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黨歷史上最危險的叛徒，帶紅隊去幫他以前的青幫哥們打架

顧順章

一是人矮，精幹，多計謀，滑頭，勇敢，變戲法的技術很高明；二是不多說話，他不曾對同志說過自己的履歷和社會關係；三是平日不看文件，開會不常說話；四是生活浪漫。

撇開其他暫且不說，顧順章的精幹能幹，有才華奇技，有勇有謀，處事果斷，服務周到等特點，在他加入中共至叛變中共之前，的確為中共做了好事，僅大革命失敗後，中共中央機關從武漢遷回上海在他叛變之前能穩步站腳這一點，他是有功勞的。但是，顧順章在為中共服務過程也有許多不良的表現，如講江湖義氣以致發展革命隊伍良莠不分，濫用職權動用革命力量為朋友報私仇，懲處敵人時有擴大打擊面和蠻幹現象，鋪張浪費和生活浪漫，個人英雄主義和居功自傲等。

顧順章講江湖義氣以致發展革命隊伍良莠不分，漁龍混雜。

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之前，顧順章擔任上海工人糾察隊總指揮。為了擴大革命隊伍和壯大革命力量，上海工人糾察隊進行招兵買馬。顧順章藉機把他在上海的幫會兄弟招羅過來，充實到工人糾察隊中去。這些幫會兄弟作戰比較勇敢，敢於衝鋒陷陣，但時有違反紀律的行為發生，如只聽顧順章的話，其他領導指揮不動，行為不受紀律約束，內部鬥毆外部擾民等。中共上海區委書記羅亦農及時發現，提出嚴肅批評和要求顧順章馬上整改。雖然顧順章對此過後進行改正，把明顯的不良行為的幫會兄弟辭退出去。但是他並沒有以此為教訓，不再重犯。中共中央回遷上海後特科紅隊重組，顧順章利用革命用人之際，利用職權，故態復萌，又把他以前的幫會兄弟拉進紅隊，使革命隊伍又出現良莠不分、漁龍混雜，造成隊伍組織成份不純和隊伍思想不純。

隊伍不純必然會做出違背中共的原則和組織紀律的事來。1928年3月，紅隊有些隊員以奪取武器為借口，在上海鼎新旅館打死了前來上海購買武器搞地主武裝的李仲丹。這事出了亂子，帶來嚴重後果，參與其事的紅隊隊員大部分被捕，有的叛變，有的在獄中病死，使紅隊的戰鬥力量受到嚴重損失。

顧順章還講江湖義氣濫用職權帶紅隊去幫他以前幫會哥們顧竹軒打架。

顧竹軒

蘇北人，青幫「通」字輩流氓，以出租人力車起家，後來成為上海新天蟾舞台戲院的老闆，以前是顧順章的「哥們」。顧竹軒在戲院行業競爭中與另一家戲院老闆常春恆發生矛盾。顧竹軒找到以前的哥們顧順章，向他訴說常春恆不擇手段拆他的檯子挖他的牆角，使他的生意日益走下坡，並請求顧順章幫忙。顧順章不分是非，不考慮紅隊是中共的武裝隊伍和中共中央的保衛隊伍，不是個人的私有財產，不允許動用這支隊伍辦私事，泄私憤圖報復。他便帶領紅隊隊員去幫助顧竹軒打架，最後把常春恆打死。

顧順章鎮壓叛徒特務時擴大打擊面，採取威懾敵特手段時蠻幹，製造「紅色恐怖」。

大革命失敗後，中國革命形勢處於低潮，昔日的盟友國民黨瘋狂屠殺中共黨人和革命志士，天下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有些在大革命高潮加入中共隊伍的黨員經不起嚴峻形勢的考驗而自首叛變，出賣組織和同志。為了遏制這股歪風，中共制定了對之打擊鎮壓之政策。但是是有條件和前提的：危害大的才打，不準打公開的特務，不準搞綁票。

中共一直認為：個人恐怖政策並非爭取群眾的政策。隱蔽戰線的鬥爭的政治方向是爭取群眾，使社會各階層的群眾同情中共，甚至站在中共的一邊，至少要使群眾中立，不為敵所用。恐怖行動雖然可以使叛徒、特務害怕，卻是萬不得已的手段。

顧順章對中共這一隱蔽戰線鬥爭的指導原則是有看法的，他譏笑中共堅持這一原則的同志，他說過：處決一個叛徒或特務，勝似爭取一百個群眾。他把這樣一場嚴肅的政治鬥爭，化為單純的恐怖行動。

顧順章自恃是中共特科的負責人又兼行動科科長，凌駕於組織之上，嚴重違背中共的政策和策略，打著「叛徒特務違害革命，必須消滅」這冠冕堂皇的口號，不管危害大小，不加區別地加以鎮壓。這種做法，一時在上海灘營造了「紅色恐怖「的氣氛，威懾了叛徒特務，使叛徒特務危害革命的張狂行為有所收斂。但是這種做法也帶來了嚴重的負面作用，它易於引起群眾對中共反感和不同情，脫離了群眾，孤立了自己，造成了很不好的政治影響。

有個時期，上海租界包打聽的總機關，每周在一品香飯店集中著二、三十個包打聽頭目開會，匯總打探到的各方面的情報。包打聽頭目手頭掌握著手下密探、特務從各方面探聽來的情報，對革命危害很大，但也不是所有的包打聽頭目都是死心塌地的反動分子，正像項英所指出的：他們是一班惡狗，但在思想上說不上甚麼反共，就連國家觀念也沒有，一切只為個人的物質利益著想，多將逮捕共產黨的工作當作生財之道。因為他們知道：如果真賣力，將中共黨員一古腦兒捉完了，無異是自毀財源。倒不如慢慢地抓，讓它細水長流，才可以混得久，收入多。這些人生財是置於一切之上，通過爭取和做工作也可以為我們所用。

顧順章才不管這一套，也不屑於做耐心細緻的爭取和策反工作。1930年春天，他通過特情報關係從日本兵艦搞到了幾大皮箱炸藥，由特二科自製定時電力點火機關，準備把這些包打聽頭目全部炸死。這幾箱炸藥的威力大，若爆炸，不但整個一品香飯店會被炸光，周圍居民也會遭到極大的損害。陳賡苦口婆心的勸說顧順章，不能這樣蠻幹，要衡量政治影響的得失。

顧順章還是決定要干。陳賡沒有辦法，只好趕快搬出了準備出國的周恩來。周恩來嚴厲批評了顧順章，並用組織手段干預。這個恐怖行動終於放棄了。

顧順章個人英雄主義思想比較嚴重和容易居功自傲。

平心而論，大革命時期及中共中央機關在武漢時期，顧順章較為注意自己的行為，負面表現不是那麼明顯，還不敢明目張胆地居功自傲。也許他那時加入革命隊伍時間短，地位低、資歷淺，較為注意自己的言行。中共中央機關從武漢回遷上海後，為了保衛中共中央的安全，他籌劃的幾次行動方案比較周密漂亮，效果不錯；他的「恐怖威懾術」在白色恐怖的上海灘，對叛徒、特務確實發生了一定的威懾作用；他的精幹靈巧，辦事利索，神通廣大等有時起了一般特科人員，甚至是中共中央有關領導人起不了的作用。他不能一分為二地分析取得這些成績、成就的原因和個人在這些成績中所起的作用，不能正確對待個人與組織的關係。他把一切功勞都包攬過來，歸為已有。他把中共中央能在上海站得住腳的功勞全部都劃歸為自己努力和自己本事的結果。他以「救世主」身份自居，唯我獨行，居功自傲，目中無人。

顧順章逐漸驕傲起來了，他的流氓無產階級的品性明顯暴露出來，而且越走越遠。他貪圖享樂，濫用公款，生活腐化。他以搞特工為借口，利用中共的工作經費吃喝嫖賭，甚至吸毒。

1929年春節期間，中央特科因為處置出賣李維漢的密探黃歧的需要，特意在僻靜的英租界威海衛路802號租了一幢石庫門房子。待處決了黃歧之後，顧順章以安全為理由，自己住進了這幢房子。

石庫房子是一種中西合璧的民居建築，始建於1870年前後的上海英租界內，後在上海市區得到迅速的發展，遍布上海大大小小九千餘條弄堂里，多達20多萬幢，蔚為大觀，成為上海居民建築的一大特色。它適合於中產階層人士居住，在20世紀20年代，一幢三開間的石庫門房子，捐稅不算在內，月租金約在40塊大洋左右。

平心而論，為了中共中央安全工作需要，作為中共中央委員（後來又增補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共特委領導人、特科主要負責人的顧順章住進了這種房子是不為過的。當時，中共為了領導人的安全或為了地下革命工作的需要，租住的房子以及生活的擺設常常要闊綽一點和奢侈些。

中共中央從武漢回遷上海後，中共中央後勤部門給羅亦農租的二處房子都是比較好的。第一處是「民厚北裡面臨靜安寺路一座兩樓兩底的房子」。這幢房子租好後行李搬進去羅亦農還沒有住進去前發生了失竊，中共恐怕安全出問題，決定放棄。第二處是「新閘路麥特赫斯路口一座二樓二底帶廂房的房子，屬於弄堂內第一家，建築得很好，傢具也很闊綽，簡直像一個闊人的大公館」。

特科人員黃慕蘭擔任互濟總會營救部長時，為了使她的生活條件與她表面的社會身份相符，她在《自傳》介紹：中共「安排我住在地下黨的一個單線聯繫點。那裡是十月革命後流亡到中國來的白俄貴族開設的一個白俄公寓，三十塊錢一個月的房租，連同夥食在內一個月要付八十多元。這在當時來講是很貴的，一般人是住不起的，我因掩護工作的需要，全部費用都是由黨組織支付的。公寓房間里有電話，聯絡方便；室內成套的傢具設備，很氣派。……為了打扮成一位上層婦女，我燙了頭髮，穿了半高跟鞋，戚元德（時為中共特科交通科的負責人吳德峰的妻子）還給我做了一件喬其紗旗袍，光是這件旗袍就花了好幾十元。」

問題是顧順章搬進去後，把這裡當成是自己的財產和住宅，自稱是「顧公館」，不允許中共的其他同志住進這裡。而且房子裝修富麗高檔，鋪設奢華。歷史沒有留下關於這方面具體的記載，岳先、秦少智編著的《虎穴龍潭》倒是有段具體的描述：

「地坪是清一色的白色大理石，光可鑒人。內牆上是黑麻色大理石鑲金色馬賽克，平頂則用石膏拓花，那花是西洋的曲線，顯得雍容華貴。平頂下垂吊著一盞技形吊燈。正中擺放著杞樟木八仙桌，桌面漆的是傳統的棗紅色，油亮晶晶；兩旁各自擺有一對鑲著文石鏤花的太師椅。在太師椅之間的杞樟木茶几上擺有時鮮果品和駱駝牌香煙。須知杞樟木傢具已是紅木傢具家族中首屈一指的上等品了，其古色古香足可敵美崙美奐的西洋傢具。里側牆壁正中有一石膏鑲拼的壁櫃，正中供著一尊細瓷觀音像。壁柜上面則掛一面西洋大擺鐘。」

顧順章生活腐化，挪用中共有限經費於揮霍對當時與他有過接觸的中共重要人物是有同感的。他生活腐化，吸鴉片，甚至玩妓女，打老婆。背著周恩來過著揮金如土的私生活以及他的品行早已醜名遠揚」。

項英在肯定特科工作成效的同時也指出「顧順章在這方面所花的錢是太多了」。多次採訪過陳賡的穆欣先生說：「他的家裡只有陳賡同志能去。陳賡同志去過兩次，發現顧順章生活腐化，花天酒地，亂搞女人，抽鴉片煙。」與顧順章在特科相處了三個月聶榮臻認為：「顧順章這個傢伙，除了吃喝玩樂之外，再一個特點，就是亂干，為所欲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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