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歲，我在高考前看了世界盃

高考今天就要結束啦，小編意外發現黃老邪同志2009年5月寫的一篇文章，老邪用輕鬆調皮的文筆講述了自己的故事，那時候全國高考平均錄取率僅有4%啊！真沒發現，老闆大大以前還是文青呢～

我十八歲那年最重要的當然也是最難忘的事就是參加高考。在那個年代，每一個中學生的最重要的人生目標就是考大學，考上一個好大學。同時，社會、學校、老師、家長給我們造成的一個輿論環境就是——考不上大學就完蛋，幾乎就等於提前宣判你人生的失敗，就是地球末日；考上大學就革命勝利共產主義實現，就上對得起黨和國家民族，下對得起父母老師列祖列宗親戚朋友，還捎帶著還對得起自己的寒窗苦讀。那陣勢，簡直比近現代小說里描寫的封建科舉制度下的舉人秀才們參加會考還可怕，所以，當時中學課本里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叫《范進中舉》的，基本上不用老師怎麼講解分析中心思想段落大意，同學們就已經理解的很深刻很到位了，甚至比老師講的還要入木三分，因為大家都是感同身受啊。

本人中學六年就讀於南京師大附中，號稱改革開放後教育部第一批欽定頒布的全國十三所重點中學之一，與北京的景山學校、天津的南開中學等齊名，在當時有全國中學裡「王牌中的王牌」的說法。在南京乃至全江蘇，所有的中學生及其家長，都以進入這所學校讀書為榮，那風光勁就好像中進士之前已經中了舉人，而且是幾乎肯定必然要中進士提前買了必中保險一樣，走在路上，就憑胸前的校徽，就可以趾高氣揚傲視四鄰，如同今天誰開著一輛賓利跑車走在北京長安街上一樣。那年月，連南京的「片兒警」（派出所警察，分區管理不同街區治安的）都知道自己的管片里有幾個南師附中的學生，因為這些學生就是自己轄區里的「名人」了。

在這樣一所中學裡讀書，在那個年代最大的好處就是，學生們其實並不像外界猜測的那樣，終日頭懸樑錐刺股鑿壁偷光地苦讀，而是整天玩樂遊戲嘻嘻哈哈地就過來了。這主要是因為，同學裡80-90%都是當地各大高校教職工的子弟，所謂龍生龍鳳生鳳，耗子生來會打洞，臭老九的孩子們，天生讀書就比較有辦法，或者叫家庭熏陶耳濡目染，總之，大家學習起來效率高領悟快，加上各科老師都是全市最好的，教學得法，按現在的話說就是寓教於樂，所以大家課餘時間很多，每天下午好幾個小時都是泡在操場上打球、踢球，還有各種其他的玩法，比如什麼航模、美術、音樂興趣小組等等。並不是每天除了吃飯睡覺有16個小時都在讀書、做題、背誦或者進行各種模擬考試，接受類似集中營式的魔鬼訓練。好像那個年代採取這種填鴨式方法的學校很多，大多是因為教和學都不得法，結果是老師和學生都倍受折磨。

我一生中踢球最頻繁運動量最大的時間，就是在中學這六年，幾乎天天下午3點以後就長在球場上了，直到天黑回家。也沒覺得耽誤了學習影響了考大學。同樣沒有被踢球或者打籃球耽誤的還有我的那些同學。

長話短說，到了高三，眼看傳說中的高考就來了，畢竟是這麼大的一件事，好比馬拉松跑到最後已經進了體育場只剩下最後這一圈了，為了觀眾您也得有個比賽的樣子吧？於是，老師加大了監管力度，家長配合，學生們努力，大家都向高考發起了最後衝刺。據說很多同學熬夜苦讀加班加點，老師也開始了考前的專項訓練，應試技巧猜題功夫升級換代，南師附中的高三學生和老師們，也必然要加入那場全國人民PK高考試卷出題者的智力競賽。

我還是跟從前一樣，按照老師的部署完成功課，自己沒有想法去主動「加練」。由於老師們的考前訓練計劃作的詳細周密而且針對性很強，只要跟上進度，就足夠了。同時，時間也不剩下多少了，再偷偷加練就只能不睡不吃了。我唯一痛苦的是，想踢球也找不到幾個人了，畢竟大家都很忙，而且，如果我拉著別人踢球，還被老師們不喜歡，覺得我不僅自己不刻苦用功，還耽誤別人。

那時候，我們一群踢球的好友，都是從初一開始就進入這所中學，從掛著紅領巾的小男孩，一起混到18歲大小夥子的年齡，其間因為中考，大家的班級組合打亂重組，後來又因為文理分科再次打亂重組，所以，大家除了上課坐在不同的教室里，平常根本沒什麼班級的隔閡，總是以興趣愛好分成一群一夥的。踢足球的這伙，總歸天天課外時間都一起泡在球場。老師們也都知道。

到了高三，有一天下午的體育活動課時間，我拉著一伙人興高采烈去操場踢球的路上，遇到兩位理科班的班主任，看到這夥人里有幾個自己的學生，就很不高興地攔住他們，低聲訓斥了幾句。結果是我們本來踢7人制比賽的計劃，變成了籃球架子下的三對三「蠍斗」——多年後我看到耐克的這個廣告，還覺得是再現了我們當年的創意。後來被訓斥的同學告訴我，他們的班主任的大意就是：你們到了這個時候還跟著他踢什麼球？考不上大學看你們哭都來不及！他倒是沒問題，你們行嗎？儼然我就是一匹害群之馬。

轉眼到了1986年6月，離7月7、8、9號的三天高考只有一個月了。這時，一件大事發生了，這件事，對我的高考，乃至我後來的人生，產生了難以估量的影響。我的父親和我之間，為了這件事，第一次平等地像兩個男人一樣地進行了一次嚴肅的對話討論，作出了一個重要的選擇。

1986年，世界盃足球賽在墨西哥進行。比賽時間在六月初到七月初。我從1978年第十一屆世界盃開始，跟著爺爺和父親守著一台九寸黑白電視看阿根廷世界盃，到1982年在14寸彩色電視里看西班牙世界盃，1986年時已經要第三次看世界盃了。

可是，世界盃這一個月，就是高考前最後衝刺的關鍵時刻，「馬拉松」的最後一圈。就算學習好，有把握，而且提前被外交學院選中了，只要考一個錄取分數就保證上一類重點大學了，也不能像22年後的博爾特那樣在最後30米就閑庭信步減速招搖吧？再說，羅格先生都批評他了哪。更何況，因為時差的原因，有很多重要比賽是要熬夜看的，這嚴重影響考前的複習啊。

到底是看，還是不看呢？

我的爺爺和父親商量了一下，又跟母親做了溝通，然後，父親在世界盃開幕那天，跟我單獨鄭重地談了一次。

他說：我們知道你很想看世界盃。我們也相信看幾場球並不會影響你的高考。甚至我們都覺得，到了這個時候，其實該下的功夫已經下足了，沒必要讓你整天想著高考高考，搞得心理壓力過大，看看球，調劑一下，說不定會讓你有更好的狀態。這叫磨刀不誤砍柴工。說不定不讓你看球，反而讓你不高興，影響你的心情。所以，我們決定，你自己選擇看球的時間場次，自己安排自己的合理起居時間和學習時間。因為，你已經十八歲了，可以為自己負責了。

萬一，假如你高考不很理想，也不要後悔，更不要跟看世界盃聯繫上。大不了重考一次。

當時我簡直覺得我的父親是世界上最偉大的父親。

我表示看球絕對不會影響高考複習，並且和父親一起選擇了一些小組賽，等進入淘汰賽階段再選擇自己想看的重要對陣。

1982年的世界盃使我成為巴西隊的擁躉，我甚至認為義大利隊的快速反擊式打法像個小偷，那場世界盃歷史上最經典的3：2的複賽，保羅-羅西的帽子戲法令我長時間耿耿於懷。四年轉眼過去了，我鍾愛的巴西隊當然還是我的首選。然而，在1986年，巴西隊仍然不是主角。

1/4決賽，我所崇拜的普拉蒂尼帶領的法國隊通過點球大戰淘汰了我所喜愛的巴西隊，兩隊聯袂奉獻了至今仍被很多專家權威及球迷認為是世界盃歷史上最具觀賞價值的一場比賽。巴西隊在我的眼淚中留下一片模糊的身影，遠去了。

普拉蒂尼難掩激動

隨後的一天，我又看了另外一場1/4決賽。一個影響我終身的人，用一種震驚世界的方式出現在我的眼前，在他連過五人打進那個球的時刻，爺爺和父親完全忘記了鄰居們都在凌晨的睡夢中，忘記了夏天的南京家家戶戶都開著門窗過夜，他們爆發出了我從沒聽到過的嚇人的持續的呼喊，把母親和妹妹都吵醒了，紛紛跑出卧室來查看情況，以為家裡闖進竊賊發生了激烈搏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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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拉多納，一個終生的偶像，一個類似於信仰和準則的人，就這樣在那一個夏日的凌晨，遠隔萬里，素昧平生，甚至根本不知道我的存在，卻永久佔據了我心靈的一角，結實地，頑固地，不論發生什麼，不論別人說什麼，他，都永遠在那裡，就在那裡了。

隨後的比賽我迅速忘記了巴西隊失敗的痛苦，找到了新的偶像。每一次熬夜看球之後，父親都要幫我撒謊欺騙班主任，說我自己在家熬夜用工，白天可能會起的晚一點，早自習就不要強求我準時到校了。班主任因為我的歷次模擬考試都是名列前茅，也就睜一眼閉一眼了。甚至當有的同學和老師對我最後一個月經常遲到的現象提出批評的時候，班主任李老師還很不客氣地反問：假如我不計較你的遲到，允許你早自習不來，你可以6門課考595分嗎？如果你也可以，請自便，你這個月不來學校都可以了。這位李老師的歷史課講得很好，假如那個時代有《百家講壇》這樣的節目，他一定可以成為那個時代的「易中天」。

我每天到了學校後的第一件事就是給同學們，主要是那些球友們，繪聲繪色地描述我看過的比賽，那架勢頗有一點說評書的意思。後來回想，這也許是我陰差陽錯的「體育解說前傳」吧。

轉眼到了7月初，世界盃決賽來了，高考隨後就到。

話說7月5日這一天，高三全年級進行考前動員，全年級6個班300多學生，幾十名老師，還有校長，教導主任等，集中在學校最大的階梯教室，黑壓壓坐滿了傾角類似於體育場看台的座位。正面的大黑板上，紅色楷書大號的粉筆字寫著一行標語：「一顆紅心，兩種準備！」那氣氛之肅殺，令人立刻想起「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這樣的詩句。好像同學們不是要去參加一場考試，而是要去進行一場生死存亡的戰鬥，或者說，一把用青春和餘生為代價的豪賭。南京的夏天那悶熱潮濕的空氣里，彷彿都凝結著看不見摸不著但是聞的到的沉重與壓抑，一滴一滴地掉落在每個人的心口。

就在教導主任講話結束，校長的戰前動員（是的，真是「戰前」，只能用「戰前」來形容）剛剛開始的時候，一個男生出現在了寬大的階梯教室門口，他穿著一件普通的白色圓領背心和一條「的確涼」褲子，腳踩一雙塑料涼鞋，左手把書包從左肩上甩到背後，用拇指勾著書包帶，吊著後背上那個綠色帆布書包，右手裡拿著自行車鑰匙，孤零零的，有點不好意思，卻又是無處躲藏、硬著頭皮，走了進來。

一瞬間，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這個男生，整個動員大會現場鴉雀無聲，靜得連每個人的呼吸都可以聽到。

這個男生分明感覺到了各種輕重火力在自己的臉上來回掃射，幾乎要把他吞噬。其中，來自教導主任和年級主任老師的火力簡直就是火焰噴射器，溫度高的可以立即融化任何金屬。倒是校長的目光因為意外和詫異而像是兩枚在夜間偵察敵情而發射的照明彈，高高的懸在夜幕中，像是一個巨大的問號和一個驚嘆號。估計從1977年恢復高考以來，自他擔任校長以來，他不僅聞所未聞見所未見，恐怕連想也沒想過，會有一名他的高三學生，以這樣的態度面對高考動員這樣神聖的莊嚴的時刻。

他愣住了。

這個男生畢竟知道自己理虧，所以表面平靜，實際慌張，但是一貫的在同學面前的做派又使得他不能做低頭認罪狀，那樣就徹底完蛋了。於是，快步走到台階處，迅速向高處的最後一排座位走去，那裡有他的死黨們提前給他留好的位置，他們都在那裡等候他帶來的「早間體育新聞」之《世界盃快報》。借著上台階的自然體態，他巧妙地略略低頭，躲過了四面八方射來的交叉火網，這短短的3、40米的台階，在他走來感覺比一整個足球場還要長很多。一邊上台階，一邊自然地把書包從後背上拿到了身前，單手挽著背帶，拎著書包，免得自己的背影太「吊」了，引起更猛烈的炮火。

走到最高處最後的一排，弟兄們的目光如同接應突圍的救援火力一樣及時打響，一個個滿眼的企盼和興奮，用眼神暗示著預留位置的方向。必須是在大家的中間，這樣便於發布消息。男生終於坐了下來，消失在那一片黑壓壓的年輕的腦袋裡，讓領導們的怒火暫時失去了目標。

「快說快說，誰贏了？誰是冠軍？」聲音小的根本不是聽見的，而是看口唇動作看見的。

「阿根廷3：2勝，馬拉多納沒有進球。比賽很精彩。」男生用最簡潔的新聞語言把核心要點發布了，擺擺手，暗示大家會後再說。

一堆湊過來的腦袋迅速恢復了原來的正常會議狀態和位置。

多年以後，這個男生干起了體育解說，當年湊過來的那些腦袋知道以後都說，這一點也不奇怪，他不幹這個，干不好這個，才叫奇怪。後來這個男生又不幹了，那些腦袋又說，他不幹了也不奇怪，一定是不快樂了。他就是這樣一個人，從小就是這樣。

這個男生就是我。那一年，我十八歲。

十八歲，我們都只有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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