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情同手足到恩斷義絕，魯迅和林語堂友誼的小船是怎麼翻的？

作者 | 楓葉君 來源 | 精緻小號

人生無常，友誼的小船傾翻是常有的事。平常的小船，翻了也就翻了，沒人在意，也沒人理會，因為上面的人寂寂無名。

可是，有的小船翻了，多年過後仍讓人念念不忘，那是因為船上的人非同一般。魯迅和林語堂的友誼小船，就是這樣不同尋常的一隻。

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魯迅和林語堂都享有盛名，前者是思想文化界的領袖，後者是學貫中西的文學大家，兩人從友情深厚到形同陌路，其經過和緣由令人慨嘆，令人惋惜。

魯迅與林語堂是因《語絲》相識並結下友誼的。

《語絲》於1924年11月在北京創刊，主編是孫伏園和周作人，魯迅、林語堂、錢玄同、章川島等人是刊物的主要撰稿人。其時，林語堂在北京大學英文系任教，魯迅在教育部任職，同時兼授北大課程。

《語絲》側重發表文藝類作品，包括雜文、小品、隨筆等各類文體，文風活潑辛辣，自成一派。魯迅比林語堂年長14歲，然而，這並不妨礙兩人之間的惺惺相惜，成為好友。

1926年，林語堂兼任北平女子師範大學（今北京師範大學前身之一）教務長，與同在該校任教的魯迅來往更加密切，兩人的友誼也更加熾烈。

三一八慘案後，林語堂遭段祺瑞政府通緝。5月，林語堂應廈門大學校長林文慶邀請，前往廈大，擔任校文科部主任兼國學研究院總秘書。

林語堂安全了，可是他並沒有忘記自己的摯友魯迅還留在北平，處境很不安全，因為三一八慘案後，魯迅也在段祺瑞政府公布的第二批通緝名單中。

於是，林語堂向林文慶舉薦魯迅。1926年9月4日，魯迅抵達廈門，當晚入住廈門大學。

林語堂與魯迅相識於北平，先後同在北大和北平女子師範大學任教或兼課，同時又為辦好《語絲》出力，在走出危境後，又共同執教廈大，兩人友誼之深可見一斑。

在廈大，魯迅的日子可以用冰火兩重天來形容。對於環境，魯迅並不很欣賞，雖然如今的廈門在人們心目中是一座美麗的海濱城市，但在當時的魯迅眼裡，它不過是一個「污濁的小溝」。

在給許廣平的信中，魯迅曾有這樣的話：「我以北京為污濁，乃至廈門，現在想來，可謂妄想，大溝不幹凈，小溝就乾淨么?」

不過，學生的熱情讓魯迅很欣慰。 作為思想文化界的領袖，魯迅在廈大學生中享有極高的聲望，他開設的《中國小說史》、《中國文學史》等課程頗受歡迎，上課時教室總是爆滿，甚至有許多外校學生慕名前來聽課。

廈門大學部分教職工合影，第四排右起第一人為魯迅

真正讓魯迅煩惱的是他與校方的關係。校長林文慶是英籍華人，對國學研究並不感興趣，成立國學研究院，一是裝門面，二是應付重視國學研究、遠在新加坡的校董陳嘉庚。

可是，因為林文慶提倡尊孔，學校里充滿復古氣息，學生們學古文背古詩，極少參加社會活動，林文慶甚至還用英文編寫了一本《孔教大綱》，讓學生學習。這種氛圍當然和主張「少讀中國書」、倡導新文化的魯迅格格不入。

國學研究院的經費問題直接導致了魯迅和林文慶的正面衝突，林文慶說自己有發言權，魯迅為此拍了桌子。

當時廈大理科部主任是從密歇根大學留學回來的化學博士劉樹杞，此人心胸狹隘，對國學研究院一直採取排擠態度，恰好他又掌管學校財權。

在看出林文慶和魯迅的矛盾後，很快「領會」領導意圖，頻頻刁難魯迅，以致魯迅被迫幾次搬家，一度甚至住進廈大某樓的地下室。

魯迅是林語堂舉薦到廈大的，後者算是半個地主。按說魯迅在廈大過得不順心，兩人的關係多少會受到影響，但事實並不是這樣。相反，兩人都表現出對朋友的理解。

在與校方關係交惡後，魯迅曾想甩手走人，但是最後還是沒走，即便在劉樹杞以節電為由，讓人把魯迅屋內的兩個燈泡強行擰走一個後，魯迅也忍了。

他說：「只怕我一走，玉堂（林語堂本名）要立即被攻擊。所以有些彷徨。」

對於魯迅當時的處境，林語堂曾有這樣的描述：「我請魯迅至廈門大學，遭同事擺布追逐，至三易其廚，吾嘗見魯迅開罐頭在火酒爐上以火腿煮水度日，是吾失地主之誼，而魯迅對我絕無怨言是魯迅之知我。」

這是林語堂與魯迅失和後的表述，由此可見，當年在廈大，林語堂對魯迅是抱有深深的歉意。

林語堂

然而，魯迅與林文慶、劉樹杞等人矛盾是解不開了。1927年1月15日，魯迅終於離開廈大，前往廣州中山大學任教。

魯迅前後在廈大任教僅134天，可是廈大卻銘記魯迅直到今天，學校不單有全國大學中唯一的魯迅紀念館，還有魯迅的花崗岩雕像，連校門和校徽上「廈門大學」四個字都是魯迅的墨跡。

因為魯迅的辭職，廈大學生對校方，尤其是劉樹杞惱火之至，於是發起學潮，要求罷免劉樹杞。劉樹杞無奈只好辭職，跑去武漢大學做代理校長。

劉的去職並未平息學潮，學生又把矛盾對準林文慶，林文慶只好到南洋躲避。看到這種形勢的林語堂對廈大也感到灰心，他覺得魯迅的去職和學校的亂象都與他有關聯。

其時正值武漢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陳友仁再三邀請他去任職，於是，在魯迅離開廈大兩個月後，林語堂於3月辭去教職，前往武漢擔任國民政府外交部秘書。

魯迅和林語堂從北京先後到廈大任教，又先後離開廈大，真正做到了共進退。朋友做到這個份上，這友誼還不讓人羨慕嗎？

1933年2月17日，魯迅（右一）、林語堂（右二）等人在滬歡迎愛爾蘭作家蕭伯納（左二）訪問中國。

關於魯迅和林語堂從有矛盾到分道揚鑣，有很多種說法，說起來都是不大事，或者就是雞毛蒜皮，有各種說，如蚊帳說，酒局說，文章說，葬禮說，英語說。

聽起來很雜、很亂，但是，細說起來，倒是頗有幾分市井味道，讓人聯想到大雜院里的鄰居吵架，以及酒醉後掀翻桌子等民間俗景。

蚊帳說是頗有戲劇性的。在上海時，魯迅曾和林語堂同住在北四川路橫濱橋附近。有一次，魯迅吸完煙後隨手把煙頭一扔，不料正扔在林語堂的蚊帳下，把蚊帳燒去一角。

林語堂當即就不高興，厲聲責怪魯迅。魯迅很不以為然，覺得林語堂小題大做，並說：「完全燒了便怎樣？一共也不過5塊錢罷了！」林語堂正不高興，見魯迅燒了他的蚊帳還如同沒事一樣，心裡更加惱火，於是和魯迅大吵起來。

有人說，一頂蚊帳讓魯迅和林語堂的友誼終止了，其實並沒有那麼簡單。一個饅頭可以引發一起血案（見陳凱歌電影《無極》），但是，魯迅和林語堂這兩個當時中國的文壇大腕，還不至於因為一頂蚊帳鬧掰了。

魯迅

然而，衝突確在逐漸增多。

在上海，魯迅與出版商、北新書局老闆李小峰鬧過版稅官司，因為後者拖欠魯迅的稿費。李小峰怕事情鬧僵，答應分數月支付稿費，並請郁達夫來做和事佬。

李小峰在南雲酒樓請客，除了魯迅和郁達夫，林語堂和其他幾位文人也在座，目的是為了活躍氣氛。

席間，有人忽然提起魯迅的學生張友松，林語堂說話不過腦子，順嘴也說起張友松。但是，林語堂不知道，魯迅此時最不願聽到的就是張友松。

原因很簡單，張友松曾在背後指責李小峰「拖欠作者工資」，並說，如果自己辦書局，決不做此類事。李小峰知道張友松背後說他，心裡很不爽，就幾次對張友松進行人身攻擊。

這下魯迅坐不住了，他覺得，我的學生說什麼，有你林語堂什麼事？當著李小峰的面說張友松，你這不是讓李小峰覺得，我要稿費是受了張友松的挑唆？更何況，知情人都知道，張友松雖是魯迅學生，但二人交情甚好。

著名翻譯家，晚年的張友松

於是，魯迅臉色鐵青，從座位上站起來，大聲喊：「我要聲明！我要聲明！」那時，魯迅已有幾分酒意，他一拍桌子，「玉堂，你這是什麼話！我和北新的訴訟不關張友松的事！」

林語堂一時目瞪口呆，旋即站起來辯解：「是你神經過敏，我沒有那個意思！」

兩個人越吵越上火，脖子梗著，雙目對視，猶如兩隻斗架的公雞，足足相互對視了兩分鐘。當時場面極為尷尬。

本來是來和稀泥的郁達夫一看情況不妙，一手按下怒氣衝天的魯迅，一手趕緊拉著林語堂和林妻廖翠鳳離開。誰也沒想到，一場本來為了魯迅和李小峰和好的筵席卻因為魯迅和林語堂的爭吵鬧得不歡而散。

說來也巧，魯迅和林語堂發生另一次不快時也有郁達夫在場。那次是《自由談》編輯黎烈文做東，為被譽為「富春江上神仙侶」的郁達夫和王映霞赴杭州送行，魯迅和林語堂被邀請赴宴。

郁達夫與妻子王映霞

坐下不久，林語堂就問魯迅：「周先生又用別的筆名了吧？」

熟悉林語堂的人都知道，他的人際交往能力與他的英語水平成反比。換筆名是魯迅的硬傷，他不願意別人提及此事。

因為文筆辛辣尖銳，魯迅的文章經常被新聞檢查機構槍斃，為此不得不經常更換筆名。有人統計過，魯迅一生曾用過的筆名多達156個。

儘管林語堂所說的筆名其實是當時一個年輕作者的，但是，林語堂這樣問，在魯迅聽來相當不爽。

飯後，大家開始抽煙聊天。林語堂的碎嘴毛病又犯了：「周先生，你每天抽幾根煙？」魯迅答：「大概很多吧，沒有統計過。」林語堂聽了很興奮，剛想繼續往下問，不想魯迅把臉一拉，冷冷說：「你是不是在替《論語》找材料？」

林語堂一愣，他沒料到魯迅會這樣問。魯迅就是睿智，他看出了林語堂的心思。

《論語》是林語堂於1932年9月創辦的半月刊，以刊登散文、小品、隨筆為主，文字多幽默詼諧，於嬉笑怒罵中道出讀者心裡話，內容多為很接地氣的生活話題。

就在不久前，林語堂剛在《論語》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我的戒煙》的文章。

「我準備廣播一下！」林語堂沒有注意到魯迅語氣的變化，如實回答。

「這其實很無聊，「魯迅很不客氣地說，「每月要擠出兩本幽默來，本身便是件不幽默的事，刊物又哪裡辦得好！」

被魯迅這麼當著眾人面損，剛才還頗有興緻的林語堂頓時語塞，干張嘴說不出話來。

林語堂是很講究生活情調的人，在1927年在外交部短暫工作後，他改變了自己的想法，覺得文章應該講究幽默。

而魯迅生性嚴肅，思考的都是國家、社會和有關大眾的話題，從心底里看不起幽默，更認為以彼時中國社會弊病成堆的現狀，談幽默無異於奢侈，拿吸煙、戒煙之類瑣碎細節作文章話題非常無聊。

在魯迅看來，文章是刺向敵人的」匕首「和」投槍「，在血與火的戰鬥中，沒有什麼幽默可言。他說：「只要我活著，就要拿起筆，去回敬他們的手槍。」

魯迅和林語堂之間的友誼再次受到重創，與民主人士楊杏佛之死有關。1933年6月18日，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會總幹事楊杏佛在上海法租界被國民黨軍統特務暗殺，當場死亡。

林語堂和魯迅都是民盟的主要成員，與楊杏佛是好友，楊杏佛的死令二人十分悲痛。誰也沒料到，楊杏佛被暗殺令魯迅和林語堂之間本來就顯現出的矛盾更加深了。

楊杏佛

6月20日，在楊杏佛的入殮儀式上，魯迅沒有看到林語堂。這讓他很生氣，說：「這種時候就看出人了，林語堂就沒有去，其實，他去送殮有什麼危險！」。

其實，魯迅冤枉林語堂了，當時林語堂正被特務嚴密監控，根本出不了門。7月2日，林語堂冒著生命危險參加了楊杏佛的出殯下葬儀式，而那一次，魯迅沒有去。

然而，林語堂沒有向魯迅解釋。不知情的魯迅對林語堂印象就此大打折扣，兩人友誼的裂痕朝著不可挽回的方向越來越大。

因為和章克標意見不和，林語堂一氣之下退出《論語》，於1934年4月創辦半月刊《人間世》並自任主編，提倡小品文，力求把《人間世》辦成既「不談政治」，也不「吟弄花草」，但與社會人生有關的小品文刊物。

可是在魯迅看來，《人間世》換湯不換藥，和《論語》一樣，走的還是閑適加幽默的老路子，認為林語堂搞的這一套是「麻醉文學」。

誰也沒想到，這份半月刊竟是林語堂和魯迅十年友誼的終點。

有一次，在飯桌上，幾個廣東籍作家自顧自講起粵語，其他人聽得一頭霧水。喜歡鬧的林語堂就故意講起英語，意思是，你讓我聽不懂，我也讓你們聽不懂。

不料，魯迅突然厲聲呵斥：「你是什麼東西！難道想用英語來壓中國的同胞嗎？」語堂驚得目瞪口呆。擱在從前，林語堂一定會和魯迅吵起來，可這次，他學乖了，沒有和魯迅硬碰硬。

事後有人說，林語堂讓魯迅搞怕了，不敢爭了；也有人說，林語堂不是怕，而是不想爭了，與其爭個高低，不如顯出氣度來。

友誼的小船並非萬年永固，再好也經不起三番五次的浪打濤擊。魯迅和林語堂的感情越來越疏遠了。

有一次，魯迅前往上海大觀樓參加徐懋庸補辦的婚宴，到了那兒，一眼就看見林語堂夫婦在座，結果，令在場人大跌眼鏡，魯迅二話沒說，轉身拔腿就走。曾經是摯友，現在，他竟連一桌酒席都不想與林語堂一起吃了。

到了1935年，魯迅與林語堂的關係徹底走向破裂。

4月20日，魯迅在《太白》半月刊上以越山為筆名發表了一篇《天生蠻性》，通篇只有三句話：「為「江浙人」所不懂的辜鴻銘先生贊小腳；鄭孝胥先生講王道；林語堂先生談性靈。」

辜鴻銘是前清遺老，鄭孝胥是偽滿總理，魯迅把林語堂與他們二人相提並論，可見內心對林語堂已到了鄙夷程度。想來林語堂看到從前的摯友如此評價自己，也真的是無語了。

林語堂

作為民國大家，魯迅和林語堂惺惺相惜的友誼曾被傳為文壇佳話。

可是，兩人後來在文學理念和文人社會責任上卻出現重大分歧：雖然兩人手中都有一支筆，但在前者看來，這筆是戰鬥的武器，是為大眾疾呼的號角；而在後者看來，這筆是用來描述生活、詮釋心靈的工具，是平靜自我靈魂的一汪清潭。

這種文學創作使命上的分歧不可避免地讓二人漸行漸遠，並最終分道揚鑣。

坊間關於魯迅和林語堂失和的軼聞，多是圍繞著上面所提到的蚊帳說、酒局說、文章說、葬禮說和英語說。其實，這都只是表象，兩位文壇巨匠如果因為這點小事就翻臉，那也未免太小肚雞腸。

魯迅和林語堂最終由摯友變為陌路，其根本原因在於觀念的分歧：魯迅是始終如一的，而林語堂在後期是改變了，特別是他提出幽默和閑適後，和魯迅的思想便產生了直接的碰撞。

道不同不相為謀，從這點來說，魯迅和林語堂的友誼在上世紀三十年代中期走向終結就是註定的了。

1935年，林語堂全家赴美，從此與魯迅再沒見面。1936年10月19日清晨，文壇巨匠、中國進步知識青年的精神領袖魯迅在上海因肺結核病去世，終年55歲。

一個月後，林語堂在紐約寫下《悼魯迅》一文，給予魯迅很高的評價，在談到自己與魯迅的過去時。

有這樣一段話：「魯迅與我相得者二次，疏離者二次，其即其離，非吾與魯迅有輊軒於其間也。吾始終敬魯迅；魯迅顧我，我喜其相知，魯迅棄我，我亦無悔。大凡以所見相左相同，而為離合之跡，絕無私人意氣存焉。」

在魯迅去世40年後，1976年3月26日，一代文學大師林語堂在香港病逝，同年4月移靈台北，葬於陽明山仰德大道林語堂故居後園中。很多人撰文悼念林語堂，只是這祭文中是不可能有魯迅的了。

可是，我們不妨設想一下：假使林語堂先於魯迅去世，魯迅是否會寫一篇《悼玉堂》的文章？如果寫，會寫出林語堂那樣的話嗎？

「吾始終敬玉堂；玉堂顧我，我喜其相知，玉堂棄我，我亦無悔。」恐怕沒有人能給出肯定的答案，因為，他是魯迅，叫周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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