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身慷慨猶易勉：忽必烈為什麼對文天祥痛下殺心

忽必烈一直沒有殺文天祥，原因有二：

一是佩服他忠於所事，希望通過對待文天祥的態度，給臣下立一個好榜樣。

二是愛惜其才。忽必烈在與阿里不哥爭奪汗位獲勝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身邊有一個龐大的漢人幕僚集團。元朝建立後，他十分注意搜羅漢地人才。文天祥是宋朝的狀元宰相，自然是重點爭取對象。

但元廷中也有人反對忽必烈的這種做法，比如右丞回回人麥朮丁。麥朮丁曾擔任江西宣慰使及江西行省左丞，當年文天祥在江西戰場上的聲勢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麥朮丁不僅派人到獄中收走了文天祥的棋弈、筆墨、書冊，而且「每倡言不如殺之（文天祥）便」，從而導致「自是上（忽必烈）與宰相每欲釋之，輒不果」。

到至元十九年（1282）初，忽必烈對於殺不殺文天祥仍猶豫不決，然而接下去的幾件事，則促使他下了決心。

據鄧光薦《文丞相傳》記載：至元十九年春，福建有一名懂得星象的僧人，向元廷進言說：十一月，土星冒犯帝座星，懷疑國家將有變亂。

另外，中山府有個叫薛寶住的人，聲稱是宋室幼主，聚集了數千人，說是要來取文丞相。

不久，元廷又截獲了一封秘密書櫝，稱：「兩衛軍盡足辦事，丞相可以無慮」，又說：「先焚城上葦子，城外舉火為應。」元朝大臣們認為，書櫝中所謂的「丞相」有可能是文天祥。這件事導致京師戒嚴，元朝將瀛國公趙?等趙氏宗族遷往了上都。

十二月初七日，司天台上奏：「三台（星官名）拆。」這又似乎印證了「土星犯帝座」的讖語。

這些事件，雖然與一直關在獄中的文天祥並無聯繫，但是元廷中主張殺文天祥的大臣，卻將這些事或多或少地往文天祥身上牽扯。儘管如此，這些事件雖然可能造成忽必烈的精神緊張，卻不足以讓他匆忙決定殺害文天祥。

當時，元朝的統治已十分穩固，中山府的小股百姓鬧事對大局無妨，大可不必過於緊張。至於「兩衛軍盡足辦事，丞相可以無慮」的話，也經不起推敲。首先，且不說這等機密書信為何落入元軍手中，就事情本身講，這件事的謀劃者冒著泄密的危險，想事先告知文天祥，對於大局有何益處？其次，既然兩衛軍已不可靠，史書為何沒有忽必烈對兩衛軍進行「清洗」的記載？所以，「兩衛軍」云云以及「先焚城上葦子，城外舉火為應」的話，顯然是虛張聲勢，作為成熟政治家的忽必烈並不難看破。

因此，單純是這些事還不足以使忽必烈受到很大震動，這裡面還有更深層次的背景。

就在至元十九年春，元朝爆發了立國以來最嚴重的一次政治危機——阿合馬被刺。阿合馬是中亞色目人，通過察必皇后的父親，取得了忽必烈的信任。中統三年（1262）領中書左右郎、兼諸路都轉運使。其後20年間，歷任中書平章政事、制國用使、平章尚書省事等職，權重一時。他為人貪婪驕橫，朝中蒙漢官員多次彈劾他，都遭到打擊報復。

至元十九年（1282）三月，忽必烈前往上都避暑，阿合馬留守大都。益都人王著與高和尚等密謀舉事，參與者有數千人之多。十七日，他們一部分前往控制居庸關，另一部分則竊用皇太子真金的儀仗，謊稱太子回京做佛事，潛入大都。這天深夜，王著一行來到東宮南門，矯傳太子詔令，讓阿合馬出迎。阿合馬慌忙出見，王著用袖藏的銅錘將他擊斃。宿衛趕到，王著、高和尚都被抓獲。

忽必烈在上都接到消息，大驚失色，即命親信大臣馳返大都，平息暴亂。阿合馬被刺案實質上是元廷中儒臣派漢人官僚，與理財派的色目人集團之間矛盾的一次總爆發，這次事件在元朝高層引起了極大的恐慌。

忽必烈認為，小股的草民流寇舉事並不可怕，而漢人官僚集團中隱藏的不滿情緒卻很危險。事後，忽必烈只將明顯涉嫌的樞密副使張易處以極刑，對其他受牽連的人則網開一面；同時將阿合馬開棺戮屍，以緩和漢人官僚的情緒。另外，忽必烈開始重用和禮霍孫等儒臣派，儘力消除元廷中民族矛盾的隱患。

此時，「土星犯帝座」的讖語和薛寶住的舉事，必然觸動忽必烈最敏感的神經，加上元廷中某些大臣的捕風捉影與推波助瀾，忽必烈於是作出了將趙氏宗族遷往上都，以及儘快處置文天祥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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