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旅文學不用「紅化」，亦不需「黑化」
並不是崇高美的地位撼動了，而是我們的軍旅作家普遍喪失了再造崇高美的能力。主流既不需要誇大其詞「紅化」以襯其高大，亦不需要「黑化」來刻意迴避高尚情感以彰顯作家有多麼清高。
崇高的概念在當下的軍旅文學語境中需要重新被矯正和定義，與此同時，作家必須有直面困難的勇氣，只有主題的格局、高度和文學細部的深度、廣度結合在一起，才能構成軍旅文學的新風景。
軍旅文學的「紅」與「黑」
——關於當下軍旅文學崇高美缺失現象的一點思考
徐藝嘉 | 文
作為一個軍旅文學的追蹤者和評論者，我對這樣兩類軍旅文學範式太過熟悉：一類是主題先行的大部頭，常以謳歌革命精神為主旨，且在各類紀念周年由相關文化部門牽頭引導，批量推出；另一類是近些年愈發流行的個人化寫作，作家將個體作為表現主體，揭露普通軍人在和平年代遭遇的種種困境與尷尬，並由此引發對軍隊體制的不滿和軍人身份的質疑。
無論是哪一種，其間都不乏佳作，但就我目之所及，當下更多作品缺乏對分寸感的把握。前者有主題優勢，有高度牽引，然而缺乏相應的文學質感。就如里爾克所說，一部好的文學作品，應該像樹木似的成熟，不勉強擠它的汁液。然而許多作品但見紅色骨骼挺立，卻不見內里自由生長出的肌肉，易淪為空洞的高歌讚美之調，我稱這類作品為刻意的「紅化」。後者類型的寫作者以青年作家為主，這些作家有更為明晰的文體意識，對人物內心的刻畫細緻到位，且語言有特點，乍看之下給人以不小驚喜，在現實語境中似乎鮮有作品如此貼合一個普通軍人的靈魂，如此關心這個群體的命運遭際。它們打破大眾對軍人身份的刻板印象，袒露軍人心靈溝壑里的塵埃，觸碰到外界不為所知的痛感神經。但當寫作者在試圖通過消解崇高來凸顯自我認知的同時，讀者又不免產生這樣的質疑：難道和平年代的軍人，與他者的區別僅在於多一身軍裝加身，而絲毫沒有對精神高地的追求可言嗎？我們的軍隊、軍人找不出任何可供歌頌讚美之處嗎？姑且把這一類寫作稱為對軍旅品格的「黑化」。
「紅」與「黑」的彼此對峙與仇視，正是當下軍旅文學的焦慮所在。紅方選手認為自己站對了立場，寫對了方向，就起碼是「三觀」正確，即便以戕害文學本身為代價，也需在主題上獲得評論家的一二肯定方才罷休。而「黑方」卻認為文學必然是以文本質量取勝，惟有挖掘到人物深層創傷才可冠之以文學之名，體現文學之本質。這其中一些作品也的確得到了地方文壇認可，這更給予作家以底氣按照此類思路繼續深挖掘進。
若肯跳脫出軍旅文學的圈子從外部看一看，這些無謂的爭端其實沒有必要。但這種現象已然成為當下軍旅文學的常態，且長期下去只會讓更多作品成為只限軍旅文學內部循環的消耗品，我們需要仔細思考一下背後的原因在哪裡。把這個問題當成支點，由此擴展，還會發現這樣一個事實：早期一些以軍旅身份成名的作家，在從部隊轉型到地方之後，他們身上的軍旅特質或者說作品中的軍旅元素也在有意無意間、出於主客觀等綜合原因被遮蔽了，而他們轉型之後的創作也鮮少再以軍旅題材取勝，即便少有涉及，軍人形象、軍旅生活也更多是作為一種符號出現，難有突破。炮火硝煙中軍旅文學曾佔領半壁江山的輝煌已是昨日榮光，而今天大眾視野下的軍旅文學傳播也萎靡不振。也就是說，當下的軍旅文學審美方式出現了問題。
從時代語境上找原因，似乎有解。自上世紀90年代消費主義開始興起，消解了傳統觀念中的集體主義，日常經驗美學泛上。已然成熟的作家也自然地被裹挾於時代潮流中，開始消解以往的文學架構，改換輕車熟路的文學駕馭方式。而年輕一代的軍旅作家大多出生於上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沒有戰爭經歷也未參與到顯性變革當中，自然無法體味集體主義的磅礴疼痛，他們關注小環境，也關注自我成長。
從文學內部看，文學的核心是審美。上世紀的一些大部頭軍旅著作之所以能夠獲得廣泛傳播，正是因為作品蘊含的普世崇高美感。軍旅「新生代」早期的一些探尋個體性靈深處的小說稱得上是有美感的，且有著和老一輩作家相比帶有新質的代際差異，也就是更注重日常審美和個體經驗，也更容易為當下閱讀群體所接受。但問題是，這些作品同樣在傳播過程中一度遭遇瓶頸，缺乏更廣大受眾群的認可，甚至寫作主體對此也並不滿意。一些青年軍旅作家憑藉早期的作品及獎項積累逐漸加入到專業創作隊伍，若干年後繼續轉型，有的脫離體制，有的題材轉型，而軍旅生涯的作品恰只成為軍旅記憶的一種收藏。換句話說，有著蓬勃野心的青年作家們同樣沒有寫出大眾認可的軍旅作品。或者說，認可是有的，但缺乏勁道。
由此便可以明晰，沉溺於個體情感寫作所產生的問題，只能回到軍旅文學的核心價值觀上去探討才能得出結論。而軍旅文學的核心價值觀是什麼？必然是基於愛國主義、英雄主義標準之上的崇高美感。
也許還會有人產生這樣的疑問：既然信息時代的碎片化、娛樂化潮流成為主導，這個時代也應該不再需要崇高類型的文學做支撐了吧？可事實表明，影像年代諸如電視劇《亮劍》《士兵突擊》等作品同樣能夠引發全民熱潮，而像徐克的電影《智取威虎山》等，在當代時尚元素的包裝下一樣煥發出新的魅力。撇開類型化的敘事技巧不談，真正打動受眾的仍然是讓人切實認同的崇高之美，而這些作品往往產生自軍旅文學圈子之外。
所以，並不是崇高美的地位撼動了，而是我們的軍旅作家普遍喪失了再造崇高美的能力。這才是最值得反思的，也是作家們說不清道不明的焦慮根源。軍旅作家為軍旅寫作的義務毋需迴避，可我們的力量和武器又在哪裡？
仔細想來，我們並非缺乏土壤。軍旅文學大致包含戰爭與和平兩大核心領域，從戰爭文學的角度講，如果說前輩作家受當時政治風雲的影響，擺脫不了政情世風的桎梏，拿出的作品有意無意貼上了所謂「左」的標籤，那麼社會發展到今天，當代作家再回頭去深入歷史，重新反思歷史、戰爭和人性，用新的創作手法拿出適合當代人閱讀的作品，寫出它的當代性、豐富感，進而映照現實，早該是時候了，然而這樣的作品鳳毛麟角。和平領域同樣如此，當下的軍營軍兵種不斷演變、新型作戰武器不斷推陳出新，中國軍人的身影不再局限於國內，甚至屢次出現在國際維和的尖兵隊伍中，這一系列的變革之中，同樣孕育著人心的變動、人性的掙扎，而我們的作家，尤其是處在核心領域的作家，卻還沒有能力用好的作品追蹤、反映這些重大主題。問題的背後是認知的缺失。也許在我們高喊著為了主流價值觀而寫作的時候，要清醒地懂得：主流既不需要誇大其詞「紅化」以襯其高大，亦不需要「黑化」來刻意迴避高尚情感以彰顯作家有多麼清高。但有一點要警惕，崇高的表現手法也是多種多樣，揭露問題式的寫作未必是對崇高的抹黑，也可能反而襯托崇高之偉大，就像《高山下的花環》，無論是戰爭時的啞炮，抑或是帶血的欠賬單，都無損作品傳遞出的英雄品德。文學永遠是在表現矛盾、發現問題，單純以「紅」蓋「黑」的二元對立邏輯絕不可取。
因此也可以說，崇高的概念在當下的軍旅文學語境中需要重新被矯正和定義，與此同時，作家必須有直面困難的勇氣，只有主題的格局、高度和文學細部的深度、廣度結合在一起，才能構成軍旅文學的新風景，而一味迴避困難的「靈巧式」寫作很難讓軍旅文學走出當前困境。
我們也看到了希望。近年來非虛構作品《抗日戰爭》《旌旗萬里——中國遠征軍在緬印》《吾國吾土》等改換了傳統報告文學面目，難能可貴之處在於立足於當代視角復活其歷史戰爭，為軍旅文學提供了新意，也是軍旅文化自信的體現。而作家陶純、柳建偉等人正在從多年的影視寫作重返純文學創作，《天佑》《秋蓮》《永遠追隨》等作品中既不乏營構故事起伏的敘述技巧，同時亦有小說於故事層面之外的「言外之味」，以小人物的飄零命運映射戰爭之中的人性和苦難。馬曉麗的《俄羅斯陸軍腰帶》篇幅雖小，在道出和平年代軍人尷尬處境的同時寫出了他們精神深處對崇高品德的堅守。一些青年作家在完成最初的作品積累後，重新審視軍旅文學這座豐富的礦藏，在勾連歷史和現實之中尋求新的切入途徑。
時代在發展，觀念在更新。而新常識建立之時，就是軍旅文學重煥活力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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