘分割線……

阿昌在工作室里養了六七十盆花，為的就是能看著點綠。

「我覺得這比吃肉和吃飯還重要。」他說。

那是2015年11月初一個陰冷的雨天，阿昌剛完成他最新的行為藝術作品《心殿》沒多久，接受媒體採訪是難免的事。中午開門送走第一個記者，他順便把院子里燒過一鍋湯的火盆端進屋子裡來，結果抽掉明火時不小心碰到燒得正旺的柴，疼得他「啊」地大叫了一聲。

三四十年前，綠色並不那麼重要，相反，那讓他煩透了。「一年四季都是綠色，學畫畫，一寫生，全是綠了吧唧的，所以我最討厭的就是綠色。」結果16年前從雲南移居北京之後才知道——「我的天啊。」

作為中國當代最先鋒的行為藝術家之一，阿昌——何雲昌的工作室一點都不前衛。在草場地，久負盛名的艾未未設計了一個個筆直的、冷酷的「火柴盒子」，結果阿昌卻在院子里堆滿劈開的木柴（其實是未完成的作品），種上樹，甚至挖了一個小小的池塘。當然，他也毫不意外地把廚房設在了一層，廚房中央是一張老式圓木桌，未吃完的飯菜，直接用一個塑料罩罩在桌上——非常南方。

罩住的飯菜。

阿昌喜歡讓屋子裡有點煙火氣。因此，除了草木盆栽，就是從各處收來的老傢具，其中一部分早至1996年昆明大興土木時期收來的構件，還有一部分是寓居北京時的「收藏」，最老的一件，據說是元代的一張長桌。

如同其他的桌椅杌凳，阿昌並沒有額外重視那個元代的玩意，只是放在大門的一側。他的媽媽，一個清癯、和善、時常要給院子角落裡的佛像上香的老人，見到我們安靜地微笑點頭，然後回房暫避。

通往二樓的台階牆壁上，貼著零星的卡通貼紙，那是阿昌七歲兒子的傑作。有時候周末兒子過來，「他老問我：爸爸，我的任務是什麼？我說：你的任務就是玩得開心一點——我不想他懂事太早。」

「什麼意思？」

「就是對周遭的事情明白得早。我七歲的時候，什麼事都懂了。」阿昌說自己小時候家境貧寒，「知道了很多小孩子不該知道的事情。」

午飯剛剛吃過。恐怕三分鐘不到，阿昌的兩碗飯、一碗湯就已經下肚。如今我們圍坐在火盆邊，他點煙，開始聊天。

???

去宣揚，而非消解和對抗

「一個人想要志在天下，可能要學習很多東西，了解世事炎涼、人間疾苦，越多越好。」阿昌說話緩慢，總似中氣不足，不知為何，話題竟先滑向了佛教：「不是每個人都有機緣遁入空門，去修一個完美的人生境界；大部分人還是該幹嘛幹嘛，順其自然。」

1967年，何雲昌生於雲南梁河縣。那是雲南西部的一個小縣城，距昆明近700公里，除了漢族，境內還生活著傣，景頗、傈僳、阿昌、德昂等少數民族。

我問何雲昌是否跟阿昌族有什麼關係。「沒有，我是漢族，從小住在小縣城裡，是在裡面打打鬧鬧的小孩子。」

梁河縣靠近緬甸，小乘佛教盛行，例如傣族人，從小出家，「出家就像上學一樣，小時候到寺廟裡學習念經，到了十七八歲想還俗了，就出來結婚，結婚了又可以回去廟裡當和尚。」阿昌將那種出世入世的狀態形容為「混搭」，「一腳跨進去，一腳又跨出來，就是這樣。」

阿昌信佛嗎？他不置可否；但周圍的人都信，「我媽媽一年差不多要過100多個宗教節日，燒香磕頭吃齋，我小時候特別煩這個，但稍微長大一點，就知道他們缺乏對宗教的認知，或者說主流階層不作為才導致了這些人對宗教的近乎迷信。」

如今自己也近知天命之年了，「我不再煩我媽媽吃齋念佛——我覺得挺好的，那也許是最好的一條通道。」

只是那種「好」，他是做不來的。他能做到的，就是「離開家鄉，出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

1991年，在雲南藝術學院度過四年之後，油畫系畢業生何雲昌被分配到昆明市一所礦山學校，教美術。按照他的說法，單位對他還行，只是他自己不想待了，先是請了半年的假，校長出於為年輕人負責的心態，找他談了12次，「談到第四次的時候，我說：你把我開除算了。」就這樣，學校還拖了一年，最後實在沒有辦法，以長期曠工的理由將他開除。

從一個有單位的人，變成一個自由藝術家，阿昌最窮的時候，窮到什麼地步？

「我1993年離開單位的時候，單位還給我發了一年的生活費，每個月146塊錢，除去租房60塊錢，還剩近90塊錢，那就是一個月的生活費。」

而那個60塊錢的公寓有多大呢？「5.2平方米。」他在地上鋪了一塊木板當作床，睡了兩年。第三年換了一個稍大的房子，可能有12平方米，「但還是垃圾比我高，」阿昌突然有些不好意思，「我住的地方全是垃圾堆得比我高。」他天天抽煙喝酒，煙是五毛錢一盒，酒是兩毛錢一碗，有時候兩三天吃不上飯，大部分時候，只能仰賴朋友關照。

那時候待在昆明，阿昌什麼也不幹，除了偶爾畫點畫，或者在思考那個重大的問題：「你想當藝術家，那你以後要做什麼？」

他偶爾也會想像一下自己變成有錢人，但他知道那不現實，現實是「兩眼一睜，黑茫茫漆黑一片——那時候也沒什麼『青年藝術100』之類的。」他自嘲道。

「1997年的某一天，一個年輕人到昆明海口集市賣買兩兩豬肉，肉販嫌少死活不賣，最後年輕人告訴肉販：他是某工廠工程師，夫妻二人同時下崗，工廠每月發50斤大米和一點點錢，已經很久沒買肉，孩子才五歲不懂事，成天鬧著要吃肉……肉販聽完，一刀拉下兩三斤肉給他，又死活不收他的錢。那個工程師拎著肉走回家，和妻子商量後，往煮肉的鍋里放了老鼠藥，一家三口吃下後，全死了。」

2000年，阿昌在一篇《成年人的童話》的文章里寫到這則新聞，「這個令人傷感的故事讓當時處境也不好的我注意到，還有成千上萬面臨同樣境況的人，不管面對怎樣的困境和強大的勢力，他們都沒有像那個工程師一樣選擇了放棄。現實的鋒芒只能穿透他們的肢體，但不能傷害意志，這種弱勢群體堅忍不拔的精神意志又令我振奮。」

1998年，阿昌開始實施他公開發表的第一件作品：《預約明天》，這個31歲的年輕人全身塗滿泥巴，不停地撥打切斷電線的電話30分鐘，而撥出去的電話號碼則是隨意編的，例如000000。

緊接而來的是1999年的三件行為作品：《移山》——在雲南梁河，用木樁和繩索將一座山捆住，試圖在30分鐘內將之自西向東移動835公里；《金色陽光》——在雲南安寧監獄，把自己懸掛在監獄高牆外的空中，企圖用鏡子移動陽光至高牆內的小黑屋，給犯人們一點光明；《與水對話》——在梁河，試圖用刀切開一條河流。

《金色陽光》行為藝術現場。

在同一年，阿昌北上，成為嶄露頭角的行為藝術家何雲昌。

「我沒有刻意去消解或對抗什麼勢力，只是從自身感受出發，去宣揚我所讚賞的群體，還有他們的精神。」2000年他寫道。

???

兩千多道疤痕

20多年來，行為藝術在何雲昌的身上留下過多少道疤痕？

答案是：兩千多道。

第一次「見血」是在《與水對話》的那一次。他先是請了一個屠夫，在自己的雙臂各切了一道一厘米的傷口，然後用起重機把自己倒吊在梁河的上空，雙手握著屠夫切過他手臂的小刀，切進咆哮的江水。血液從他的傷口流出，最後融入江水。

兩年之後，他在昆明與人摔跤，作品名叫《摔跤：1和100》。「不知道怎麼的，背上磕了一條15公分的口子，可能是磕到石頭上了，」何雲昌對我回憶，「除了背上那口子，腳趾頭全部踩爛了。」

《摔跤1和100》，影像資料，行為實施於2001年03月24日

我看過這件作品的錄像資料，民工們排著隊，輪流上陣，何雲昌勝18場，輸82場，到了後半段，體力不支的他被頻頻摔倒，「氣氛比較凝重」。

但摔跤並沒有停下來，因為他跟民工頭子事先談好：「把我摔倒了，加五塊錢。」現在想起來，他還有點佩服自己的先見之明，「因為人都有慈悲心，為了把這種慈悲心杜絕掉，我就說摔倒加五塊錢，摔不倒不給錢，民工們就開玩笑說：好，摔死他！」

「他們理解這個作品嗎？」我問。

「誰知道呢，反正我做完了，開心。」他大笑起來。

接著便是2008年，在北京奧運會開幕那天，他說服家鄉的一個外科醫生取出自己左邊的第八根肋骨，然後分別與母親和幾位女性朋友戴上那根肋骨製成的項圈合影。

《一根肋骨》，與母親的合影。

再過兩年，即2010年的10月10日，何雲昌最為人知、且可能最為人爭議的作品出現了：在草場地的工作室里，這位藝術家請來25個朋友，以不記名的方式，投票決定是否在何雲昌的身上開一條長1米，深0.5厘米至1厘米的創口。經三輪投票後，最終的結果是，12票贊成，10票反對，3票棄權，何雲昌自右鎖骨至右膝蓋下方，被切出一條長達一米的創口。

手術沒有進行麻醉。43歲的何雲昌躺在一張鋪著雪白床單的木床上，床靠著一面白色的牆，房間里燈光昏暗慘白，到了切割的時候，白色床單被鮮血染紅，空蕩蕩的房間里迴響著他痛苦的呻吟。一位名叫Melanie Wong的參與者在博客上寫道，「現場參與的每個人心理都受到了激烈的撞擊」。另一位參與者、日後成為何雲昌個展《王道至柔》策展人的Nataline Colonnello（簫嶺）回憶說，自己事後「一個月都吃不下東西」，但更多的感受則是「一言難盡」。

那一天是辛亥革命99周年紀念日，一小群人以民主的方式實現了民主。毋庸置疑，那是一件值得深入思辨的作品，但也完全可以想像，假如「普通公眾」看到這個行為，會受到多大的衝擊。

然而對何雲昌來說，如果以「傷口」的角度來看，那都不算什麼。

2003年在麗江實施的《抱柱之信》（將自己的左手澆鑄在水泥里24小時，取《莊子·卷十四》中尾生期女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的典故），2004年在北京東京畫廊實施的《鑄》（把自己澆鑄在水泥立方體里24個小時），即便有些擦傷，身上的口子也不到十道——怎麼會有兩千多道呢？

《抱柱之信》，麗江，2003年

《鑄》，北京，2004年

根據作品《鑄》所做的雕塑

問題就出在《將軍令》上。2005年10月21日，何雲昌在美國布法羅奧本鬧美術館實施那兩年可謂輕車熟路的水泥澆鑄項目——他事先被捆綁好以防自己臨陣脫逃，然後坐在一個玻璃櫃中，隨後倒入調配好的水泥。「我知道水泥要達到最好的凝結點是在72小時的時候，我設定到45分鐘澆到胸口馬上打開，就應該問題不大，結果當天天氣很冷，我就開始發抖，那些水泥沙石就跟鋸子一樣，打開的時候，胸口以下全部是口子。」

他還在《將軍令》結束之後的第二天，跑到布法羅當地的尼加拉瀑布試圖一塊岩石上停留24小時，結果被警方阻止，帶走在醫院特護病房「羈押」了一天之後，第三天就遣送紐約。在紐約，他住在謝德慶家，後者給他鋪了一張白床單，「早上一起來，發現床單上全是血痂子，粘得嘎吱嘎吱地響。」

何雲昌說自己的體質是無疤痕體，但因為水泥含鹼的原因，在謝家待了將近一個月回到北京後，身上還是遍布結痂，至於淺的那些，「全都抖落在德慶給鋪的床單上了。」

那些都是十年前的事了。那兩千多道傷疤，我不知道他有沒有把最近的這兩次算進去——2014年3月，在個展「塵緣」開幕的前一天，何雲昌在北京白盒子藝術館實施了《春天》，請人在自己身體的七個部位開了16刀，用取出來的血染紅10位模特的手指甲和腳趾甲。

2015年6月，他又在北京央美藝術中心實施了一個名叫《花季·六月雪》的行為，用80目粗砂布在上半身打磨出花瓣的形狀。那些如同緋紅畫筆擦過的傷口被拍成照片，用作在墨齋開幕的《王道至柔》海報，既觸目驚心，又美麗得動人。

《花季·六月雪》，北京，2015年

???

提煉痛苦的煉金士

一直有評論認為何雲昌的行為作品是殘酷的、暴烈的、苦行的、挑釁乃至於挑戰感官和倫理的，儘管這是部分確鑿的論斷，但我也相信，阿昌同時是一個溫柔而有詩意的人。

在北京的墨齋畫廊，何雲昌近二十年來所做的部分行為作品，以影像和實物等多種媒介被展出，但《王道至柔》的重點，無疑是他最新的行為現場：「心殿」。

2015年10月17日、24日、31日這三天，何雲昌分別實施了三場行為藝術，第一場《寧靜致遠》，他用塑料袋裝上一公斤墨，懸掛於半空，讓墨汁通過小孔滴落在玻璃桌面上，再將之擦凈，歷時三個小時；第二場《鏡心雲影》，將一塊透明水晶方塊石懸於半空，重複推動石頭使其晃動，兩個多小時後讓石頭靜止後，割斷繩索，使石頭砸碎位於下方的玻璃鏡面；第三場《懷風抱露》，用毛筆蘸水滴灑落在玻璃桌上，讓水蒸發循環到空氣中，整個行為持續四個小時。

《鏡心雲影》，北京，2015年

有評論說，《心殿》「從內容和形式上都體現了藝術家對虛實、剛柔、動靜、清濁、今昔等理念的自我感悟和呈現」，並且，那「標誌著何雲昌藝術探究的一次重要轉折，折射出其藝術造詣及個人心境在逆流不屈、翻越巔峰後，延展開的更為開闊、寧靜、平和的境界」。

我不知道在現場觀看的人是否即刻體會到了上述評論所說的這一層意思，倒是因為這三場行為過於安靜乃至枯燥，「行為還沒完，模特跑了一個——只用六個模特還跑了一個，笑死我了，我本來想說兩句啥的，轉身一看模特公司的老闆娘都站在那兒了，算了吧」。

沒有確定的意義和固定不變的語境，多義和變數本是行為藝術的題中之義。但如果說到何雲昌由剛至柔的轉變，那或許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時候。

2006年9月24日，在英國藝術家基金會的支持下，何雲昌開始在英國實施《石頭大不列顛漫遊記》。在英國東海岸一個叫布姆的小地方，他隨手撿起一塊石頭，然後由東向北，沿著海岸線繞英國一周。那段旅程共歷時112天，走了3500公里，經過海灘、草地、森林、湖泊以及霧靄，穿過拱橋、城鎮和鄉村，直到最後回到原點，再把那塊形影不離的石頭放回去。

《石頭大不列顛漫遊記》，英國，2006年

有英國記者問他做這個作品的目的是什麼，何雲昌答道：「就是為了把它放回原來的地方。」

「這個行為近乎無效，而這種無效和當今世界主流社會的人生價值觀形成對峙。」在另一次採訪中，他又說：「無效，或者說是低效，其實就是極其反當下這種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的東西。我做作品都秉持一個理念，人的肉身可以被踐踏和蔑視，會消滅，那麼在這之上，唯一不可以磨滅的就是人的精神，比如勇氣、智慧還有絕不和現狀妥協的意念和態度。」

移山，與人摔跤，把一條河分成兩半，讓十噸水重新流淌五公里（《上海水記》，2000年），諸如此類，都是一種願望，「是我個人徒勞的努力，但在某種層面上我達到了為所欲為的自由程度」。

對我個人而言，2003年的《視力檢測》是一件極其迷人的作品。該年的11月27日，何雲昌在開始實施行為之前檢測得自己的雙目視力分別為1.8和2.1，接著，他把自己綁在一張鐵凳上，身前是裝有256個燈泡、燈光瓦數高達一萬瓦的不鏽鋼鏡面，然後注視燈光一個小時。作品結束時，再次檢測雙目視力分別為0.8和0.9。

《視力檢測》，北京，2003年

在墨齋展出的《視力檢測》的攝影圖片極其瑰麗——雖然只是何雲昌一個人背對著相機，但他看起來就像是一個聖雄式的追日者，偉岸崇高，又暗藏一種悲壯的意味。如今那個不鏽鋼鏡面被放置在他工作室客廳的角落，落滿灰塵，黯淡無光。

艾未未曾經評價說，何雲昌「完成意志的企圖被他神聖化到了荒謬的地步」，甚至可稱為「可歌可泣」；中國當代藝術研究者Judith Neilson則認為「何雲昌是提煉痛苦的煉金士」；但我更傾向於贊同詩人于堅的觀點：「阿昌身上有一種聖徒精神。」

于堅說，何雲昌是挑戰歷史和意義之人，在「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的傳統社會裡，阿昌無疑是一個驚世駭俗的出走者，並且最終會獲得自由，因「自由乃是個人有意識地創造，而且經由自己的身體抵達」。

他的作品具有如此強烈的張力，縱使無法親眼目睹，也可藉由圖像、視頻和文字描述感同身受，如《槍手》（2001年）、《臥遊——從福岡美術館到富士山》（2009年）、《草場地十世》（2012年）、《涅槃》（2013年）乃至此前提及過的《抱柱之信》，都具有與其他藝術形式大相徑庭的震撼力，那種魅力是獨立於藝術家之外的，就像何雲昌在回顧《抱柱之信》時所說，「…做完了，就釋然了，內心的東西表達出去了，而且擺脫那種痛苦，感覺很好。多年以後，回頭一看，挺感動的，好像和我沒什麼關係，被另一個人的作品打動了」。

《涅槃》，比利時，2013年，在24小時的時間裡，把身上的衣服燒盡。

???

「活著最重要」

關於阿昌行為藝術的種種，例如個體意志與意識形態、情感與現實、存在與虛無、抒情與暴力、身體與靈魂……都有方家的高論，我倒是好奇他如何看待謝德慶這位聞名海外的行為藝術前輩——他們有時候會被放在一起進行評述。

「聽說他已經不再做藝術了？」我問他。

「2005年我碰到他的時候，他已經不做作品了，我聽說他和媳婦開了一家小飯館。」

我聽到的說法是謝德慶現在最大的樂趣和驕傲就是做出好吃的鍋貼，「不是，」何雲昌說，「德慶之前主要靠做裝修什麼的生活，後來年紀大了，只能開家快餐店。他心高氣傲，早不想在藝術圈待了，就想像一個普通人那樣活著——你看他這麼大的藝術家，心態有多好，開一個飯館，還不是活得好好的。」

他們認識得很早。謝德慶應艾未未邀請第一次來北京，就是何雲昌去機場接的。在阿昌眼裡，謝德慶是一塊紀念碑。2000年，謝德慶宣布不再從事藝術創作，此前他的最後一件作品是《十三年計劃》，「其實在那之前他就已經看明白了，已經接近出世的狀態，但他還要生活下去。」何雲昌話鋒一轉，「藝術多好啊，有時候你翻了一座山，心想後面的風景大概也就是那樣了，但是你又接著翻了一座山。其實歇一歇，沒事的時候溜溜彎兒，是不是也有別的風景呢？」

1994年，阿昌和朋友第一次觸碰了行為藝術，在一個畫展的開幕式上，他們從高處撒下七箱已報廢的債券，高喊著「破產，破產」，然後在保安跑來捉拿之前逃之夭夭。那個作品的名字叫作《破產的計劃》。20年過去，如今他會在做作品之前辟穀，以保持清醒的狀態；仍喜歡下圍棋，卻難以找到棋友；偶爾跟朋友打牌，並自嘲淪為「無酒量、無酒品、酒後無德」的「酒場垃圾」。或許更值得一提的是他仍然痴迷於打遊戲，曾經有三年每天在電游上耗上十五六個小時，花掉數十萬的費用，直到把裝備全部輸掉，就像「養電子小貓小狗，樂呵樂呵」。

2005年，何雲昌在接受《國際先驅導報》的訪問時說，「什麼是『行為』？簡單地說，一個人從桌子上跳到地下，可能是孩子遊戲；一個人從十樓跳到地上則是自殺；一個人反覆地從桌子跳到地上，可能是行為藝術。」

在他看來，行為藝術的靈感終究來自生活，「平常一個小事，看的一本書，想起小時候一個願望，心有所動，要表達出來，不寫書，不畫畫，開始設想行為方案……」在同一個採訪中何雲昌對記者說，「你看，魚在水中游，鳥在天上飛，植物在風中生長，它們都在以自己的身體做表達，而我，只不過是希望像植物一樣生活。」

因為要拍攝他的肖像，我們在11月中旬再度造訪阿昌的工作室。因為前一晚四點才睡，阿昌到了中午兩點才醒，他說昨晚眼睛發疼，他甚至有些擔心會不會從此瞎了——直到喝下幾杯熱茶，他才如釋重負般地對我們說：「終於活過來了。」

「活著最重要。」他強調。

13歲那年，閑來好夜遊的阿昌在一個夏夜裡走完一圈縣城，困了就躺在街邊的賣肉砧板上，酣睡時來了一群穿制服的壯漢，「他們的舉止比他們手中刺眼的手電筒光更為粗暴」，少年阿昌無法與他們論是非曲直，那時他開始接觸到這個現實冰山的一角，從此決定離開家鄉。

他戲稱自己為一個「傻子」，「妄想拉動一座山，把河水分成兩半，移動陽光，讓河水倒流，擊敗一百個人並與一百人喝酒……」，還為這個現實的版本設想了三百年和一千年後的傳奇結局，然而說到底他非常清楚，「我不可能將河流分為兩半，不可能拉動一座山，不可能移動陽光，讓河水倒流並擊敗百人或千軍萬馬，」在《成年人的童話》中他寫道，「但是我沒有放棄，很多人也沒有放棄並延續著他們的夢想。」

他甚至為此寫出了詩一般的句子：「屋子光線昏暗，那些蘭草、茉莉、碧螺春和海棠花奄奄一息。只要把四面牆推倒，就可以將陽光移到我所鍾愛的植物身上——這樣看來，我們的努力必定可以改變一些什麼。」

阿昌喜歡笑，雖然笑聲也細碎而低微；他也容易動情，如孩子一般在悲喜之間無縫切換。關於後者，有記者寫過頗為傳神的描述：「說到某些沉重的感受時，他又極動情，頭微仰起，眼睛眯成一條縫，聲調嗚咽，好像己經要哭了，神情令人想起一條傷心的老狗。」

如今阿昌混跡在離故鄉五千公里之外的北京，父兄都已過世，轉眼四十多年，他卻慶幸自己能在如此險惡的現實中，大致按自己的意願度日，「做一些自己喜歡、力所能及的事，滋潤自己早已冰涼蒼白的心」。

「你有想過某一天回到故鄉去嗎？」我問他。

「經常想。」他說，「等孩子大一點了，想帶他回去，讓他看看我小時候待過的地方。」那是不一樣的世界，走十分鐘就可以進山，再走十五分鐘就是原始森林——那是喜馬拉雅山脈的延伸地帶。以前梁河縣隸屬南甸，最後一任土司在解放前逃去台灣，留下一個丫頭被整瘋了，直到改革開放之後才被接走。「我小時候的印象就是一個瘋女人在穀場上跑，全縣城亂轉，滿世界跑，然後剩下的都是快樂。」

《針對龐然大物》，攝影，2000年

???

和阿昌的一些對話

何雲昌工作室里的綠植。

阿改：身體對你來說意味著什麼？

阿昌：身體就是我的載體。

阿改：所以背後的前提是，因為人對自己的身體有絕對的意志和主權，所以有權力任意使用自己的身體？

阿昌：不是權力，而是基於一種認知，即每個人最終都會離開，在你幾十年的生命歷程中，必然有一些東西大於你的肉體和生命，即便你只在乎自己，也總有比這尊肉身更美好的、更值得尊重和付出的東西。

阿改：但是中國的傳統是講究「養」生的，身體是上天賜予的禮物，你要讓他生生不息，而不能有類似自殘這樣的行為，但現代的行為藝術似乎是打破這一傳統觀念的。

阿昌：1993年、1994年我開始做行為藝術的時候，對這套觀念的理解和普通人沒多少差別，但經過四五年比較系統的思考，等到1997年的時候想得差不多了，再去做行為時約束就少了。到目前為止，我沒有重複做過一件作品，也不會去做表演，關於身體的應用這些問題也想得差不多了。

阿改：結論是？

阿昌：充分地應用身體就是對身體最高的尊重。

阿改：有底線嗎？

阿昌：早期的底線就是弄個半死就可以了，底線就是留住一條命。但那只是一種願望，要是真的發生什麼意外，命搭進去也就是搭進去了。所以我做作品都會跟合作方簽協議，就是做作品的過程中，發生意外、對身體的傷害以及引起身體的後續的併發症，等等，這些都跟任何人和機構沒有關係，那是我個人的意願。我應該已經簽過十幾次了。

阿改：2003年做的那件《視力測驗》是出於什麼考慮？對你的視力有影響嗎？

阿昌：當然，我今年48歲，四年前已經是老花眼。當時左眼視力2.1，右眼1.8。做那件作品的初衷，就是要把自己的身體弄壞。你想我們60年代出生的人，你的爺爺會告訴你爸爸，你爸爸告訴你，你會告訴你的孩子——要尊老愛幼，要與人為善，要禮義廉恥，還要有佛家的慈悲心……我們太多羈絆了，倫理道德，家國系統，你動根手指頭都會犯戒，那我選擇把我的眼睛弄壞這件事，我自己就可以界定了，不礙你什麼事，也不需要審批，就是超越在那一切之上，自在了。

阿改：這有點像撒旦決意違背上帝，「我一定要下地獄」的這種感覺。

阿昌：你也可以說是釋迦牟尼捨身飼虎——你的確可以去延伸解讀，但我的起念很簡單，就是把眼睛弄壞這個事情我自己可以控制，那是對自由，對擺脫羈絆的極端強烈的訴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