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東大地震後，日本屠殺中朝僑民所激起的刺殺裕仁事件

1923年9月1日上午11點時58分44秒，在相模灣西北部海面之下100米深的地底。長期以來緩慢向日本陸地下方移動的「菲律賓海板塊」，終於在長久的積累之下，通過地震的形式施放出其所積聚的強大能量。以人類所製造的爆炸物計算，此次地震的威力相當於800萬噸TNT炸藥所蘊含的能量，相當於同時引爆了近800顆未來投放在廣島之上的原子彈。

▲關東大地震

地震發生之後，東京周邊地區首當其衝。由於環相模灣地區遍布著諸多填海造田的「人造陸地」，因此地震襲來伊始，便出現了大面積的地表開裂、土地塌方和山體移動。逃難的人群為大地裂縫所吞噬，無數房屋和共用建築在震撼中傾覆，巨大的山體裹挾著樹木將村莊甚至是鐵路上滿載旅客的火車一共沖入海中。由於地震發生之時正值中午，無數正在使用煤爐做飯的日本家庭連同其所居住的木製房屋被焚之一炬。火勢迅速蔓延開來，在相模灣強勁的海風中最終形成了吞噬一切的火焰旋風，頃刻間便吞噬了聚集在東京陸軍本部被服廠附近空地上避難的數萬難民。

慘劇發生之後，日本政府迅速組建了以內田康哉為首的救災委員會。但這個委員會首先要做的並不是安置災民，而是如何維持首都地區的治安。東京警視廳總監赤池濃憂心忡忡的表示：「這種情況下，不會沒有煽動貧困到極點的群眾製造事端的人」。正是基於這樣的考慮，當天下午4點，東京周邊駐守的日軍近衛、第1、第2師團按照預案開赴市區。根據曾經擔任過朝鮮總督的內務大臣水野煉太郎的要求，震區的警戒工作主要放在監視居住在東京地區的朝鮮僑民身上。

日本政府長期以來雖然積極鼓吹所謂的「日（朝）鮮親善」，但對異族的不信任卻早已自上而下的貫穿於整個日本社會。地震發生後的第二天，東京便出現了朝鮮人趁亂放火、投毒甚至使用炸彈的謠言。這些捕風捉影的消息最終變成了朝鮮人在東京暴動，到處殺人搶劫。本身就沉浸於大災之後的恐怖和不安之中的日本民眾，此刻自然而然的將對政府的不滿和對天災的恐懼統統發泄在了朝鮮僑民的身上。各地以民間社團和在鄉軍人會為中心成立了所謂「自衛團」，在警察和軍隊的默許之下，肆意獵殺朝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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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震後日本民間武裝殘殺朝鮮人

執行戒嚴任務的日軍不僅對「自衛團」以私刑處決理論上同為帝國公民的朝鮮人裝聾作啞，更有意將引導民眾將矛頭對準日本國內的社會主義信仰和工人運動領袖。日軍第1師團指揮官石光真臣便曾發出指示：「不法分子不一定只有朝鮮人，還有利用他們的日本人」。在如此明確的「暗示」之下，日軍很快便開始在震區逮捕異見分子，其中中國旅日華工代表王希天與日本社會運動家大杉榮等人慘遭殺害。

隨著地震災情逐漸得到控制，日本政府才假惺惺的宣布解除「戒嚴」，並著手調查在地震期間「自衛團」屠殺朝鮮、中國僑民的事件。但日本政府雖然逮捕了數百名「暴徒」，但很快便假借裕仁大婚而「恩赦」。至於殺害王希天的日軍方面，則乾脆不承認其曾經為日本軍方逮捕的事實，只是將其納入地震中「失蹤」人口的名單。直到20世紀70年代，王希天的死訊才得到證實：1923年9月9日，王希天在去京郊大島町途中被日本當局逮捕，12日凌晨手持步槍的憲兵，將捆綁的王希天帶出警察署。在押往軍營的途中，他們用刺刀將王希天刺死，然後扔進了火堆。

「關東大地震」的發生是地球板塊運動的必然，早在1906年和1915年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理學系地震專業的大森房吉教授和他的助手今村明恆副教授兩次就東京是不是將會有大地震襲擊進行了爭論。今村副教授根據歷史地震分析，提出東京存在發生大地震的危險性，並且強調要特別注意火災的發生。只是作為日本地震學界泰斗的大森教授，以避免人心混亂為由，一直否定。在地震中出現日軍一度全盤接管城市，並慫恿民眾迫害鄰國僑民，何嘗不是「明治維新」以來日本政治畸形發展的積累和爆發。在未來的歲月里，面對日益激化的國內矛盾和不可預測的國際風雨變幻，這種將問題簡單交給具有最強社會管控能力的軍隊，以鄰國民眾的生命為「祭品」，來安撫對未來充滿絕望的日本列島民眾的做法將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現。不過並非所有的日本國民都甘願遭遇這樣的愚弄，「關東大地震」發生四個月之後，一位名叫難波大助的青年便憤而將槍口對準了日本未來的災星——時任攝政的皇太子裕仁。

1923年12月27日，裕仁要去出席帝國議會開幕式。上午10時45分，當裕仁乘坐的汽車經過虎門公園時，一名青年從下跪的人群中突然躍起，用肩膀撞開警察組成的警戒線，向裕仁的座駕開了槍。子彈穿破玻璃，碎片從裕仁的右耳掠過，稍許滲出些血來，司機加快車速後才躲過射來的第二槍。行刺者一邊高呼「革命萬歲」，一邊追趕汽車，隨後被群眾抓獲交由憲兵處理。　

行刺者難波大助現年23歲。他的父親難波作之進是山口縣的大地主、眾議院議員、皇室中心主義者。難波大助自幼便反對父親家長式的統治，並走上了無政府主義的道路。大地震後政府的高壓政策使他充滿了敵意，當他得知自己崇拜的社會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大杉榮被殺害的消息後，決心暗殺裕仁為其報仇。

12月23日，難波從故鄉山口縣到達京都。當他在報紙上看到裕仁將於27日出席議會開幕式的報道後，決定利用這一機會進行刺殺行動。他連夜動身於27日8時20分到達東京火車站，隨身還攜帶了一支與他的年齡不相稱的拐杖。這並不是一支普通的拐杖，而是一支經過改裝的拐杖槍，是他大名鼎鼎的同鄉伊藤博文出訪歸來送給他父親的禮物。在東京火車站附近的廁所里，難波在拐杖槍內裝上了子彈，然後來到裕仁前往議會必經的虎門公園附近。於是便上演了上面所描述的一幕，被稱作「難波事件」或「虎門事件」。

遭遇刺殺事件後的裕仁，仍按預定計劃出席了議會開幕式。司法當局認為，無論如何按照難波的行徑終歸是要判處死刑的。可是，為了向外國和日本國民顯示「日本並不存在真正反抗皇室的人」，大審院院長橫田秀雄等人對難波進行了各種勸誘其變節的活動。但在遭到難波的堅定拒絕後，當局還是以他的名義發表了悔過的聲明，並宣布犯人是在病態的情況下行事的。當局的目的在於極力隱瞞犯人是為了自己的信念而行動的事實。

在此後長達一年的酷刑審訊中，難波拒絕承認有罪，並以作為一個「社會主義的先驅者」而感到自豪。第二年的11月15日，難波被判處死刑。行刺未果的難波大助被處死刑後，被迫辭去議員職務、返回故里終日閉門思過的父親，甚至不願去為自己的兒子收屍，只好由監獄出面將其草草安葬於監獄附近的公共墓地。經過這次刺殺事件後，裕仁一方面加強了自身的警衛工作，另一方面則不免將出身山口縣的難波大助與「薩長同盟」聯繫起來。面對這位多疑的少主，「關東大地震」次日上台組閣的山本權兵衛不得不遞交辭呈，結束了其短暫的第二任首相任期。

本文為築壘地域

與文匯報聯合創作

，主編原廓，作者趙愷。任何媒體或者公眾號未經書面授權不得轉載，違者將追究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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