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不成，諸葛亮從隆中對就錯了？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老田】

因為缺乏軍事方面的知識和經驗，一些歷史學教授在評價歷史人物時，往往難於超越那種「忠臣奸臣」的簡單套路。毛澤東作為一個有經驗的軍事家，曾對諸葛亮的戰略眼光給出過精當的評論，從軍事方面的專業眼光看，諸葛亮最大的戰略性失誤就在於分散兵力：「其始誤於隆中對，千里之遙而二分兵力。其終則關羽、劉備、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敗。」 （毛澤東：《讀姚鼐編蘇洵十批語》）在一個貧窮的農業時代，好不容易才從農民那裡動員來的有限人力物力，未能恰當地集中用於主攻方向，這就是毛澤東判定其必敗之因。

民間傳說中諸葛亮是周知「前五百年、後五百年」的先知，在普通人的心目中，諸葛亮被捧得很高，以至於到了無須搜集必要的信息就能夠做出正確決策的「智慧化身」，有民間諺語說「前朝算師諸葛亮，後朝算師劉伯溫。」此種對諸葛亮的想像方式，是解釋重大歷史和政治事件缺乏明晰邏輯的結果，人們不能夠從已有的材料和結果之間梳理出來起碼的邏輯因果關係，不得不構建出一個無所不能的人，讓他去填補軍事決策中間的邏輯空白。

諸葛亮用兵在演義中間也渲染得神乎其神，究竟諸葛亮實際上用兵能力如何呢？這很值得剖析一番。

諸葛亮在草廬之中向劉備展示他精心製作的ppt（圖片來源：電視劇截圖）

據史書記載，諸葛亮初見劉備時就有一個明確的規劃：「今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以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若跨有荊、益，保其岩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脩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三國志·蜀書五·諸葛亮傳》）

在這一段話中間，蜀漢後來的幾個戰略要點都具備了，安撫少數民族地區，對孫權試圖結成戰略夥伴關係、在地盤上爭取荊州和益州作為前進的出發點，由於各種偶然和必然因素的合力作用，這幾個戰略要點大體上成為後來的主觀努力方向。

我們今天有了「放馬後炮」的優勢，可以檢驗諸葛亮最初的設計到底合理還是不合理，這個設計中間最大的問題在於：據有荊州和孫吳戰略夥伴關係之間的互不兼容性——孫權方面把奪取荊州視為優於戰略夥伴關係的目標，這個巨大的潛在風險未能得到預先的重視和評估，結果導致關羽敗亡和劉備的報復性用兵，牽動整個的戰略大勢。同時，佔領益州地域，結果是一種地理上的「自囚自困」——事實證明這是一個運輸成本過高的不合理的戰略出發點。「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

益州北部，紅圈內是蜀漢政治核心地帶，也是人口相對比較稠密的成都平原

以今天的眼光看這段話，諸葛亮的歷史科目和地理科目——「文綜」知識——考試不及格，高祖是以漢中和關中盆地作為出發點而不是偏遠的成都平原。而後來拿到手的益州，地處四川盆地西部，四面環山，交通不便，大軍進出都很不方便，其重心成都平原過分遠離中原大地。從地理角度看，此地只適合作為「偏安王朝」的根據地——敵對力量的進攻永遠都是處在「勞師以襲遠」的不利態勢中間，但卻不適合作為「爭天下」的前進立足點，否則自己的每一次出擊，都將是「勞師以襲遠」的不智之舉。換言之，諸葛亮無論是對歷史經驗援引，還是對益州的戰爭潛力和成本的估計，都出現了較為嚴重的誤判。

劉邦確曾把漢中盆地作為根據地，此地經過陳倉道就進入關中地區，沿著漢水前出就是中原地帶，後勤補充和進退方便都遠非益州可比。

還有一個廣泛流傳的錯誤看法，把整個四川盆地都看成「天府之國」，這很不準確，真正有自流灌溉設施的都江堰罐區不到全川面積的百分之一，而且歷史上全盛時期的灌溉面積（清代中葉）也不到300萬畝，在沒有化肥的古代歲月里，這些田地只夠支持百把萬人的溫飽生活。

此外，川中、川東、川北的丘陵地帶受旱災威脅很重，農業條件都很差，故此，過分高估四川盆地支持長期戰爭的潛力，是不符合實際的。諸葛亮說益州「沃野千里」，也明顯過度高估了益州的戰爭支持潛力，結果是經濟方面的「佔便宜思想」妨礙了正確的政治判斷，導致戰略方面的失誤。

此外，諸葛亮也很重視荊州作為前進基地的地位，但這一合理設想處在不可控狀態，孫權一方不放棄荊州的僵硬態度，自始至終都是聯盟無法成立和持續的原因。我們今天知道，三國時期江漢平原尚未開發出來，湖南湖北地區可資利用的耕地，集中分布於中國地形第二三級階梯的結合部，由南向北分布於常德、宜昌、襄樊一線，過了方城埡口之後就與曹操的核心地盤——南陽相接了。

今天溝通南北交通的京廣鐵路沿線，當時還是壅塞不通的地域，在隋煬帝開鑿大運河之前，最重要的南北交通線就是沿著南陽盆地南下，經襄樊、當陽到長江。當時曹操就是沿著這條路線追趕劉備的，那時的南北交通要衝實際上也只有這條路線。而三國時期的南北對抗局面，雙方用兵和攻防，大體上也是沿著這條路線來展開的。

諸葛亮想要北伐中原，關鍵也在於要集中有限的兵力，不能東擊孫吳、北抗曹操，所以，「孫劉同盟」就成為北伐戰略的一個關鍵支撐點。問題在於這個支撐點很不牢靠，荊州是一個理想的北伐出發點，諸葛亮想要留在手裡，還派關羽領大軍長期守備；而孫權總是謀劃著要奪回荊州；而曹操施加的軍事壓力也沿著南北要道指向這裡；因此，關羽鎮守荊州實際上處於腹背受敵的不利態勢。

關羽軍猛攻樊城，被呂蒙偷襲

考慮到古代交通困難，運輸成本極其高昂，如果沒有附近的土地賦稅支撐，要在荊州維持住一支大軍的供給，那是很不容易的；公元215年夏天，孫權就已經派兵奪取長沙、桂陽、零陵三郡，還要關羽讓出南郡，經過協調，南郡、零陵和武陵三郡歸劉備方面，關羽的軍餉就更加成問題了，所以率軍出擊襄樊，結果後方空虛為呂蒙所趁。

正是在這個方面，歷史敘述有很不可靠的地方，往往過分看重關羽對孫權方面態度不好，須知戰略同盟不是「朋友個人感情起作用」，而是很現實的利害關係計算。孫劉同盟無法維持的內在邏輯是孫權想要佔據荊州，這等於取消了雙方締結軍事同盟的唯一共同利益，此時，諸葛亮僅有的理性選擇是：放棄荊州並撤回關羽大軍。孫權方面否定劉備據有荊州，實際上就取消了戰略夥伴關係的全部利益基礎，而諸葛亮如果不想要兩面對敵的話，就只能夠撤回關羽大軍西去益州，讓孫權方面獨抗曹操。

孫劉聯盟之所以無法成立，關鍵在於孫權方面堅持否定劉備方面的應得利益——保留荊州地域作為關羽大軍的給養基地，如果關羽大軍停留在荊州附近還由益州遠距離運輸給養的話，那顯然是一種「自帶乾糧的五毛」行為，而不是什麼戰略夥伴關係。在孫權誓奪荊州的目標之下，不論關羽如何處理雙方關係，同盟破裂是早晚的事情。

孫劉同盟的內在的風險和利益分配，合理搭配的條件下應該是這樣子：荊州地域處北方軍力南下的要道，駐守此地意味著長期面臨曹操兵鋒的威脅，不要說實際作戰，就算是保持著一個有效的防禦態勢，都將是一筆非常大的人力物力消耗，付出這個「高成本」的一方，就必須要有相應的「收益」來平衡——而唯一的合理「收益」，只能是把荊州的賦稅——襄樊至常德的狹長地帶無條件地劃歸劉備。

支持戰爭的潛力如何，可以把最主要的支持因素提煉出來進行對比。美國學者克萊因提出「國力方程」，他把一個國家的國力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由三項構成，其中基本實體包括領土和人口，經濟能力主要包括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軍事能力包括技術和投放能力；第二部分為戰略意圖和國家意志兩項。第二部分中的兩項最高分為1分，最低分為0分。可以看出，第一部分基本上與經濟和技術相關的，可以稱之為「有形實力」，第二部分是力量運用的主觀方面，可以稱之為無形實力，那麼競爭性的國力就等於有形實力和無形實力之乘積。

國力=（基本實體 + 經濟能力 + 軍事能力） ×（戰略意圖 + 國家意志）

雖然今天的國家競爭與古代有別，但是，克萊因對最基礎的戰爭潛力個支持要素方面的看法，還是具有參考價值的。我們知道商鞅變法的主要政策，就是獎勵「農戰」——業農和戰功，秦朝搞了「二十等爵」並把這個與個人獲得財產和入官機會相聯繫，這顯然是為了把「虛銜」與「實利獲得」的機會進行綁定，在政府不付出巨大實利的基礎上去激勵人們的努力意願，目的顯然是為了提升國家競爭力量，以及向民眾輸入強烈的為國立功意識。

從長江流域土地開發和人口增長的歷史看，南北朝時期桓溫當荊州刺史時期，荊州地域的江漢平原開始得到初步的開發，宋金對恃時期大量人口南遷對這一地帶開發的加速作用很大，明代長江北岸大堤合攏，意味著江漢平原的開發取得了決定性進展。

清代康乾之世，長江大堤南岸也得以合攏，這是洞庭湖平原得到開發的決定性標誌。正是在這個時期，出現了「湖廣熟、天下足」的諺語，新開發的高生產性耕地，使得傳統農業時期獲得了一個剩餘產品率的反常高值區。宋代對杭嘉紹平原的短期快速開發，也一樣獲得了剩餘產品高值區的美名「蘇湖熟、天下足」。

因此，在三國時期，長江流域各地的狀況，都存在著開發不足與人口稀疏的現實，直到唐代杜甫的眼裡江南還是不適合人類生存的「江南瘴癘地」，這對比開發程度相對高企的北方區域而言，單位地域面積提供的支持戰爭的潛力要小很多，也就是說依據克萊因國力方程其有形實力項目的總和不高。歷史上通常是北方統一南方，而不是相反，這是與基礎性的戰爭潛力有關的，民國年間史學家呂思勉直言，宋代岳飛抗金之失敗是因為確實打不贏，其依據還是很充足的——南宋的半壁江山其戰爭潛力很有限。

當時開發程度很低的益州南部區域

直到元末明初，朱元璋才以南方為基地打垮蒙元政權，這個要算是歷史的第一次逆襲，後來還包括民國的北伐勝利，都是南方開發程度上升，支持戰爭潛力大為提高之後的狀況。

從管轄地域的人口與農業開發程度出發，可以較為準確地評判荊州地域的戰爭支持潛力。後來關羽失敗，其實早就有必然性，有一個孫權這樣的「豬隊友」——想要壟斷全部收益卻不明了實際風險。孫權這麼干，對自己一方是很有利的，假如關羽大軍駐紮在荊州附近，共同分擔曹操的壓力，同時卻遠從益州運送給養，顯然，劉備一方會因此大為削弱，曹操一方的大部分壓力也有關羽大軍承擔，關羽大軍的眼皮底下荊州大部分地域的賦稅還能夠收入府庫。

在孫權的設計裡面，關羽大軍就是一種純粹的「自干五」角色。不過，最精明的人其實就是最愚蠢的人，孫權要想佔盡一切便宜的行為，最終從根本上破壞了「（孫劉）兩弱聯手抗一強（曹）」的戰略態勢，在加速了自身滅亡的同時，還幫助北方預備了更早統一的最優戰略態勢。

荊州這個地域作為進攻的出發點，還算是可取的，在防禦態勢下因為缺乏迴旋縱深和據險自守的地形條件，很容易為敵方所乘。

這個地理條件上的嚴重缺陷，在歷史上不止一次暴露出來，在關羽「大意失荊州」之前，歷史上荊州低於曾經兩次被敵方攻破，第一次是公元前506年被伍子胥率吳國軍隊攻破，第二次是公元前279前被秦國名將白起拿下，第三次才是公元221年呂蒙「白衣渡江」和關羽的失敗。關鍵原因就在於襄樊—荊州—常德一線缺乏縱深，南方當時是尚未開發的蠻荒山區，西邊有大山與四川隔阻，東方是壅塞不通的沼澤和山嶽地帶，北方就是曹魏的重兵防線。而長江水道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很難有效封鎖，通常情況下是很便於進攻方從上游或者下游經水道來攻，驟臨強敵的荊州是很難從外部取得支援的，而且地形上也基本無險可守，很容易為敵方的優勢兵力所乘。

後來劉備興兵報仇，從川中東下竟然費時7個月，所耗費的時間之長，足以說明到荊州相對於蜀漢重心地帶的「孤立」態勢。

以此而論，諸葛亮在規劃天下時，就有著巨大的弱點：一是孫權方面的決策不是他所能夠控制的，二是地理知識匱乏因而缺乏明晰的決策信息，這些都不是憑個人智慧所能夠超越的。大體而言，戰略的相關要點都還在諸葛亮的掌握之中——對孫權要和，甚至關羽死後還苦諫劉備不要對非戰略方向用兵，都能夠體現出高明之處。

後主劉禪（圖片來源：電視劇截圖）

劉備死後，諸葛亮獲得了很大的自由裁量的權力，劉禪曾說「政歸葛氏，祭則寡人。」在東征失敗後的不利形勢下，他先是安定了南方少數民族地區，然後開始規劃已久的北伐，這個時期，戰爭受地理距離的限制，就嚴重地暴露出來了。

孫子兵法上說：「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民之將也，非主之佐也，非勝之主也。」（《孫子·用間第十三》）古代的運輸成本極其高昂，用人力轉運糧食，每走一百公里，運費就得消耗掉四分之一，諸葛亮發明的木牛流馬似乎是一種人力車運輸，這大約可以把運費降低一半，如果有車道可以用上牛車馬車，運費下降為每百公里八分之一左右，古代只有水運費用才相對低廉。

成都武侯祠博物館的木牛流馬復原品（圖片來源：人民網）

一般而言，若無運河完全依靠陸地運輸，不管有無木牛流馬，五百公里之外的長期戰爭是不能完全依賴後方支持的。而從蜀漢的重心成都平原出發穿越大巴山和秦嶺，到北伐前線的直線距離都已經超過了800公里，諸葛亮在前線常因糧盡而退兵，這說明當時的技術和道路條件下「距離」是何等重要。

公元227年春天，諸葛亮到漢中預備北伐，曹魏君臣討論如何應對，魏明帝曹叡想要發兵對攻，問散騎常侍孫資的意見，孫資回答說：「夫守戰之力，力役參倍。但以今日見兵分命大將據諸要險，威足以震攝強寇，鎮靜疆場，將士虎睡，百姓無事。數年之間，中國日盛，吳、蜀二虜必自罷敝。」（《資治通鑒·卷第七十》）在相互抗衡的戰爭中間，曹魏方面能夠深刻認識到如何有效地節約民力兵力，按照孫資的估算，進攻方所承擔的「力役」數量要比防守方多出三倍。

諸葛亮對曹魏採取攻勢，確實如《出師表》所言體現了他忠於對先帝承諾的事業心，也正因為如此，在交戰雙方之間就承擔了大部分「運輸成本」，曹魏的戰爭消耗因此遠遠少於蜀漢。

此外，曹魏對南方持守勢，還有分化孫劉同盟的實際效果。如果曹魏採取攻勢，在共同的敵人面前孫劉同盟就易於鞏固，反過來，採取止息干戈的態度，反而有助於突出孫劉的內部矛盾，導致其內訌。其實，這一對策曹操在對付袁紹餘孽時已經用過一次，袁紹的兒子袁熙、袁尚失敗後往投遼東太守公孫康，有人建議出兵去打，曹操卻坐等公孫康自己去解決他們，因為他已經準確地把握到了公孫康的小算盤：「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三國志·魏書·武帝紀第一》）結果當然被他料中了。

蜀漢末年，鄧艾大軍偷渡陰平

等到諸葛亮死後，其繼承人姜維更為頻繁地採取出擊戰略，長期戰爭耗竭了蜀漢的人力物力資源，力量過分集中於進攻，以至於不能維持起碼的防禦需要，這個弱點被對方充分地把握到了，結果公元263年蜀漢亡於晉將鄧艾的一次遠程奇襲。

魯迅曾經說中國有些文人是永遠的風派，對這些人而言：「一向就少有失敗的英雄，少有韌性的反抗，少有敢單身鏖戰的武人，少有敢撫哭叛徒的弔客；見勝兆則紛紛聚集，見敗兆則紛紛逃亡。」（《華蓋集·這個與那個》）但是，對於曹操和諸葛亮的歷史評價中間，我們看到的是相反的情形，這很值得玩味。

在這個巨大的反差中間，「正統觀念」當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諸葛亮的「人格魅力」因素也很突出：為人勤謹、忠於承諾至於「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還勇於承擔失敗責任和自我批評，這些都明顯提升了他在世人心目中間的地位。

今天，人們在教授們的教育之下，不僅淡忘了諸葛亮的缺點和不足，而且他可取的一面越來越被放大，在今天的漢語讀者中間諸葛亮三個字已經等同於「智慧」的表徵。

在另外一個方面，諸葛亮的地位過高，意味著我們對於歷史和政治的認識還處於極其幼稚的階段上，諸葛亮的過高地位，在邏輯上意味著我們所依賴的歷史教授們，還無法根據材料做出起碼靠譜的歷史和政治分析，實際上意味著歷史寫作還遠沒有走出「說書」階段，只能夠粗略地把重大歷史和政治事件及其解釋都寄托在某些選定的人格化形象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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