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握全球一半財富的8位美國人為何都熱衷於慈善？

原文以Philanthropy: The politics of giving為標題

作為書評發布在2017年4月5日的《自然》書籍與藝術板塊上

原文作者：Anne-Emanuelle Birn

The Givers: Wealth, Power, and Philanthropy in a New Gilded Age

David CallahanAlfred A. Knopf: 2017.

今年一月，樂施會像往年一樣公布了有關不平等的年度大新聞：全球最窮的一半人口（36億人）的財富總和，只相當於前八位富人的財富總和。這個數字恰好公佈於達沃斯論壇期間，論壇的參與者都是經濟和政治界的精英名流，他們公開承諾推動全球人民的福祉，儘管與此同時也在維護著自己私人牟利的社會條件。

這八個人每一位都是大慈善家，為醫藥研究、公共衛生、人道主義援助和教育事業提供了數十億美元的資金。他們大多數都是人們家喻戶曉的美國人，有科技大亨Bill Gates, Mark Zuckerberg和Lawrence Ellison，股票之神Warren Buffett，亞馬遜創始人Jeff Bezos，還有媒體巨頭（同時也是政治家）Michael Bloomberg。

他們關注的一個重點是醫藥健康領域——Zuckerberg已經指定了30億美元用於「治癒、預防或者管理」疾病；Bloomberg拿出了近10億美元來減少吸煙和交通事故造成的死亡；而Bill Gates在疫苗研發和全球衛生問題上已經傾注了大約200億美元。這群人——以及許多其他站在價值七千億美元的美國慈善產業最頂端的富豪——是David Callahan的揭露之作The Giver的主角。

彭博社創始人、前紐約市長Michael Bloomberg

Wikipedia

正如Callahan指出的那樣，許多慈善家都參與了「奉獻誓約」，這是Gates和Buffett的智慧結晶，邀請全世界最富有的人把大部分資產貢獻給解決「全球最緊迫的問題」，這一誓約也響應了鋼鐵巨頭Andrew Carnegie 1889年在《財富的福音》一文中的訓誡。

通過採訪內部人士，Callahan發現許多參與誓約的人一開始在捐獻上都表現得比較謙遜，這與造就了他們的商場成功的自負態度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後者甚至發展成了一種「超行為主體性」——社會學家Paul Schervish用這個詞來形容精英們高人一等的優越感。

在感性層面之外，Callahan深入探究了這些慈善行為在當代這個「新鍍金時代」對科學研究、社會和政治的影響。他引人入勝地概括了美國當代慈善業的起源、捐獻模式和國內影響，發現其實質是有悖民主的。最為惡劣的是，在公共支出驟降的今天，這一機制格外增強了私人對公共事務的影響力。

並非所有慈善家都反政府管制的。Buffett呼籲增加稅收；Bloomberg希望慈善能夠「支持壯大」，而不是取代政府。但在捐贈額增長的同時，他們也仍在聚斂巨額財富，因此，作為現有體制的獲益者，要讓他們擔當改革者的角色便顯得有些荒謬。

老派的「遺贈式」慈善（比如紐約的洛克菲勒基金會）是依靠主流工業緩慢積累財富，然後在晚年或身後建立永久性、正式化的基金會。Callahan更感興趣的是在金融和科技領域中快速積累起大量財富的人們。一夜暴富的巨頭們更喜歡「邊活邊奉獻」，用巨額捐款來消耗他們的巨額財富。

他們的「風險慈善」行為充滿了冒險，與他們成為商界巨頭的軌跡十分相似——既有可能一敗塗地，也有可能產生巨大的影響。他們經常繞開教育和文化機構等傳統資助對象，而在一些方興未艾的領域投資，比如基因編輯和人工智慧。

慈善至今仍有明顯的性別分化：男人賺錢，他們的妻子或女兒捐錢，關注的性別平等議題幾乎僅限於生育權利。但也有一些女性慈善組織逐漸興起（比如總部設在紐約的「婦女移動百萬」Women Moving Millions），這或許預示著女性在政治領域的代表也會有所改變。

Callahan還感嘆了慈善捐贈的意識形態範圍之廣。無論是2010年的美國平價醫療法案還是氣候變化，都既有堅定支持者、也有全盤反對者。慈善捐贈還包括了對自由和保守黨派兩派智庫的支持，比如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和自由意志主義的Cato Institute，二者都設立在華盛頓特區。（資助智庫是規避美國非營利機構不得參與政治遊說這一限制的有效方式，但禁令本身便很少被深究。）

但讓Callahan感到擔憂的一點是，捐贈人的議題優先順序與公眾往往不一致。他認為慈善家相較於公眾在財政上更偏保守，社會制度上更偏自由，而且更支持用市場和科技來解決問題。因此，相比於保障基本住房條件，他們通常對最新的醫藥技術創新更感興趣。

Callahan關於科技和醫藥的探討是有所局限的。他的一個顧慮是，供富人使用的療法——比如精確腫瘤學治療，獲得了過度關注。他擔心，在政府投資往往照章辦事、小心謹慎的一些領域，加速這些領域的研究會導致政府研究支出進一步減少，從而導致科研私有化。Callahan並未深入探討這些變化的後續影響，但可以預見的問題包括削減同行評議流程，忽視原本就資金不足的領域，比如職業病研究等等。

教育是這種社會活動式慈善最受爭議的領域之一。沃爾瑪的繼承者Walton家族，Zuckerberg和對沖基金大師Bill Ackman都向特許公立學校捐贈了大量資金，這類學校依靠公共資金，由私人運營，有些是營利性的。新澤西州紐瓦克市出台的一項有關學校改革的頂層規劃可以說明慈善對教育的參與是多麼令人憂慮：這項規劃無視民眾需求，引起了廣泛的不滿，擴大了不平等，而且減少了公立學校的經費。

在哀嘆日益壯大的慈善業會造就社會不平等之餘，Callahan對慈善資本主義則關注不多。這一模式把商業原理融入慈善行為中（提供優厚的投資回報），在實質上認同了以普羅大眾為墊腳石積累財富的正當性。他提到了許多促進巨額財富積累的制度，從避稅手段到無力的證券法規，以及企業在減稅和減少管制方面施加的壓力。但他僅止於溫和的批判，呼籲依靠「平衡性行動」改良慈善業的問責性、透明度、合作方和政治遊說行為。

如果慈善行為的確對社會公平造成了重大威脅，Callahan的解決方案恐怕於事無補。這些自命的慈善精英已經擁有了過度的權力，為什麼還應該享有隨心所欲影響公共政策的特權呢？正如美國前勞工部長Robert Reich所言，政府曾經會從富豪手中徵收大量財富，然後將這些財政收入用民主的方式重新分配。許多人認為，現在正是對這些億萬富翁們加以限制的時機，無論他們發揮影響的場合是會議室、白宮還是慈善的高地。

Naturedoi:10.1038/54403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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