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文暢

朱元璋在中國歷史上可算是一有作為皇帝了。

他定都金陵，在擴張中逐步建立起以漢人為參與主體的領導上層機構，使得大量不得志的漢族知識分子得以步入仕途；在基本控制長江以南地區後，其又發兵掃蕩元朝在中原的勢力，收復了燕雲十六州，一雪過往漢民族的「失地之恨」；他還廢除了原先蒙古人所設立的歧視漢人的「四等人制」，使得漢人重新得到平等的對待。

通過這些，有人得出一個結論——朱元璋為一漢民族主義者。但是在筆者看來，此觀點是極其片面的。

朱元璋的對手主要是漢族割據勢力

朱元璋由一皇覺寺出家的小和尚加入白蓮教領導的起義軍時，其初衷並未涉及到「推翻蒙元」那樣的宏偉大志，而僅僅是因為參加起義軍的發小給其所寫信件遭泄露，其擔心官府追捕才加入義軍，但其卻能很快憑藉著長期流浪江湖所積攢的社會經驗從起義軍中脫穎而出，逐漸獨立於原先義軍體系而獨樹一幟，從而拉開了其政治生涯的序幕。

那麼問題來了，其面對的主要敵人便應當是蒙元政府軍。但事實上，其所面對的主要敵人卻恰恰是同為「漢人」的地方割據軍閥勢力，而真正同蒙元政府的直接對抗，卻已經是控制大半個中國後的事。

蒙元政權因其本族人數量之少，使其在統治中國過程中不得不大量招募漢人蔘軍來控制地方，但即使如此，其力所能及的控制區域仍是較為有限的。在紅巾軍起事後不久，起義軍的勢力便擴張到直隸地區（今河北一帶），極大的震動了元政府，但也使以劉福通等為首的紅巾軍面臨元朝軍隊的主力的層層包圍。

可是值得注意的是，也正是劉福通等的努力吸引了元軍的主力，從而間接的為朱元璋掃平群雄贏得了時間，而元軍主力在鎮壓起義過程中又頻頻陷入內訌，使朱元璋得以更加順利的進行掃蕩群雄的事業。而稱朱元璋積極反抗蒙元的民族壓迫，顯然是與其實際作為毫無關聯了。

對待蒙元舊部寬柔

在推翻元政權統治後，其在對待前蒙元政權的態度上反而變得更加的「謹慎與持重」。在得知攻佔元大都的消息後，其立即傳旨「要重視對蒙元舊臣的籠絡與保護」，並保留了一部分元廷舊臣的職位以實現政權的平穩過渡；在舉行慶功大典前，其又專門關照故元舊臣不要出席，再一次反映了其對儒家所主張的「一臣不事二主」理念的信守與維護；在其聽到有大臣抨擊蒙元政權無能黑暗時，其又加以勸阻並聲稱「我們的祖輩皆賴其所養，沒有他（元朝）怎能有我們的今天」。可見得朱元璋對於蒙元的態度還是比較客觀的。

因此，與其說朱元璋為一民族主義者，不如說他更多的為一實幹的政治家。民族主義者更多的是一種以自我民族為優的情感取向上的定位，而一成功的政治家顯然是不會受到「民族尊卑論」這樣感性化取向的控制與束縛的，朱元璋的成功之道也便在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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