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能為科技創新做些什麼？

摩拜、ofo等共享單車橫空出世很久了，但直到今天才有了一則好玩的新聞：共享單車在鄭州，被大爺大媽「圈地」，要用車，得先付1元錢看車費。

很多人覺得這樣的新聞里，大媽的舉措令人哭笑不得，可是，這卻隱藏著一個重要的問題：我們該如何看待這些創新科技或創新商業？法律能為它們做些什麼？

一

很多年前，那時成都有著很多自行車，自行車停放都有專門的區域，街邊也出現了很多大爺大媽，收取看守費。在鄭州，創新商業遇到的問題就是如何面對這些傳統的規範。任何新東西的出現，肯定要遭遇與原有的規則、法律相衝突的地方，有衝突該怎麼辦？是調整法律，來促進新事物的發展，還是固守舊規，阻礙新事物的發展？法律該如何去做？

回答這個問題之前，要先問一個問題：共享單車這種創新的商業出現的時候，誰受益？誰受損？因為法律考慮的根本問題是：利益如何平衡？以及如何補償受損者？

共享單車的出現，有什麼好的影響？顯而易見：共享單車公司獲得了巨大的發展，估值上升，就像摩拜單車估值已達500億；普通人獲得了很好的服務體驗；節省了路費，也減少了擁堵和碳排放……

但是，帶來的全是好處嗎？有沒有不好的地方？有些人的利益受到了影響，比如計程車，甚至網約車公司；因為隨處丟棄單車，讓城市更加的紊亂，市容受到影響；增加了市容的成本投入，而這種成本由普通人的稅負承擔的；讓那些不騎單車的人遭受混亂之苦……

二

利大於弊，還是弊大於利？這是一個問題。對於騎車人而言，當然是利大，但是對於那些不騎車的人呢？

而且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問題：假如利大於弊，就意味著應該鼓勵這種商業模式？共享單車的規模越大，對社會的正的效應就越大嗎？有沒有一個邊際點？誰來估算過這個邊際點在哪裡呢？

所以，問題就很清晰了。法律其實不是保障權利的一種藝術，因為權利本身有著很大的衝突，法律應該是平衡權利的一種機制。我們看到了受益者和受損者，那我們就要來看，這樣的創新是利大於弊嗎？法律作出了利大於弊的選擇還不夠，還應該盡量減少對少數人利益的損害，就是盡量的減少壞的影響。

在共享單車這種新型模式而言，如果他的規模無效擴大，他帶來的負得效能或許會成倍增長，比如由此帶來的市政、交通的混亂就會足夠的大，你看地鐵站附近的單車亂放，就知道這不是一個小的問題。那確定一個邊際點呢？誰也不知道在哪裡，唯有合理機制下的市場才知道。

三

我們確定，為了避免共享單車造成的不好影響，那每一次停放是不是應該有一個相應的區域？這個區域不一定是固定劃線的模式，但是有一種機制，以確保對市政、交通的干擾，比如你不能停放在小區單元門口吧。

可是，讓人停放在固定的位置，會減少使用者的使用便捷，也會影響共享單車公司的利益，那這個成本該如何承擔呢？不計成本的，或者把成本分散給整個社會來買單，這種發展也不是我們想要的發展——很明顯，目前摩拜也好，ofo也好，之所以大發橫財，其實不過是將其應承擔的成分分散給社會承擔而已！

成本的分配，就是一種權利的制衡。我們讓使用者不能違規停放，也促使創新公司為此採取行動，付出成本來達到這一效果。慢慢的，這種機制就會發生作用，即沒有用過於僵化的行政權力來阻擾創新科技的發展，又沒有任由企業不計給社會造成的成本而盲目發展，這種狀態就是最好的狀態。

沒有人真正知道一種創新商業的極速擴張會給社會最終帶來什麼，我們只能利用法律的方式，在權利的制衡上發生作用。法律並不預言，也不指出最終的方向，他只是以更合理的機制來讓彼此的權利形成一個有效的制約，並讓市場來告訴我們最終的答案。

鄭州大媽的出現，其實是代表了一種權利，一種被損害或被打擾的可能性，她雖然荒唐，但並非全無意義。她提醒著我們，社會的發展，創新科技的發展，不僅僅是一句「利大於弊」就可以搪塞過去的。

畢竟，法治，

從來不應是以犧牲少數人的利益

換來社會的大步流星！

真正的法治，

是一種相互制衡下的共榮與和諧。

一END一

-法律不是冰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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