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去世後哪位元帥在遺體前敬了個莊嚴軍禮

1976年1月，周恩來總理逝世時，臨近90高齡的朱老總到305醫院作最後的告別，他站在周總理遺體前恭恭敬敬地敬了一個莊嚴的軍禮。離開時顯得心情異常沉重。

7月6日，德高望重的朱德委員長病逝。

在我的記憶中，朱老總的病逝起因偶然。6月21日，他在人民大會堂，會見澳大利亞總理馬爾科姆·弗雷澤。由於會見的時間推遲又沒有及時通知，朱德委員長在有冷氣、氣溫低的客廳里等了近1個小時，以致患了感冒，回到家中就開始發高燒。

住進醫院治療後，朱老總的病情一直沒有好轉，反而逐漸加重，繼而發展到肺、腎等部位並發炎症。從朱老總病情惡化到昏迷期間，中央辦公廳、警衛處的部分領導及老同志，到305醫院探望了他老人家。

7月5日下午，我和中辦警衛處副處長以上幹部，去305醫院朱老總的病房看望他。看到朱老總插著輸氧管微弱地喘息，已經不省人事，陣陣悲痛湧上我的心頭，眼淚奪眶而出。站在朱老總的病榻前，我不禁思緒萬千……

從我參軍的那一天起，我就知道朱德是我們所屬的八路軍的總司令。在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他是與毛主席齊名的領袖。自己1945年初調到延安中央警備團，擔任毛主席、朱總司令等中央首長的警衛任務後，曾守衛過中央首長開會、娛樂的禮堂和俱樂部，輪流到各家首長住處站崗，因而有了和總司令見面的機會。

見到朱德總司令本人以前，在我的想像中，總司令應該是個威風凜凜的大人物，可在接觸的過程中才發現，他是個和藹可敬的長者。那時，在辦公之餘或休息日，朱老總愛到延安附近或勞山去打獵。

解放戰爭後期，我曾被選入特別小分隊，負責朱老總從西柏坡到華東解放區的警衛工作。我還記得在那次出行中，朱老總在和華東野戰軍高級將領交談時那飛揚的神采，那有力的手勢。

進北京以後，朱老總住進了中南海，我則調到了公安部，脫離了中央首腦保衛系統，除了在接見外賓的場合，遠遠地看著朱老總和外賓交談，就很少有和他接近、見面的機會了。

然而，隨著公安部八、九局的合并，特別是「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因為工作的變動，我又一次和朱老總相逢，並面對面地向他致以問候。

那是1973年，朱老總的政治秘書廖蓋隆向中央辦公廳反映，說朱德處的醫護、保健、生活照顧方面，存在一些問題。汪東興隨即指派我到朱老總的住處，召集全體工作人員開會加以處理。

我因此兩次到萬壽路新六所4號樓朱老總住處，請康克清大姐一起開會，商討如何妥善解決相關問題，最後形成了康大姐和工作人員雙方都滿意的意見。事後，我給汪東興寫了一份書面的情況彙報。

3月19日那天，我在朱老總家開完會，到院子里欲乘車返回時，正碰上朱老總在院子里散步後往自家走來。我立刻上前與朱老總打招呼，問候老總近情。朱老總對我說他自己的身體還不錯。我當時感覺他氣色精神確實挺好。

作為周總理追悼期間長時間守候在現場的警衛工作負責人，我還記得，1976年1月，周恩來總理逝世時，臨近90高齡的朱老總到305醫院作最後的告別，他站在周總理遺體前恭恭敬敬地敬了一個莊嚴的軍禮。離開時顯得心情異常沉重。

1976年2月，養成抄錄領袖詩詞習慣的我，還將報紙發表的朱老總《喜讀主席詞二首》，抄在小本子上。

……而此時此刻，又一位革命前輩，一代元戎將要撒手人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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