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玉成先生：「空城計」和「實城計」

《三國演義》中氣定神閑的「空城計是真的么」？來看看熟諳魏晉南北朝歷史的沈玉成先生怎麼解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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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城計」和「實城計」

沈玉成|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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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演義》里眾多膾炙人口的故事，最家喻戶曉的也許要數「空城計」。不過《演義》的讀者或是京劇的觀眾在嘆賞之餘，常常會產生疑向：司馬懿大軍壓城，為什麼不先派一支部隊進城試探虛實，即使真有埋伏，大軍在城外守住陣腳，其奈我何？諸葛亮在城樓飲酒撫琴，如果一陣亂箭，豈非不死即傷？

不能責備讀者、觀眾死心眼，不懂得文學藝術，因為人們常常把《演義》中的故事視同真人真事，過分的誇張便會不合情理。然而取消了這些誇張，則又難於收到戲劇性的效果。《演義》中的描寫是有所本的，這就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裴松之注的記載：

郭沖三事曰：亮屯於陽平，遣魏延諸軍並兵東下，殼惟留萬人守城。晉宣帝（司馬懿）率二十萬眾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至前，當亮六十里所。偵候白宣帝說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與相逼，欲前赴延軍，相去又遠，回跡反追，勢不相及，將士失色，莫知其計。亮意氣自若，救軍中皆卧旗息鼓，不得妄出菴幔（營帳），又令大開四城門，掃地卻灑。宣帝常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伏兵，於是引軍北趣（趨）山。明日食時，亮謂參佐拊手大笑曰：「司馬懿必謂吾去，將有強伏，循山走類。」候邏還白．如亮所言。宜帝後知，深以為恨。

按郭沖為魏、晉之際人。晉統一天下，他和其他一些士大夫共論諸葛亮，曾記錄了諸葛亮的五件事情以證明諸葛亮的權智謀略超越古人。這五件事情都為裴松之轉述引用，「晉宣帝」的「晉」，明顯是裴松之所加。裴松之也同樣欽佩諸葛亮，但又深惜其未能投入曹氏幕中，以致功業不就。對於諸葛亮的評價是晉、宋之間的一個熱門話題，這裡不能多作介紹。裴松之引用郭沖五事，是把它看成「批判材料」的，所以每一條之後都有自己的按語加以駁難。對於「空城計」一事，裴氏除了認為當時「無復有於陽平交兵事」，即不合史實以外，還認為司馬懿率大軍二十萬，即便懷疑諸葛亮有伏兵，「正可設防持重，何至便走乎？」後來司馬光作《通鑒》也一字未及這一情節，表明了司馬光同意裴松之的看法。

不論郭沖所記是否合於史實，但至少不悖於情理。司馬懿並沒有兵臨城下，城中兵少力弱的情況，是通過偵察兵而了解的。司馬懿「雄略內斷，英猷外決」（《晉書·宣帝紀》「制曰」），「熟讀兵書，深通戰策」（京劇《空城計》），當然懂得《孫子·計篇》中「兵者詭道也，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的道理。同時，他與諸葛亮相遇，在戰略上採取守勢，心理上處於劣勢。陳壽以亡國之臣修史，顧忌之多，不言而喻，「故亮遺懿巾幗及死諸葛走生仲達等事，傳中皆不敢書」（趙翼《廿二史札記·陳壽論諸葛亮》）。到《晉書·宣帝紀》，唐太宗親自執筆所作的評論即所謂「制曰」就毫不客氣地指出：「擁眾西舉，與諸葛相持。抑其甲兵，本無鬥志，遺其巾幗，方發憤心。……生怯實而未前，死疑虛而猶遁，良將之道，失在斯乎！」朱熹也直截了當說過「司馬懿甚畏孔明」（《朱子語類》卷136），具體指的雖非郭沖三事，但完全可以作為司馬懿不敢貿然輕進的旁證。」

和諸葛亮「空城計」類似的戰例，在南北朝時代屢屢可以見到。《南齊書·高帝紀》記載齊高帝蕭道成的父親蕭承之在宋文帝元嘉年間抵禦北魏兵：

（魏）別帥安平公乙旃眷寇濟南，皇考（蕭承之）率數百人拒戰，退之。虜眾大集，皇考使偃兵開城門。眾諫日：「賊眾我寡，何輕敵之甚？」皇考日：「今日懸守窮城，事已危急，若復示弱，必為所屠，惟當見強待之耳。」虜疑有伏兵，遂引去。

梁武帝大同九年（543），東、西魏交戰。西魏宇文泰命令王思政鎮弘農。據《北史·王思政傳》載：「思政入弘農，令開城門，解衣而卧，」慰勉將士，示不足畏。數日後，東魏將劉豐生率數千騎至城下，「憚之，不敢進，乃引軍還。」前一例完全是「空城計」的翻版．當時《三國志》還沒有裴注，蕭承之一介武夫，未必知道什麼郭沖三事，所以也許是不謀而合。後一例中王思政究竟有沒有守城退敵的實力，史傳中交代含混，僅僅是由於王思政是著名的勇將，就不戰而屈人之兵。

還有兩個例子卻是「實城計」而非「空城計」，這就像《子夜》里趙伯韜做公債把「老法子倒過來用一次」那樣。《北齊書·薛循義傳》：

循義還據晉州，安集固守。西魏儀同長孫子彥圍逼城下，循義開門伏甲以待之。子彥不測虛實，於是遁去。

同書《祖珽傳》記祖珽被譖出為北徐州刺史：

至州，會有陳寇，百姓多反。珽不關城門，守埠者皆令下城靜坐，街巷禁斷行人，雞犬不聽鳴吠。賊無所聞見，不測所以，疑惑人走城空，不設警備。珽忽然令大叫，鼓噪聒天，賊犬驚，登時走散。後復結陣向城，珽乘馬自出，令錄事參軍王君植率兵馬，仍親臨戰。

祖珽這一戰例可以解答本文一開頭的疑問，如果輕率撲城而城中有備，必將挫鋒折銳，即便不致使全軍潰散，也會影響士氣。只有「實城計」的存在，才使「空城計」成為可能。虛則實之，實則虛之，虛虛實實，如同撲克賭博中扣著那張「底牌」，對手要一決勝負必須付出大量的甚至傾家蕩產的賭注，這就是「詭道」的神秘和殘酷。還可以補充一點，諸葛亮一生謹慎而擺下「空城計」，祖珽是個盲人而擺下「實城計」，與對手展開了複雜的心理戰，誘使對手在「不測虛實」的基礎上作出了自以為是的判斷，司馬避敵而陳軍輕敵，結果同樣犯了錯誤。

編者註：文章載於《文史知識》1992年第7期

沈玉成

沈玉成（1932-1995），江蘇江陰人，1955年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1958-1969年，任中華書局編輯；1974-1980，任文物出版社《文物》雜誌編輯；1980-1995，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古典文學專家，著有《南北朝文學史》（合著）、《中古文學家叢考》（合著）、《中國古代文學家大辭典（先秦漢魏晉南北朝卷）》（合著）、《左傳譯文》等，從事編輯工作期間，參與《文史》雜誌的創刊、編輯，為黃仁宇《萬曆十五年》做了全面的文字潤色。

特別鳴謝

書院中國文化發展基金會

敦和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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