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偉大的君王朱元璋，他建國300年，影響700年

自成化時代開始，明朝政權已經沒有了致命性的威脅，百姓的溫飽問題也已經基本解決。全國上下經濟發展欣欣向榮，商人逐漸走到了前台。明朝建立的「洪武體制」面臨著崩塌體系。在某些歷史學家眼中，「洪武體制」相對於南宋的滅亡來說則是一種倒退，因為，自南宋滅亡後，包括王夫之、黃宗羲在內的許多學者都認為「亡天下」了。

洪武體制只是另一個輪迴的開始，並不落後

但是，這種觀點忽略了一點。即南宋政權包括之前的北宋政權，是一種集權思想與分權思想的抗衡，正如黃宗羲所說的秦盡、元盡，說的皆是秦前戰國的分權，元前的南宋分權思想。而這種抗衡在任何時代都存在著，只不過到了南宋階段，分權思想比較強大，由此，才有了一些在今天看來比較民主的思想。例如「中國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萬姓、三軍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其實，這和戰國時期是孟子所說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思想類似。

非常不幸的是，每當出現上述觀點的時候，正處中國的亂世，這種思想出現不久，所提出這種思想的國家或朝代就會被另一個統一的王朝所替代。更為可悲的是，這種分權思想在中國的歷史上的實踐幾乎都是失敗的。幾乎都沒有解決中國問題的關鍵——三農問題。南宋經濟那麼發達、文化思想那麼活躍，但始終沒有解決好這一問題。這是中國歷史的一道難以逾越的思想與實踐鴻溝。「洪武體制」只不過是另一個集權與分權思想鬥爭的輪迴而已，根本談不上某些歷史學家所說的倒退與否。如果是進步，它為何在中國歷史上就沒有真正實現過？晚明同樣也是如此，它也是倒在了這個問題上。

明武宗的不作為，確實導致了一種分權的實現，各地方官員有了較大的政治自由度，但最終，還是出現了張居正改革這樣的集權變革。其後，繼續分權，導致了晚明的極度繁榮，繼而，天災人禍頻仍。李自成入主北京推翻明朝，清兵進主中原。再一個輪迴開始。

自正德的爹弘治皇帝開始，「洪武體制」中的重要內容之一：荒政體系就已經開始出現問題，用於救災的糧食倉儲制度便出現了頹敗態勢。洪武體制陷入了逐步塌陷的危險。問題是，一個成熟體制的成熟需要一定的時間，朱元璋父子用了50年的時間構建並將其形成制度穩固下來後，運行了百年後開始逐步變壞，而變壞的速度也用了百年的時間。所以，體制、頂層設計並非一朝一夕建成，但建成之後，它的存在也將是長期的。

洪武體制的不得已，它抓住了中國問題的本質

本人認為洪武體制有四大內容，即限制人身自由的戶口稅收制度；經濟方面的開中制；洪武荒政體制；官員薪酬制度。

明初，因為生產力、統治知識和經驗的不足，作為農民起義領袖的朱元璋，儘管可以靠前代降臣的統治經驗進行政治維持，但畢竟能力較為薄弱。再加上多年的戰爭造成財政收入銳減、財政支出龐大。一方面，他加大了紙幣的發行、開中制的建設等，但這些只能是解了燃眉之急，最重要的是對百姓的管理，這才是根本。為此，朱元璋在繼承前代將全國百姓分為民戶、軍戶、灶戶等不同類別外，還對百姓出行的里程進行了限制。將百姓緊緊地控制在當地，減少不同地區的人之間的交流，從而也就降低了可能的各種事變的發生。

除了限制百姓的人身自由外，洪武體制的另外一點就是官員低薪制。再一點，就是開中制的建設，給予商人一定的經濟自由。同時，就是四大糧食倉儲制度。四大糧食倉儲制度與報災、勘災、救災措施和醫療體制，構成了洪武體制的一大主體——洪武荒政體制。

明朝是一個自然災害頻仍的朝代，據《中國災害通史·明代卷》統計，水、旱、蟲、震、疫、沙塵、風、雹、雷擊、霜、雪、凍害等十二類自然災害，明朝共發生3952次。其中，水災、旱災、地震、瘟疫四類自然災害最為嚴重。朱元璋對於災害的重視程度，可以說在整個封建社會兩千多年的幾百位帝王中無人能比。因為，朱元璋青年時代所處的境遇，使其對民間疾苦有著深刻地體會，他知道，老百姓最看重什麼。只不過，他的認識僅僅局限於溫飽階段。以封建社會一個帝王，能夠以自己的思想和學習保證二百年的江山穩固已經非常了不起了。後世溫飽階段後的體制建設，該由後人去解決。可惜，明朝沒有這種帝王出現。清朝倒有一位，他的名字叫愛新覺羅·胤禛。

徐光啟在《農政全書》卷四十五「備荒考下」中所說：「洪武初，令天下縣份，各立預備四倉，官為乘谷收貯，以備賑濟，就責本地年高篤實人民管理。蓋次災則賑糶，其費小；極災則賑濟，其費大。」天下無收則民少食，民少食則將變焉，變則天下盜起，雖王綱不約，致使強凌弱、眾暴寡，豪傑生焉。自此或君移位，而民更生有之。聯所以切慮三時，慮恐九年之水，七年之旱，民無立命。所以讀聽之間，不覺毛髮悚然而立，驚畏如是，為此也。

四大倉在賑濟方式上有所不同，預備倉（相當於今天的國有糧庫，儲糧的主體）用於賑糶（糧價上漲時，以平價或低於市價的方式向受災者賣糧）、 賑給（將物品無償發送給災民）、賑貸（將糧種借貸給受災人並設定利息，來年連本付息償還）；

常平倉（戰國時李俚創立，用儲糧平抑災害時的糧價，地方政府的糧庫）只用於賑糶；

義倉（隋文帝時創，通常是州縣一級，是政府面對百姓的第一線糧庫）用於賑給；

社倉（宗族或民間自救組織的糧庫，南宋朱熹創立）用於賑貸。

四大倉制度的構建，直接購置了從中央到民間的四層保護體系。可以說，是極為穩妥、安全的保障糧食安全的一種方式。但是，自弘治開始，四大倉制度就已經出現了問題。當正德皇帝下揚州時期，蘇州、揚州這些江南城市的救災已經開始靠募捐了。到了萬曆末年，政府甚至退出了救災主體的行列。江南地區許多身處救災前線的反而是鄉紳或商人。

同時，朱元璋還建立了較為完善的醫療體系。從為皇家服務的太醫院，到為各地諸侯和權貴服務的良醫所，以及在洪武三年（1370年）建立的惠民藥局，形成了一套完善的醫療體系。並規定「各布政使司，各府，首領官，醫學正科各一員；各州，醫學典科各一員；各縣，醫學訓科各一員」。平時，他們的職責就是救治「貧病」的社會弱勢群體。朱元璋特別下令，不得因無錢而拒絕治療病人，惠民藥局甚至經常免費贈葯。遇到災禍時，惠民藥局則負責救治災民、施藥送葯以及掩埋屍體等。

惠民藥局自洪武年間開始，直到萬曆年間仍然運行正常。萬曆十五年（1587年），惠民藥局在處理北京地區發生的瘟疫中，發揮出了極大的作用。萬曆皇帝命太醫院派人聯合惠民藥局共醫治病人109590人，舍葯折銀14618.5斤。正是因為兩大災難救治體系的建立，才使得明朝雖然多災多難但仍屹立了27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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