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場悟道之得失榮辱的超越（一）

提要：

王陽明在貴州龍場的大徹大悟，乃是工夫層層向上翻轉，境界不斷提升超越的必然結果，不僅再次顯示了道與身合的存在可能，而且重新開啟了成聖成賢的心學法門，既代表了儒家「聖學」生死智慧的哲理性奠基與體驗性突破，而且成為中國學術史上驚天動地的思想性事件和象徵性符號，說明生命存在自有其超越與莊嚴，但卻必須透過社會性的實踐環節才能最大化地彰顯。

「龍場悟道」乃是王陽明一生思想發展最重要的飛躍性轉折，也是中國哲學史上最具震撼性的生命頓悟事件。

「龍場悟道」對個人生命影響之巨大，陽明自己亦曾提及：「吾亦自幼篤志二氏，自謂既有所得，謂儒者為不足學。其後居夷三載，見得聖人之學若是其簡易廣大，始自嘆悔錯了三十年氣力。」可見他真正步入儒家聖學正途，乃是在龍場「居夷三載」期間。這一點也是當時及後世學者的共識。如王門弟子王龍溪便明白稱：「陽明先師崛起絕學之後，生而穎異神靈，自幼即有志於聖人之學。蓋嘗泛濫於辭章，馳騁於才能，漸潰於老釋，已乃折衷於群儒之言，參互演繹，求之有年，而未得其要。及居夷三載，動忍增益，始超然有悟於良知之旨，無內外，無精粗，一體渾然，是即所謂未發之中也。」與王龍溪同門的錢德洪也持類似看法：「少之時馳騁於辭章，已而出入於二氏，繼乃居夷處困，豁然有得於聖人之旨，是三變而至於道也。」與龍溪、德洪同時的陸澄亦有簡明概述：「守仁學本誠明，才兼文武，抗言時事，致忤逆瑾，杖之幾死。謫居龍場，居夷處困，動心忍性，獨悟道真。」

徐愛同時兼有妹夫與學生雙重身份，是陽明最早入門的弟子，熟悉陽明早期思想，他的話顯然也值得注意：「居夷三載，處困養靜，精一之功固已超入聖域，粹然大中至正之歸矣。」晚近的嚴復雖未必就完全贊同「心即理」之說，但也強調「陽明居夷之後，亦專以先立乎其大者教人。」他們的看法都足以證明龍場大徹大悟，乃是陽明一生思想發展的關鍵性大事。而陽明「才高氣盛，不受漢、唐、宋以來諸儒籠絡，故能懸旌立幟，奔走天下」,即使有明一代學術肇自陳白沙，但匯河為海蔚為大觀者仍首推陽明，則「終明之世，馴至於昭代，常為學者宗師」，其他所謂大小派，不過附庸而已。

具見「龍場悟道」亦為傳統學術由理學折入心學的標誌，預示了一個時代思想文化的重大轉向。因此，認真分析「龍場悟道」前後陽明思想的變化軌跡，了解其悟道過程中的先後次第，不僅能夠更好地把握其思想發展的整體全貌，同時也有助於全面判識有明一代學術思想調整變動的大端脈絡。

一、人性光明的貞定

龍場悟道從整體上看，固然是陽明精神境界飛躍提升的突發性思想事件，但由於包括佛教等各種思想資源的旁助激蕩，他在受害謫居黔地之前，實際已有了與朱子有別的心學發展方向的明顯痕迹。如果再追溯他的少年時代的各種行為細節，則可說十一歲時，他以讀書學聖賢為人生「第一等事」，雖以後時有起伏曲折，多得各種思想資源的觸媒，包括出入於釋、老，便已有了清晰的人生髮展方向的自我設計，踏上了「成德」或「成聖」的修行之路。而一旦踏上了「成德」或「成聖」的修行之路，則不但「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豈有工夫說閑話，管閑事」,更重要的是象徵著有了人生髮展的定盤針，開始邁向了宗教性的終極目標，當然也就意味著「人生不聞道，猶不生也；聞道而未見其止，猶不聞也」。

而弘治十七年((1504)他三十三歲時，痛感「學者溺於詞章記誦，不復知有身心之學」，遂開始向來學者「倡言之，使人先立必為聖人之志，聞者漸覺興起」，便顯然是少年志向的繼續延伸和發展，當然也為龍場悟道之後「優入聖域」準備了條件。至於他修習釋、老工夫，不過是邁向終極目標的方法論的早期嘗試，但未必就毫無身心上的受益，顯然也引起了知見上的變化，王龍溪(畿)嘗有記載說：

（陽明）為晦翁格物窮理之學，幾致可殞，時苦其煩且難，自嘆以為若於理學無緣。乃始究心於老、佛之學，緣洞天精廬，日夕勤修鍊習伏藏，洞悉機要，其於彼家所謂見性抱一之旨，非惟通其義，蓋已得其髓矣。自謂嘗於靜中，內照形軀如水晶宮，忘己忘物，忘天忘地，與空虛同體，光耀神奇，恍惚變幻，似欲言而忘其所以言，乃真境象也。

具見他是依朱子的治學路徑「格物窮理」，甚至以七天的時間「格竹」而引發大病，感覺與理學無緣，才開始潛心修習佛、老之學的。《年譜》載弘治十五年(1502)，陽明時值三十一歲，曾由京師「告病歸越，築室陽明洞中，行導引術，久之，遂先知」，即有了一定的「神通」。足證王龍溪所記，必為是年之事。文中既雲「自謂」，則當直接聞諸陽明，即陽明親口所言，顯然也足可信據。而陽明在靜定至極之境中，自謂「內照形軀如水晶宮」，實即心體靈知之性，在排除紛紜雜念干擾之後，所自動顯現出來的常寂光，也可說是人性本體固有之光，而與一般自然之光不同。適足以說明他已初步接近心性本體，遂有身心內外凝成一片，乃至通體透明之現象學顯現，決不可隨意扣以神秘主義的大帽。

而「忘己忘物，忘天忘地，與空虛同體」，更明示他已初步證到「空性」，身心氣質遂產生變化。只是從整體上看，所謂「光耀神奇，恍惚變幻，似欲言而忘其所以言，乃真境象也」，仍不過是在光景之中，距離真正的悟道，尚有長程的路途要走。一般說來，心力倘若未能超越動靜二相，便不能不往來波動，以致微細念頭時有起落，幻境亦隨之變現來去，當然便不可妄加執著。陽明不以神通為然，又認為幻相「簸弄精神，非道也，又屏去」，誠可謂慧眼如炬，反映他之所以出入於釋、老，目的仍為追求人生真諦，與「人生第一等事」有關，必以「悟道」或「得道」為最高標準，決非賣弄世俗時髦小術，亦無任何神秘色彩可言。

不過，陽明之所以放棄「煉習伏藏」，尚有另一原因，即「已而靜久，思離世遠去，惟祖母岑與龍山公在念，因循未決。久之，又忽悟曰：『此念生於孩提。此念可去，是斷滅種性矣。』」如果耽空滯寂，一味執著或貧戀清靜，即通常所謂墮入頑空，固然可能「斷滅種性」。但如果真能契入無相靜境，久久功力熟透，然後依體起用，如前所說做到「無所住而生其心」，也會煥發無限創造生機，則非但不會「斷滅種性」，反而能夠「長護種性」。陽明入定工夫甚久且深，乃至有「離世遠去」之思，說明他已有了清靜、自在、超越的宗教式心靈體驗，已開始步入了「結聖胎」的生命存在境域。

陽明因人生最天然純真的親情之念而放棄修習，固然不無道理，但不知道依體起用只能激活而非斷滅種性，工夫未臻究竟圓熟即主動放棄，也意味著以後必有退轉。當然，可以肯定的是，他已初步證到了空性，實已為六年後的龍場大悟，準備了必要的前期條件，即所謂「學靜入於陽明洞，得悟於龍場」。而他在龍場採用「澄默靜一」的方法悟道，悟道後特別是「居滁」期間又曾以「靜坐」方法施教，強調一旦有所證悟則必須存養擴充，顯然也與這次生命體驗經歷有關。《傳習錄》曾載他與學生的一段問答說：

問：「近來用功，亦頗覺妄念不生。但腔子里黑窣窣的，不知如何打得光明。」先生曰：「初下手用功，如何腔子里便得光明？譬如奔流濁水，才貯在缸里。初然雖定，也只是昏濁的。須俟澄定既久，自然渣滓盡去，復得清來。汝只要在良知上用功。良知存久，黑窣窣自能光明矣。今便要責效，卻是助長，不成工夫。」

可證龍場大悟之後，即在陽明揭出良知說的晚年，他也並未否定「習定」工夫的重要。只是良知學說徹上徹下，直指本體，不易發生偏頗，乃是有體有用的圓融之說，所以他更突出了「在良知上用功」的方法路徑。而靜定工夫熟透之後，身心寂然，性光現前，必然氣脈流通，精神炯發，腔子里自然便會「打得光明」一片，則是龍場悟道之前，便已具有了的心得經驗,當主要受益釋、老兩家方法論的啟迪，得力於多種思想資源吸收內化的增上助緣，也是無可懷疑的事實。

而良知即為天理，天理則可內化為人的價值感，即儒家最為強調的義理：「義理本人心所內具，然非有悟證，不能顯現，悟證不是一時可能，根器有利鈍，用力有深淺，但知向內體究，不可一向專恃聞見，久久必可得之」。陽明認為只要肯用工夫，「良知存久，黑窣窣自能光明」，也表現出他對人性光明的堅信，對生命能夠與道合一的自覺，對「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貞定。

二、得失榮辱的超越

然而在求道的路途上，陽明儘管已試嘗了各種方法，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資源，但真正要在道境上有所證入，仍要到謫居龍場前後，經歷了各種人生苦難，遍嘗了非生即死的艱辛折磨，具足了孟子意義上的「動心忍性」的生命體驗工夫，才能說一切因緣條件已經完全成熟。檢讀《年譜》，即不難知道，正德二年(1507)他為營救戴銑等人，觸怒閹宦劉瑾，遭謫貴州龍場驛丞，一路追蹤阻扼兇險不斷，乃佯置衣履於江岸，因假託投江而死，終得以免除罹患，遂不能不追問存在的意義，油然升起強烈的超越性嚮往。萬里投荒，化險為夷，前途依然難測，他曾有詩記其事云：

險夷原不滯胸中，何異浮雲過太空？

夜靜海濤三萬里，月明飛錫下天風。

詩中之「太空」當為心體之隱喻，「浮雲」則暗示往來於心中的榮辱得失雜念。「夜靜海濤三萬里」則指藉助於寂靜本體的內觀察照，愈加清晰地了解到意識瀑流如海濤般洶湧。而「月明飛錫下天風」更表示一切均復歸於本體靜謐光明，無限超越的胸襟情懷則隨之自然顯現。或許迫害之路便是覺醒之路，說明至遲在到達龍場之前，雖只是初步的解悟而非徹悟，但他的確已證到了「空性」，具備了在苦難中升華境界的心智能力。足證苦難乃是極為重要的逆增上緣，動心忍性亦為成就生命價值的必要環節。陽明一生每一次精神境界的磨礱與提升，均可說是從苦難中陶冶淬勵才有所收穫。

以後他屢用「太虛」比擬良知本體，用「日月風雷山川民物」等象徵一切器世間的存在，以為無論器世間的何種存在，均作不得良知流行發用的障礙；又以能夠蔽日之雲象徵七情，強調「天不要生雲。七情順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 最典型者則為「聖人之知如青天之日，賢人如浮雲天日，愚人如陰霾天日，雖有昏明不同，其能辨黑白則一。雖昏黑夜裡，亦影影見得黑白，就是日之餘光未盡處，困學功夫，亦只從這點明處精察去耳！」凡此種種善譬妙喻，要皆不過旁助他人恢復心體良知光明，一如陽光穿透重重雲霧陰霾，最終必能步入萬里無雲萬里天的潔凈空闊妙境。如果分析其前後思想淵源流變發展過程，則到達龍場之前已可略見悟道端倪。

至於到達龍場後的艱難境況，則更非常人所能想像，當然也就加倍增益其所不能：「瘴癘蠱毒之與處，魑魅魍魎之與游，日有三死焉；然而居之泰然，未嘗以動其中者，誠知生死之有命，不以一朝之患而忘其終身之憂也。」《年譜》則載正德三年(15O8)他在龍場悟道的經過情形云：

時瑾憾未已，自計得失榮辱皆能超脫，惟生死一念尚覺未化，乃為石墎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靜一；久之，胸中洒洒。而從者皆病，自析薪取水作糜飼之；又恐其懷抑鬱，則與歌詩；又不悅，復調越曲，雜以詼笑，始能忘其為疾病夷狄患難也。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語之者，不覺呼躍，從者皆驚。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乃以默記《五經》之言證之，莫不吻合。

「時瑾憾未已」云云，說明政治高壓氣候對他而言，始終是必須時刻面對的一個嚴峻事實。而「瘴癘蠱毒之與處，魑魅魍魎之與游」，不僅象徵自然環境的惡劣，而且也暗示政治氣候的兇險，具見他的悟道，乃是同時面對政治與自然雙重非人化的惡劣生存環境，力求從雖生猶死(日有三死) 的極度困厄處境中卓然超拔挺立，從而將一切痛苦與不幸的負面遭遇，都轉化為自我完善的正面力量資源，誠可謂「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無處不為人生領悟生命真諦的實踐道場，無時不為體證生命固有美德的最佳機緣。有關龍場悟道的經過情形，陽明後學羅洪先(念庵，1504-1564)亦曾論及：

(陽明)先生以豪傑之才，邁往之志，振迅雄偉，脫屣於故常，於是一變而為文章，再變而為氣節，當其倡言於逆瑾蠱政之時，撻之朝而不悔，其憂思懇欵，意氣激烈，議論鏗訇，真足以凌駕一時，而託名後世，豈不快哉！及其擯斥流離於萬里絶域，荒煙深箐，狸鼯豺虎之區，形影孑立，朝夕惴惴，既無一可騁者，而且疾病之與居，瘴癘之與親。情迫於中，忘之有不能；勢限於外，去之有不可。輾轉煩瞀，以成動忍之益。蓋吾之一身已非吾有，而又何有於吾身之外？至於是而後如大夢之醒，強者柔，浮者實，凡平日所挾以自快者，不惟不可以常恃，而實足以增吾之機械，盜吾之聰明，其塊然而生，塊然而死，與吾獨存而未始加損者，則固有之良知也。

羅氏認為生死利害，根本便無一毫能加損於貫通形上與形下兩重世界的良知，亦即陽明所說「聖人之道吾性自足」，《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均指形上超越的心性本體，一旦證入其中，便知人人具足，本無生死流傳，更遑論得失榮辱。這顯然是一種反諸已而從其源的方法，所謂「源」固然即內在於人人均有的本心本性之中，但也是一切存在和價值的根源，一旦證取便意味著對人生與宇宙的真實有了徹底的了解，構成生命邁向成聖成賢終極性的「至善」境域源源滾滾不斷的上進動力。。當然，具體到陽明龍場悟道的前後過程，則是先破得失榮辱關，然後再更上層樓，不斷進入生命新境，徹底跨越生與死(存在與不存在)的大關大隘的。儘管「利、害、毀、譽、稱、譏、苦、樂，能動搖人，釋氏謂之八風」，欲從其中超拔而出，已屬不易，但如果與生死大關大隘相較，則顯然後者更具有本根性或本源性，也就更加難以真正做到徹底超越。

蓋揆諸古今，曠觀東西，均可說是「人生生死亦不易，誰能視死如輕塵？」陽明自己也說：「死也者，人之所不免；名也者，人之所不可期。雖修短枯榮，變態萬狀，而終必歸於一盡。君子亦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死亡的不可避免性與終極目標追求的緊迫性，二者之間的衝突更不能不造成生命內部的焦慮或緊張。

王陽明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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