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假畫家史國良的無奈：我的畫真假我說了不算？

史國良，當代著名畫家，從2006年開始一直在打假。然而令他沒想到的是，十幾年打假帶來是更加猖狂的造假。

據悉，目前藝術品市場上，署名史國良的畫作有80％以上是贗品。

更讓他無奈的是，「我自己作品的真偽，我居然說了不算。」

曝光假畫

史國良以人物畫著稱，曾於1995年在美國西來寺出家，2010年還俗，所以很多人稱呼他為「畫僧」。

2013年秋拍，河南永和拍賣有限公司上拍了史國良的一幅《轉經輪》，最終以1173萬元成交，刷新其拍賣紀錄。

光頭、一身休閑裝、一臉笑容，這是大多數人對史國良的第一印象。雖然他今年已經61歲，但讓人感覺非常年輕、健壯。

一向健談的史國良向北京時間記者表示：

「最近很多朋友給我發來類似的作品圖片，讓我鑒定真假，甚至一張作品從多位朋友那發過來。我把這些假畫發出來，是希望讓大家增強警惕心，讓這些畫在買賣時候受到一些壓力。」

因此，他便在自己微信上寫道：

「假畫、假照片，照片上這個人你要小心了，騙你沒商量！」

「如果有人找你推銷這些畫，要小心了，都是假畫，不要圖便宜，以為撿漏，真畫並不便宜！」

同時，史國良在配上了數十張假畫。

據了解，這批作品主要是從河北某畫廊流出，正在北京琉璃廠等地畫廊擴散。

最初的售賣者聲稱：

「跟我認識，關係很熟，我親自為他們畫的。其實，這都是子虛烏有的事情。」

售賣者強調：

其實不僅河北，北京、山東、河南等地也是史國良作品造假的重災區。

另外，在圖片顯示時，每幅作品旁邊都擺放著一張史國良和某人手持作品的照片。

據了解，在收藏圈，為了保證作品真偽，收藏者會與藝術家、作品合影。北京時間記者仔細對比幾張照片發現，除了作品，史國良的姿勢、動作都是一樣的，顯然照片經過了後期P圖。

這已經是比較老套的作偽方式，根據史國良的介紹，自己經常遇到類似情況：

「照相現在是我的第二職業。可能我跟人拍了一張照片，有人就會通過軟體進行後期加工，偽裝成這是原作的樣子。甚至同樣背景，能做出100多張假畫。」

對於假畫，史國良是深惡痛絕。

「假畫比假煙假酒更可怕，因為它動用的資金量更大。」

根據調查，史國良作品目前的市場價格在二三十萬每平尺（0.33米×0.33米），所以每幅畫動輒幾十萬甚至上百萬。

打假從「幼稚」開始

其實，這一次並非史國良的第一次打假。

就在十年前的7月，他從網上看到北京傳是拍賣公司的公告中有他的三幅作品上拍，但經過仔細觀察後，發現其中兩幅作品是偽作。

隨後，他致電拍賣公司相關負責人，建議撤拍，並發去了傳真。但拍賣公司以「經過公司鑒定專家組的鑒定，且委託人稱作品是購自畫家之手」為由，拒絕了史國良的請求，並繼續拍賣。

無奈之下，史國良以傳是拍賣公司侵犯了自己的著作權，起訴至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北京第二中院」），希望對方以書面形式公開道歉，並索賠1元。最終一審後，史國良接受了法院的民事調解，傳是拍賣公司承認拍賣行為給史國良先生造成不良影響並登報道歉。

對於這個結果，史國良表示：

「算是和解，你說我贏了就贏了，說沒贏也就沒贏，這種官司說不清楚。」

談及打假原因，史國良曾表示：

「最初打假是因為覺得有點生氣，更多的是維護個人權益；現在打假是為了收藏家、買家、畫家的著作權、話語權。」

據悉在藝術圈，藝術家和造假者關係很「曖昧」：一方面，造假確實損害了自己和藏家的利益；但另一方面，有人造你的假畫是認可你的名氣和地位。

同時，假畫對藝術家本身也是一種宣傳。歷史上曾有張大千把偽作畫得比真作還好。啟功說造假者畫得比自己好（為了給造假者一口飯吃），一時成為「美談」，成為個人修養和品德的一種體現。

所以，像史國良這樣打假的藝術家比較少見，也是「弱勢群體」，經常會遭到威脅、報復。

「打假是件十分痛苦的事情，自己打假遭到很多畫商的非議，他們認為我太刻薄，是在砸自己的生意，會說比如某某畫家，就從來不打假或者很少打假。」

因為打假，史國良的創作也受到了干擾。

「如果說我原本有100％的精力，因為打假，讓我心緒很壞，只剩下30％的精力。」

對於當年的打假，史國良不後悔：

「那時候不懂事，太單純和幼稚了，不知道他們背後的利益團體，也不知道他們鑽了法律的漏洞，效果並不好。」

真偽作者說了不算？

在史國良維權的過程中，判定作品真偽是整個案件重點，也成了難點。

在案件庭審階段，他首先提交了自己認為是偽作的證據：

「《搓線圖》原作題字在左上角，而拍賣品題字在左下角；原作8隻鵝被改為7隻；原作一般是在紅底上面墊色，而仿作為直接上色。」

「《傣家三月》的第一個婦女的右手無名指只畫了半個、大腳趾比二腳趾長出一倍；第二個婦女的耳環離耳朵太遠；第三個婦女左手中指粗細是其他手指的兩倍……」

史國良鑒定該作品為偽作

史國良鑒定該作品為偽作

從國內目前的鑒定情況來看，對在世或近現代藝術家作品的鑒定，通行、默認的做法還是以藝術家本人或者家屬的鑒定為主，這也被看作是最為可靠的方式。

所以，史國良認為這個案子自己肯定贏。

但法院以「任何未經一定司法程序認定的個人與機構出具的鑒定意見均不具備法律依據」，認為史國良的身份未經過司法認定（資質無法自己申請，只能法院認定），所以其鑒定結果不具法律效力。

後來，史國良再次提議以北京畫院、中央美術學院、中國畫研究院作為鑒定機構——這些都是藝術圈普遍認可的藝術專業機構，最終法院還是以同樣理由予以拒絕。

所謂「具有資質的第三方鑒定機構」，北京第二中院認為是公安部有關筆跡鑒定部門。

但史國良則認為：

「但他們並不懂書畫真偽，根本無法鑒定。」

最終這個案件因為在鑒定機構上未達成一致，所以沒有對作品真假進行認定，只能以和解結束。

其實，即便能夠判定作品真偽，拍賣行（大部分被起訴對象）也可以利用法律漏洞來規避責任。

《拍賣法》第61條第二款的規定：

拍賣人、委託人在拍賣前聲明不能保證拍賣標的的真偽或者品質的，不承擔瑕疵擔保責任。

也就是說，只要拍賣人、委託人在拍賣之前聲明不能保證拍品的真偽或者品質，拍賣之後，即便是贗品，也無需承擔相應的責任。

跟史國良一樣打假的藝術家還有不少，從上世紀90年代起的「吳冠中狀告拍賣行」、「韓美林八駿圖假畫事件」，再到近年「霍春陽藝術打假」、「趙建成狀告拍賣公司」，結果都是「我們沒有一場算是真正意義上的贏」。

畫家的無奈

十幾年來，史國良一直在打假，但假畫卻越來越多。據了解，現在藝術品市場上，署名史國良的畫作有80％以上是贗品，其數量是真跡的４倍多。

而且，現在藝術圈的造假，已經不是藝術家打假能夠解決的了。

「書畫造假已經集團化，採用流水線的作業方式。」

史國良曾經了解到：

有些人拿著自己出版的畫集，首先找來一批水平較高的美院研究生，讓他們每人深入研習其中的一幅畫，然後臨摹若干張，並且要求他們不要署名。這些造假者拿到臨摹的畫作後，挑出其中最好的一幅，去找專門偽造臨摹畫家題款的造假者題款。再找到專門偽造名家印章的造假者，偽造印章。然後是找一家出版社，將假畫出版成畫集，公開發行，最後再把假畫拿出來賣個好價錢。

很多人知道史國良在打假，就跟他玩「躲貓貓」遊戲。

有一天下午，史國良隻身一人來到北京琉璃廠看展覽。當轉過一個拐角時，遠處原本站在街道上的兩人突然轉身走進畫廊，然後史國良就聽到裡邊一陣鼓搗的聲音。當走近時，其中一個人走出來熱情地跟他打招呼，並邀請他進到店裡聊天。史國良發現原本應該掛滿畫的牆上非常突兀地留下了一塊空白展牆，雖然當時覺得有點怪異，但並未多想。

幾天後，史國良在與一位朋友見面時，閑聊起了此事。這位朋友對他道出了其中的原委：

「他說空白展牆上應該是掛了我的假畫，但因為我高調打假，而且看見假畫我都會讓他們摘下來，所以他們都有些忌憚。為了避免麻煩，他們看見我過去時就摘下來，我走後再把假畫掛上，照樣賣。」

對於這些，史國良只能各種無奈，但他依然堅持用自己的方式打假。

「現在我不求助於國家、法律，我現在覺得沒用。我現在微信朋友圈大約有5000人。只要跟作品有關的，我都會加他們。現在每天都有人發作品到我這裡，我會直接告訴他真假，『從照片看真』、『從照片看太假了』等。」

史國良說：

「我把打假作為一種公益，因為我出家過，（願意）給社會做點善事。雖然我們不能清除這些毒瘤，但能清洗清洗傷口，讓受害人少一點。（打假）就算再苦再累，只要我活著，大家有這方面的需求，我就會繼續下去。」

北京時間周永亮

編輯：小葉子、大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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