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場外，默默等待的母親和貓

不一樣的年代

不一樣的高考故事

題記：

一恍，高考已經走過了40個年頭。這40年里發生了太多悲歡離合的高考故事，這些故事都被封存在了那屬於青春的記憶里。

1984年

我成了縣裡的文科狀元

高

考

憶

等在考場外的母親和貓

那時候，高考時間定在每年的7月7日-9日。正是北半球最熱的季節。天氣火熱加上考生焦慮，影響發揮，確實不夠人性化。巧合的是，中國歷史上的「七七事變」無人不知，影響深遠。同學們進入考場，誰也不知道我們的「七七事變」會給大家帶來怎樣的命運轉折。

1984年7月9日下午，驕陽似火。

我和大家一起考完最後一門走出考場，如釋重負。那個年代，考上學校跳出農門的確讓人羨慕，考不上自己嘆口氣也就罷了。

走出考場，一眼就看到母親推著自行車在門口等我，車把上蹲了一隻黃貓，眼睛十分明澈地盯著神態各異的考生看。我問母親為什麼帶一隻貓，她說準備送人。這讓我覺得母親並不是刻意來關心兒子的高考，更像是因為要送貓，捎帶來看看參加考試的兒子。

母親沒有問我考得怎麼樣，關於高考，母親從不給我施加壓力。但我知道她的期待，於是我說，今年題不難，我覺得沒問題。

等我拿到錄取通知書的時候，母親才告訴我，她曾經找村裡的「神人」算過，說我今年考不上，準備補習吧。這種既不科學又不吉利的預言她當然不敢告訴我，反而搞得她自己緊張了一個多月，端的是自尋煩惱。那「神人」是個目不識丁的老巫婆，經常胡言亂語嚇唬人。後來聽說她老伴走在路上好好的，身邊的牆忽然就倒了，他就被砸死了。母親有些不解地說，她怎麼就沒算出來呢？

這倒說明了另外一個問題，母親關心高考是真，送貓是捎帶。可見，面對高考，哪個年代的家長都無法淡定。

7月10日，標準答案發下來。天忽然陰了，大雨如注。同學們三三倆倆地擠在教室里估算分數，不少人的臉色便也陰沉下來。

我很想冒充哲人說一句：高考面前無淡定，從來如此。

考場外的書包（圖文無關）

謹以此致考生家長。

憶

因為高考，我成了「國際人才」

1984年，我以全縣中學文科第一名的成績，一舉考到了位於北京的國際政治學院。我的身份從此變了，我成了非農戶。1980年代，大學生還被認為是天之驕子。考上大學對我而言是個了不起的大成就，意味著我的命運被改變了。

直到現在，每每同學聚會都會拿這個第一名說事兒，說我是全縣的文科狀元。我當然自己知道這個狀元幾斤幾兩。當時，我們縣裡有三所高中，各有一個文科班，除了縣中，其他兩個中學師資生源都不行，考上本科的基本沒有。故此，縣裡的文科狀元只能出自我們班這幾十號人。可能是運氣好，那一年的考題比較對路，我就成了第一。不好意思的是，讀了兩年文科，我在班上從未當過第一。

報到時間臨近了。母親為我特意做了一身新衣服，土色的畢嘰夾克，毛藍色的直筒褲，足下是一雙嶄新的藍色網鞋。母親是村裡最好的裁縫，村子裡絕大多數人過年、結婚穿的中山裝、西裝基本上都出自她的手藝。後來電視劇《渴望》開播，母親無師自通，學會了做慧芳服，於是，全村流行。大二的時候，一位家在京城的同學對我說，你入學的時候很中國。我不認為他是在揶揄我，權當是在誇我母親的手藝。

因為要去三十公里在外的忻Y縣（現在改叫忻Y州市了）坐火車，父親破例使用了一回特權，把他工廠里的大卡車調來送我。那時候，父親是縣裡一家國營小廠的廠長，工資不足60元，卡車是全廠唯一的機動車，有著嚴格的管理制度。就這樣，我雙手扶著欄杆，一身新裝昂首站在解放牌大卡車的車廂里，任卡車行駛帶來的風吹亂我的頭髮，神氣十足，感覺就像檢閱士兵的將軍。

我有理由神氣。我是父親以及母親兩大家族第一個大學生，是我們村裡近30年來第一個考入北京的大學生。爺爺得知這個喜訊，按照封建科舉制度的規則算了一筆賬，認為至少也相當於中了舉人。到了火車站，出示入學通知書半價買票。行李照例是要託運的，學校提前寄來的標籤上印有「國政」二字。列車員十分好奇，問「國政」是什麼意思？搞清楚之後不無羨慕地說，還是個國際人才。

不過，入學之後不久，學校就更名為中國人民警官大學。1998年2月，經教育部批准，中國人民公安大學與中國人民警官大學合并組建成新中國人民公安大學。

憶

梆梆梆梆，那是命運在敲門

火車一夜，咣當咣當。我這隻來自黃土高原某一眼井裡的青蛙，游到了北京這個滿眼全新的大海里。不需要河伯告訴我這裡的水有多深。我自以為是地認為，我是憑自己的本事跳出井台的。

後來，聽了寧德厚先生的講座，我明白了，改變命運的不是一次成功的高考，不是讀大學的經歷，不是一紙大學文憑，而是時代。

中央樂團的音樂家寧德厚先生曾多次應邀來我校辦講座，一段一段地講貝多芬的《田園》、講《命運》，有時會帶來自己的同伴，組成一個小型的樂隊為我們演奏世界名曲。整個階梯教室里座無虛席。有一陣，我們的校園裡甚至以聽交響樂為時尚。而在1980年代中期，港台音樂才是真正的流行音樂。可惜的是，依我的出身和經歷，仍然不大可能對交響樂有什麼深刻的認識和理解。只記得他講「梆梆梆梆」，那是命運在敲門。

父親曾經對我說，如果不是文革結束恢復高考，還像過去那樣推薦工農兵上大學，村裡有十個指標也輪不到你。

我信。關於文革，父輩們有太多的記憶不堪回首。

1988年，大學畢業。在一個大雨滂沱的夏日，我把所有的行李打包在七個大小不一的紙箱里託運回家。其中，大部分是書。那是一次情緒黯然的歸途，同學們來自五湖四海，此刻當然也是各奔東西。我知道，時代又向前走了四年時間，我的行囊中不過多了校長李子明簽發的畢業證，還有學校發的派遣證，充其量算是沒有被時代甩下列車。入學時的神氣活現早已消耗殆盡，倒是多了一份對未來的戰戰兢兢。

參加工作以後，有一次陪省外來的客人去五台山路過家鄉，我對客人說，你看公路上開蹦蹦車的那些人，如果當年考不上大學，說不定其中的哪一位就是我。這個想法，連我自己都被嚇了一跳。

五台山

作者 亞峰

編輯 武司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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