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山紀錄片新鮮提案大會又提供了哪些新想法

「我的需求是一名製片人以及播出平台……」

在6月1日-4日舉行的第二屆蘇州東山紀錄片新鮮提案大會上，很多年輕提案人在結尾這樣陳述。

「2017新鮮提案·東山真實影像提案大會」在太湖中心的東山紀錄片小鎮正式開幕。荔枝新聞 圖

6月1日下午，「2017新鮮提案·東山真實影像提案大會」在太湖中心的東山紀錄片小鎮正式開幕，很多國際評委是第一次來到東山，有的先圍著太湖騎上了自行車，有的則去做了「馬殺雞」，在東山小鎮，當地農民都會把早上剛採摘的新鮮枇杷放在籃子里在路邊叫賣，而在會場內，30多位提案人也帶著自己的新鮮紀錄片提案與大家分享。

今年大會的主題是「紀錄世界·理解自己」。在當代複雜的社會語境下，開幕式以「順天時，謀共生」為主題探索人與自然、與社會、與科技之間的互動關係，以及在產業內尋求和促成更廣泛的媒體、資本和技術融合、行業互動。

紀錄片製作人、導演趙琦

Freshpitch創始人，總策劃、紀錄片製作人導演趙琦在提案開始前表示：當今媒體形式在過去5年當中改變了很多，在未來5年當中這個變化會更加的迅速。「我們希望新鮮提案能夠提供一個讓擁有不同的技能知識、不同背景、不同看法的人聚集到一起的機會，希望新鮮提案是一個能夠成為大家迸發靈感產生火花的地方，我也希望我們能夠一起打造一些非常有趣的東西，請大家保持你們的好奇心。」

「讓更多年輕的作者有一個平台，我們還要拓寬邊界，紀錄片不應該是你們原先頭腦中那個固有概念」，提案茶歇，趙琦這樣對記者補充說。

今年30多部提案涉及社會人文、自然地理、戶外體育等諸多方面，隨著老百姓對健身越來越重視，圍繞戶外運動產生的紀錄片素材也更顯得新穎有趣，頗吸引眼球：

《隨波逐流》講述了前北京奧神隊外援克里斯以及CBA傳奇外援李·本森在打野球、掙取高額獎金的過程中，面對尊嚴、利益、家庭、未來這幾個問題的選擇的故事。這部作品是導演李洪全大學時期的作品，見證了他的成長，「抱著好奇心做這個紀錄片，克里斯對自己的堅持打動了我，李·本森說了一些職業球員不敢說的話」，李洪全說。

講述父子情、登山題材的《冰山之上》是有著豐富經驗和拿獎拿到手軟的張治導演提案，父親送給兒子一份特殊的成年禮物——陪兒子去攀登一座高海拔雪山，然而在登山過程中，兒子目睹了已經離婚的父親和其女合伙人之間的微妙關係，他有意成全父親，卻無法抑制心中的失落和悲傷，最後沖頂失敗，再一次讓兒子學習了像成年人一樣接納生活中的無奈。

從片花看，這是一部藉助體育精神表現複雜人性的優秀題材，日本評委在點評時也表示非常喜歡，因為在日本也有類似題材的紀錄片，但他希望能在未來的成片中看到更多的中國元素。

第二天提案會上出現的《爺爺天團》，在題材上酷似台灣紀錄片《不老騎士》。老年人該如何面對自己的老年生活？這是近年來比較受關注的議題。

《爺爺天團》是反映老年人精神世界的紀錄片，鏡頭對準的是中國有史以來參賽年齡最大的體育團隊，他們的平均年齡是88歲，他們在參加跑步訓練之前才開始學習交接棒，語言不通，性格迥異，有人在比賽前需要解決手術，還有人賽前老伴被送進重症監護室……

最大的困難是中國禁止年齡超過80歲出國比賽的，最終他們付出了很大努力才拿到了特批，還拿到了冠軍，打破了由瑞士老人在14年前創造的世界紀錄。

製片人張紫君介紹說，「我們希望為老人做這樣一件事，他們的比賽，除了我們和BBC在紀錄，沒有任何媒體報道，比賽結束回國以後，他們還在跑，他們目標是要跑到100歲，我們會繼續跟著他們紀錄。」

紀錄電影《生門》在院線取得了驕人的成績，也贏得了四方口碑，這一次導演陳為軍團隊又帶著提案來到了大會，因為紀錄電影的時長所限，只展現了幾個重點人物，他們希望將拍攝過程中的其他閃光人物重新剪輯，形成每集75分鐘，共12集的同名紀實系列劇。「醫療題材永遠都是最好賣的，我當然願意買」，一位國際評委在看完片花後激動表示。

此外，技術給人類提供了關注社會的更多角度和方式，同時，技術也影響著我們的生活、愛、交流以及工作的方式，在提案中，就有這樣利用前沿科技創作的紀錄提案——《行走敦煌》，利用激光掃描等手段建立了敦煌洞窟模型，並用遊戲引擎驅動，使用戶可以穿行於虛擬洞窟空間當中，仔細觀察環境中的細節，並觸發預先設置的圖文信息解說等互動情節，從而讓受眾更深入地體驗相關人文自然遺產。

「拍紀錄片的人很多，喜歡紀錄片的人也很多，但畢竟紀錄片依然是小眾」，新鮮提案大會顧問、紀錄片《大國崛起》《創新之路》總導演李成才認為，「紀錄片，從小眾正在走向更多的小眾，有更多的人眷戀、著迷、熱愛紀錄片。儘管江蘇並不是紀錄片大省，但依然讓東山這個紀錄片小鎮落地生根開花，第二屆提案大會令更多優秀的導演，優秀的紀錄片推廣人來到東山，這個影響力是不言而喻的。」

【對話】

「中國故事、國際表達」里的分寸

澎湃新聞：新鮮提案大會的「新」還體現在哪些方面？

趙琦：國內也有其他的紀錄片提案大會，相對而言，我們本身設立的時候，希望它更新穎一些，能夠進入一些新技術、希望能夠突破傳統的線性敘事，有更多的一些新的想法。我們不希望僅僅有傳統的製片行業出現，你可能認為電視台是傳統的，可是現在像優酷愛奇藝也已經是傳統媒體了，更新穎的應該是希望找到像商業公司或者硬體廠商能夠進入到這個行業，必須把邊界打開，否則紀錄片市場是一個太小眾的市場了，資金非常有限，沒有完整的產業鏈條出現，反饋到創作上，也不可能有活力。

你看「新鮮提案」這個場合好像沒有特別有名望的導演出現，更多的是年輕的導演，20多歲，他們的教育背景知識結構都很不一樣，他們感興趣的點也不一樣，我覺得這是很好的事情。他們的興趣點，就像《隨波逐流》，是原來這撥人並不太會去關注的題材。獨立的思想都來自於不受禁錮的探索。不管你勇敢或者沒那麼勇敢，只要有你自己的態度，都會有它的合理性。

澎湃新聞：現在總會強調「中國故事、國際表達」，比如《冰山之上》這個提案，還是蠻清楚的從人性的角度親情出發，但日本評委提出還是希望能夠看到中國元素，我們創作者可能會碰上這樣的情況，往往拍到了中國特色的內容，沒有中國文化的鋪墊，老外其實又看不懂，怎麼把握其中的分寸？

趙琦：具體要看片子內容來掌握，其實評委有自己的喜好，一兩個人的評述也未必成為導演進行創作的指南。我們現在總在強調中國故事國際表達，但是到底是什麼表達，是在表層上？在剪輯手法上還是音樂處理上？或者在影像風格或者更傾向強調事件本身，在我看來，所謂國際表達，在本質上它能切合人類共通的情感，事兒還是比較有中國化的事情，一件大家不了解的事情建立在大家都能理解的感情基礎上，以便於能夠更好的傳遞出去。

澎湃新聞：比如黎小鋒的《昨日狂想曲》，很多西方人看不懂，因為他們不知道雷鋒精神，遇到這種題材，創作者應該如何把握？

趙琦：我認為未必所有片子都要到國際上被所有人知道，因為大部分的文藝創作都還是給自己文化上長大的人看的，對不對？所以我覺得未必追求，如果希望那樣走，如果題材有很強的符號性，那你必須給它的背景有一個很強的鋪墊和闡述，由於需要鋪墊和闡述就會導致你的創作手法發生變化，可能影像描述就變得不那麼有效率，對中國人來說，一個畫面沒有聲音沒有字幕，他就都明白，但外國人就會看不懂，你就需要解釋。這是創作者的選擇。

澎湃新聞：戶外體育類有點上升趨勢，而且這次提案看起來都質地不錯，能不能談談這方面？

趙琦：應該能出些好作品，比如《隨波逐流》，你看老外就會建議他把名字直接改成《野球》，因為他們都非常直接。《隨波逐流》里有很多幽默的點，也有很多違和的地方，想想這些曾經在聚光燈的場地里打球，現在卻在農村裡打球，會很有故事性，它有一種生長的氣息，人總會碰到高峰和低谷，他總要去做不情願的事情，你會在這裡邊得到共鳴。這樣的題材就是所謂的「中國故事，國際表達」。

談到整個體育的類型片，就好像很多人去跑馬拉松，我認為還是中產階級對焦慮的釋放發生了一種改變，同時也是對生活方式的一種佐證。就像你喜歡體育類紀錄片，我想可能是出於鑒定你和其他人身份的不同，比如我可能不吃那麼多的肉，願意看食物卡路里係數，每天跑跑步，可能是更高級的...

澎湃新聞：那倒沒有，體育類我最喜歡登山題材，雖然枯燥，但是它有那種和自我競爭的挑戰，也有在最艱難時刻人的選擇，這是比較吸引我的。

趙琦：對，可能你是這樣，但整體而言，體育題材變得多了主要是因為從事體育的人多了，像老爺爺們去跑步（《爺爺天團》）以前中國為什麼沒有這樣的故事？是因為現在大家對生活的理解，觀念的轉變，物質富足之後肯定會有精神追求。

如何幫助年輕的紀錄片導演

澎湃新聞：年輕導演碰到好題材但並不一定能夠養大成人，我們這邊會有後續的一些幫助嗎？

趙琦：對，有些導演種子都很好，還是需要打理，年輕人現在都在需要製片方，就比如片子拿到國際上，翻譯得不準確，有丟失、密密麻麻，都會導致一個好片子的夭折，所以需要一個專業的掌控，這回評委有票選，也有觀眾票選，對於這樣的片子我們會有基金上的支持，我們下一步可能會開Freshpitch school，把平台上孕育出來的項目進行輔導，甚至有可能做整個片子的服務和管控，也要替他理性選擇資方，比如你有可能去奧斯卡，我就不會建議你先投放網路。我們最希望就是行業間能夠打通，現在有這些動作，未來可能還有實驗室，可能去嘗試新的技術。培養一批製片人，現在國內能夠走到國際的製片人掰著手指頭都可以數得過來，這也是環境造成的，因為光環一般都在導演身上，導演有話語權...

澎湃新聞：媒體可能認為導演會比較了解內容，而製片人則牽扯更多經濟層面。

趙琦：對啊，事實上製片人對內容把控要比導演更加深入，這就是我們國內製片人稀缺的原因。所以我們也在想這個問題，不能靠一兩個人，紀錄片生長周期又長，所以怎麼能改變這種格局？也能讓導演認識到製片人的重要性，現在年輕人願意開始做製片人的服務了，很多大學生不願意做導演，願意做製片人，這也是一個可喜的現象，中國如果能有三四十個這樣的人，每年才能多出些好片子。而且最重要的是，我們不應該僅僅在國際上得獎，終歸要服務於本土觀眾。再往後，就是發行和推動影響力的線下活動，因為每一個導演做一部片子，都不希望僅僅是一部紀錄片，他希望能夠改變人們的看法。

澎湃新聞：我知道你自己也在搞實驗室，能不能聊聊新的東西和遇到的困難？

趙琦：對，新的東西其實就是即將遇到的困難，就是因為在傳統的領域裡，大家都不懂，因為這些人都來自線性的敘事體系，當然網路有變形的可能性，做一些互動性的視頻，電視台就是純粹線性。一個傳統團隊是沒有辦法完成一個新技術下的新內容的敘述的，當你需要在一個VR的環境來進行創作的時候，你不光考慮的是敘事，首先要技術上完成。手法現在是存在的，但手法不存在於影視敘事里，而是存在於立體繪圖、攝影測量，這些人以前完全和你不搭，他們根本不懂你要講什麼樣的故事，所以溝通起來很複雜。以前我們從來不思考設計的這些問題，但如果你事先不思考，受眾就找不到入口，他們也就進入不了你的敘事里去，實際上，我們今後一起工作的，有可能就是其他領域的專家，工程師，這是形成你團隊的核心力量。

在未來，或許並沒有現在所謂的紀錄片的概念，是紀錄片或者不是紀錄片又有什麼區別，因為本身我們一直追求的就是模糊真實和虛擬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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