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沙河：祖宗改家譜

文 | 流沙河

直到晚年，我才發現我們的家史是被祖先篡改了。

我們家的第一代遷入川的祖先，是在康熙初年從蘇北——當時的揚州府泰州縣大聖村軍旺庄遷入川。遷入川的第一代祖先叫余良正，他遷來的時候不是移民的身份，他是一個最低級的公務員，調到成都來當公務員。他職位相當於縣政府裡面的管武裝的武裝部長，這個級別非常低，比很多科長都還低一級。

他調到成都來，大概也是做這個工作。由於那個時候信息不通，明末的戰亂給四川成都造成那樣大的破壞，然而在江蘇蘇北那邊，我這個三百年前的祖先余良正，一點兒都不知道，所以他就是認認真真到這兒來報到了。一個小公務員，地位低下，生活也苦，但他是安了心了，他們全家，他和他的女人還有四個兒，一共六口人，隨著移民就這樣調來了。

調來到了成都，作為工作人員去報到，然後他才知道全部真相：成都城裡面全部都毀了，連衙門要在成都找一個辦公的地方都找不到，全城都毀了！而川西平原整整16年沒有種過莊稼，農田全是構樹這些長得快的樹木，還有雜草，十里不見人煙。衙門在成都找不到辦公地點，就搬到閬中去辦公了。

我的祖先是個小公務員，到了成都在哪裡報到都不知道。到了他才曉得這回完了，全家都帶著過來了，回又回不去，從前走路遷徙是非常艱難的。

看到成都連住都沒有辦法住，他這種小公務員就更不要想了，也不知道還要多少年才能恢復辦公。他就跟他太太和四個娃娃一起住到了資陽，在資陽那個時候生存就只靠當小販，孩子又小，生活非常艱難。在資陽住了一陣，可能又為生活所逼，不得已他又遷到了彭縣，彭縣有一個場叫隆豐場，隆豐場有一個廟子叫化成院，至今還在。他就遷到化成院，捱著廟子住。為什麼要捱著廟子住？據我推測，廟子里要施齋飯，一天兩次發放免費的飯，很可能是為了這一碗飯，至少餓不死，然後就在彭縣隆豐場化成院邊上住下來了，一定是搭的棚棚，住了很多流浪人員，遷移的、找不到落腳點的都在這兒生存。

那麼後來就住在這兒了，余良正的太太就死在這兒了，並埋在這兒了。他的這四個兒，其中老三叫余允信，後來我們稱他叫允信公。你想在那個時候顯然書也沒有讀什麼，當年他24歲，就單獨說我去當農民。當時可以插占農田，一個人可以插佔一百畝，那時土地都全部荒起的，官方鼓勵你去當農民，五年內不交任何稅。

允信公去找的這個地方，就是那個時候的金堂縣北門外甘泉鄉大小寺村。大小寺是一個廟子，明代就有了，到清代的時候那個廟子已經不在了，只留下個名字，那個村莊就叫大小寺村。允信公就在那兒插佔了一百畝地，又跟本鄉的一位黃姓女子結了婚，兩人開荒耕作。

什麼叫插占呢？圈好一百畝地，然後在周圍界限的樹上都剝下一塊小的皮，做好標記，表明這就是你的邊界了，這樣就叫插占。然後去把裡面的樹木全部砍了，樹根全部挖了，草除了，開墾成農田。你想那樣的生活如何苦？允信公夫妻倆就搭了一個棚，白天夜晚苦做，做累了就去睡，睡醒了又來挖，兩個人就這樣沒日沒夜的勞作，活了下來。想來最初是種點芋兒、紅薯、玉米，這些很快就能填飽肚子的東西。

生活穩定後，允信公就到彭縣隆豐場把他母親的遺骸挖出來，自己背著到大小寺村他開荒的這一片空地上，把他母親埋了，還在墳旁栽種了柏樹。這就是第一代，我的祖先到了金堂，在那裡勞作生活，定下了根，成為勤勞的農夫。

允信公雖然沒有什麼文化，但他知道自己入川到這兒來就算第一代，要把班輩（字輩）定出來，因此就定出來第一代的班輩叫：允、紹、心、純、克、鴻、懿、勳、奎、璋、慶、達、茂、進、增、榮，第八代就是我。

允信公的第二代就是邵字輩，他有兩個兒，這個農夫沒有文化，但是他知道在社會上要學文化。

所以大兒就去藥鋪，學中藥，最初當抓抓匠，就是在裡面揀葯的，後來就當了醫生，他當醫生真是不要錢，因為那個時候的人那樣窮，也沒有錢來給，他成了那兒一帶的的名醫。這個老大脾氣怪，因為他又不掙病人的錢，有時候心情不好他就不給病人看病。但時間長了，別人發現他有一個弱點，就是你必須罵他才好。

有一回他在路上走，就看到有一個人蹲在路邊喊痛，他就問：「什麼事？」那人說：「我肚子痛。」「你怎麼不去找醫生看呢？」那人說：「我們這兒有一個姓余的醫生，他歪得很。」他問：「你見過他沒有？」那人說：「我沒有見過，不想見他，他要罵人的。」他說：「算了算了，我來給你看，那個醫生不給你看，我來給你看。」然後開了藥方，還拿了點錢給那個病人，讓他去揀葯吃。後來那個人說：「我把他騙了，我曉得就是他，我看到他來了我才哎喲哎喲的叫喚，結果他來了我罵他，反而還給我看。」

這個農民余允信，他知道二兒子（叫余紹虞）不能再種莊稼了，要學文化，他就把二兒子送到鄉村裡的私塾去，讀四書五經，後來又參加了考試，成了秀才，他就是我們家族第一代的讀書人。取得秀才資格以後，就能夠每個月兩次到縣城裡面去，在文廟裡面，專門有教授的老師，把大家集合起來，一個月學習兩天。平時你在各個私塾學的那些拿到這兒來，在老師這兒背，老師出一些題考你，考了還給你批卷子，一個月你來兩天，這個就叫國學。縣上辦的，文廟裡面一個月有這兩次文會。這個就叫取得國學資格，所以我們家譜上面第二代邵字輩的小兒子底下有「國學」兩個字，上面寫著的，我才曉得原來國學是這個意思。

這個時候，他們仍然是農民，沒有想到要篡改家史，是因為他們清清楚楚是從什麼地方來的。那麼到這一代了，既然把班輩都定出來了，就要立一個碑，把16個字的班輩全部列到上面，叫允、紹、心、純、克、鴻、懿、勳、奎、璋、慶、達、茂、進、增、榮，16個字。你想一代人30年，16代它可以管很多年了。那麼立了這個碑，上就要刻字，第一句就是「康熙初年從揚州府泰州縣大聖村軍旺庄遷來」，這一句是老老實實定的，改不了了，刻在上面的。

那麼第二代就有了讀書人余紹虞，第三代就是這個秀才公底下就有很多兒子了，兒子一長大了就是勞動力，那麼多男的勞動力，莊稼就做得非常好了，年年豐收，豐收就積累了錢，積累了錢就去買土地。當時土地不值錢，很少的錢就能買到一畝土地，就那麼就到了第三代的興字輩，已經有一千畝田了，家裡男男女女同時去勞作，辛苦得很。

這個家族龐大了也就有實力了，那麼第三代人就都去讀了書了，有的去參加科舉考試，不但中了秀才還有考過了舉人，就有社會地位了。有了社會地位以後，我分析他們的內心，想要當官！因為在從前的制度之下是聚族而居，住的地方都是他們的人。你們是趙家莊，「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全庄的人都姓趙，互相聯絡，一個人當了官可以照顧趙家的其他人。

而我們這個余家是單家獨戶，絕對孤立，在四川沒有任何關係。他們就知道了，四川姓余的，其中有一股是相當大，就在元朝末年，元朝亡的時候，有一個在湖廣那邊的曾經封了王的蒙古人，名叫鐵木健，他們家逃亡來的。當時長江中下游都是朱元璋那些起義部隊，在那兒革命，鐵木健這類元朝的官，逮到了都要被殺的，於是鐵木健的九個兒子全部都逃亡入川，入了川他們在瀘州會合，然後就分散開，這樣就好潛伏下來。但到了明朝，朱元璋也要殺這些元朝的官員，於是這些蒙古人就改姓余，這發生在六百年多年前元朝亡的時候。

我們家族來得很晚，是三百年多前，跟人家這個余毫無關係——這是蒙古人冒充余姓潛伏下來的，在川南、川西都有，包括瀘州、內江、遂寧、樂山、南充……那邊的余，甚至還有西昌那邊的，他們這一個余就很有勢力，是因為他們能夠把他們祖先的故事講出來，說他們的祖先是九子十進士，是元朝的大官怎樣，他們還有故事是怎樣來的。

結果，我們家族入川的第三代興字背的讀了書，想要在政治上有所發展，主動跑去投靠人家那一個余，是因為那一個余在青神縣，在明代曾經出了一個餘子俊，是中央級的大官，曾經管過西安。我們這邊第三代的幾個讀書人就主動地去投靠青神餘子俊那一家，人家那邊余家有族譜，我們就把人家的族譜抄下來，抄下來不說，就把人家的祖先故事加到我們這兒來，但是又不好寫在書上，因為這個明明是假的，不能寫在書上，就口頭傳授。

因此從第三代起，就違背了前兩代的那種本譜，就自己口頭傳授說我們是蒙古當官的貴族。你想口頭傳授從第三代起，他們就傳授這個，傳授到我這個第八代小娃娃的時候，家中所有的老的嫂嫂、老的嬸嬸、老的婆婆、老的爺爺全部都告訴我：我們是蒙古人，曾經人家要殺我們，我們怎樣潛逃過來的，我們是九子十進士的余家，在四川有多少人。他們專門研究譜系學的，發現這是全國的一件大案，四川的蒙古姓的余究竟是怎樣來的！

於是後來我們家族的人沒有任何懷疑，我從小就知道我家中所有的男男女女全部都認為我們是這樣來的。但是有一點，就是幸好家中有文化人，幸好我們余家這一族，到我的上兩輩，就是第六代有真正的讀書人，他叫余松生。在清朝後期，他當過錦江書院的教授，教授不是教書的，和我們今天的意思不同，教授相當於一個學校的校長或教務主任。

那麼到了他這一代，書寫家譜，這個家譜就必然有兩個部分，一個是口頭部分不能寫出來，一個就是直接寫出來的這一部分，就是余松生，錦江書院的這個教授寫的，他在序言上面說「不管我們家中有怎樣怎樣的傳說」，因為他不好意思，畢竟沒有證據，我們寫家譜的是寫歷史，我們不寫上去，所以我們那個家譜翻開沒有寫這個，而是口頭上講從青神余氏移過來的關於我們祖先的傳說。這個就是我們祖先怎樣改了家史，改的是口頭家史，文字上因為有教授把關，因為他們是文化人，懂得歷史的起碼原則，家史也是歷史，一切傳說沒有鐵證絕不採納。

所以我們的家譜上面就沒有寫，後來我去找家譜翻，也沒有看到這個。我就覺得很奇怪，看了序言，余松生說的我們要看重證據，沒有鐵證不採用。唯一可靠的就是祠堂裡面的碑，「其先」就是他的先人，「其先於康熙年間自揚州府泰州縣大聖村軍旺庄遷來」，這一句是刻到石頭上的。

我在小的時候，有一年冬至節，我們住在城裡的就要到鄉下，當初第一代祖先栽的柏樹已經成為一大片柏樹林，是我們那個鄉的一道風景，在很遠的地方就能看到地平線上黑壓壓的一片。

我到了余家院子，一下子就看到一個我的孫輩，拉架架車的，年紀比我大得多。他來了，我就問他：我說你還記得我們小的時候鄉下那個祠堂不？他說：我怎麼不記得喃！我說：我記得有一個碑，可惜了，我當時還小，沒有想到那個碑上就記了我們從哪兒來的。他說：我記得，我告訴你。他叫余育璋，按輩份該喊我爺爺，但年紀卻比我大得多。他說：我還小的時候，我們家裡就喊我背那個碑文。我說：你背得下來不？他說：我怎麼背不下來呢？我只背得下來第一句！我說：你趕快，趕快。然後他就背：「其先於康熙年間自揚州府泰州縣大聖村軍旺庄遷來。」我趕快把這記下來，我說：幸好你還在，如果你也死了我連這一句也找不到。那個時候我就死死把它背著，每個字怎樣寫都記著。

後來，到80年代我回到成都，就要來弄清楚這件事情。於是就發現，我們既然是蒙古姓余的，那麼總還要有一點記錄下來的東西，我就去找這些材料。我就重新把舊的家譜——大小寺那邊有一家余家人還是文盲保留了最後一份。我到鄉下去調查，他就把這最後一份家譜交給我，信賴我。我問他的班輩，發現按輩份他應該喊我喊曾祖父，我趕快看這份家譜，結果發現沒有蒙古的這個記載。我就想怎麼會是這樣呢？難道說我們家中的那些長輩欺騙了我們？不可能欺騙我們！大小寺所有的余家，他們一說起這個事情都還很激動：歷史上我們祖先就這樣的！我說我們是蒙古余家的一支不可能是假的，怎麼可能會是假的呢？當時我還深信不疑。

但在整理族譜的時候，我就發現沒有青神縣的族譜。我說既然我們的口頭傳說就他們的一支，就把青神縣族譜的前面，因為說我們是蒙古人的後代嘛，我把它取下來了，用我的筆概括了寫在我們大小寺那個族譜的前面，我自己寫的，寫在那上面自己也信了！但是我心中總是有謎，就是那個碑文，因為那一個余松生教授說的，不管任何傳說，必須要有鐵證，沒有鐵證我們不採納。原來我們那個家譜上面就沒有我們是蒙古人後代一說，是我加上去的，我就認為我們的祖宗絕對不會欺騙我們！

直到十幾年前，我人也老了，我想世間很多事情要弄明白了再去死，不要走早了。

於是我就委託揚州市文化局，委託他們去幫我查找我的祖先，我把這個寫下來，而且還特別說我們是蒙古人的後代，蒙古一個什麼王怎樣逃入四川，還有我們家族的傳說。結果那邊查，找到了，泰州市確實有軍旺庄，和我們家譜上面說的一樣，但是沒有大聖村。碑上說的是「大聖村軍旺庄」，我說必須要完全符合。然後泰州市電視台他們就專門去調查，調查了以後他們就請我，說沿途要給我錄像，讓我回鄉去認祖。我說：還沒擱平，不能亂說。我不敢去。我說：算了，別去。

為什麼呢？我們那個是大聖村軍旺庄，那個大聖村找不到，現在有一個軍旺庄，已經不叫軍旺庄了，叫軍旺鎮，大得很的一個鎮。我說：你們要去軍旺鎮查余家灣。結果他們查軍旺鎮沒有餘家灣，而且連姓余的都沒有，所以這個問題就大了。但是他們那個研究地方史制上面說的，泰州市分出去一個泰興市，泰興市那邊有一個余家灣。然後他們到泰興市的一個叫商井村，那一個大村好多姓余的，那裡就有餘家灣，然後去調查那些姓余的，沒有一個是蒙古後代。

我就很驚異，我說我非要親自去找。那麼今年（2016年）春天，我都85歲了，我就親自去了，去了之後他們泰興市文聯的人就幫助我，不然我到那兒連語言都聽不懂。他們那兒沒有軍旺庄，沒有這個地名，但是有大生公社，這個「生」和「聖」還是不同，「生」是平聲，「聖」是仄聲。大生村那裡沒有軍旺庄，只有商井村，商井村有很多餘姓的。

我說我還是去看，到了商井村，地方幹部通知了那裡姓余的，說是你們姓余的三百年前入川的那支的子孫他要回來看。我回去看，那些姓余的老大爺好多都圍上來，我完全聽不懂他們說話，然後那個地方的史志辦把他們的族譜拿出來，一直翻到明代，沒有任何關於蒙古後代的記載。

這個研究地方史志的專家非常聰明，他偶然發現了一個秘密，所以他就趕快給我寫信，喊我趕快去，發現什麼了呢？他在大生橋不遠的地方——幾里路以外，發現有一個很小的村莊叫蔡家莊，蔡家莊裡面恰好有一個文化人是研究地方志的，那個文化人就告訴這個專家說：我們這個蔡家莊原來不叫蔡家莊，叫郡王莊，不是軍旺庄。哎呀，就恍然大悟了！他就曉得我們祖先犯的錯誤，他來信給我說，難怪人家說蔡家莊這一帶的人叫平聲蠻子，就說他們是野蠻人，把平聲讀成了仄聲，又把仄聲讀成了平聲。恰好我的祖先就是這樣，我的祖先來的第一代文化低，他把「郡王莊」讀成「軍旺庄」，到了在這兒的第三代要開始立碑了，但因為把「郡王」兩個字讀成「軍旺」，因此碑上寫的就是「軍旺」，恰好又和泰州市的那個「軍旺」兩個字一樣，就搞來夾纏起了。這個專家說的：我現在把一切秘密都找到了，你來絕對不會錯。然後我才想起，果然，我們那個祖先把「大生」的「生」，平聲蠻子讀成「聖」，那邊記錄下來寫就寫成「聖」，「大聖村軍旺庄」，錯了三個字。我一下子就知道了。

然後這個專家把直到明代的商井村余家的族譜都翻了，沒有提到蒙古，我最後才恍然大悟，就是我的祖先在第三代余紹虞他們讀了書，想要在政治上有地位，就去巴結人家青神那邊的余家，因為那邊的余家是很大的，而且我們這個祖先在前幾代就和蒙古余家認了本家。

我說幸好我去了，幾代人的錯誤，只有我自己去了才真正發現我們就是農民，不是蒙古貴族的後代，而且我為這個事情還犯了錯誤。成都市滿蒙學會，他們就覺得我們是蒙古人後代，結果就喊我寫了字，我還題了字，題字上面我都說我們祖先是元代怎樣怎樣，等於我無意之間重複了第三代祖先的謊言。

我說我去泰興這一趟也還是值得，因為這一個秘密傳了好多代，到我這一代，我畢竟還是個文化人，我還知道歷史應該怎樣書寫，我還能夠知道我的三輩前那一個余松生教授他的這種實事求是，認為歷史應該從證據出發，這些我牢牢記在心。

所以我終於把真相搞清楚了，就是我們這個家和很多家庭都一樣，類似這一類的，就是去投靠人家大姓，所以你就知道中國的姓絕對是這樣的。

比如姓劉的這樣多，難道都是漢代劉邦的子孫嗎？不是。因為從春秋戰國就有姓劉的，莊子書上寫劉累，在夏朝就有的，豢龍氏，是養鱷魚的專業戶。劉累一個人能有這樣多的後代嗎？不可能。原因非常簡單，就是漢代既然那麼強大的一個朝代，那個時候還有很多老百姓根本就沒有姓，沒有姓就是巴到人家貴族的姓，所以到今天中國還有那麼多姓劉的，你這樣一下子就明白了。

這些中國的姓氏中間，就是有這種狀況，恰好洋人、歐美的基本上沒有這樣的，中國的好多都是巴到姓。洋人的姓，比如說歐美民族的，其中一半的姓氏來自於他們住的那個地方——地名，中國的姓有很多也是出於地名。洋人的姓，地名佔了一半，除了這一半，另外就是職業，比如Cooker就是廚師，Carpenter就是木匠，Smith就是工匠……這些都是職業，所以他們的那些姓氏沒有發現有好多是巴到某個貴族姓的。

中國的特別嚴重，第一個就是李，中國十分之一的人口姓李，你如果要解釋，那就是唐代，老實說李世民他們都是少數民族，根本就不姓李，後來他們怎樣就姓了李，這個姓李的還不能光算唐代，因為在春秋戰國時代好多人姓李，姓李的相當多。姓李的我發現一個秘密，就是商朝，商朝的貴族全部姓子，子的古音就讀「李」，就比如《詩經》中的「子不我思，豈無他人」，就是你不想我，還有其他人想我。子就讀「李」，那個子就是第二人稱的你。至於商朝的貴族姓「子」，是他們的女性祖先吞了燕子生的蛋，那個蛋也叫「子」，所謂「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所以他們姓「李」。最初那個「李」是寫成「子」，所以說商朝的貴族姓「子」。那麼姓李的之所以這樣多，基本原因是商朝，在商朝的時候很多老百姓就沒有姓，商朝亡了以後，需要有姓的人因為是從商朝來的，所以就姓成「子」，讀音就是「李」，後來一寫就寫成「李」了。

因此大量姓李的，尤其是到了唐代，唐代又那麼強大，巴到姓李的人多得很。所以天下所有姓李的，他們神龕上、門口的匾都寫的「紫氣東來」，這個「紫氣東來」用的典故是老子的典故，怎麼可能天下那麼多姓李的都是老子的後代。顯然都是附會著姓李的，就是因為唐代李姓是很有地位的。這個是中國姓中間特別顯著的，附到大姓上。

實際上，世界上好多國家和民族都沒有姓的，比如緬甸人到現在都沒有姓，所以在40年代緬甸獨立的時候，緬甸自由獨立黨的全部黨員姓德欽，德欽就是自由的意思，是他們黨的綱，所以後來50年代緬甸的總理吳努，40年代是叫德欽努，後來60年代緬共還有一個領導人叫德欽丹巴頂，他們沒有姓，至今好多人還沒有姓。

日本人從前只有貴族才有姓，平民沒有姓，是明治維新的時候搞改革，要建立戶口制，然後由政府公務員給這些老百姓取的姓，老百姓來登記戶口沒有姓，就問你家住哪裡？我家住在一棵松樹底下，那就叫松下。我們家那裡就是一片山口，那就姓山口。所以它的取名就是以地名為姓，這個大概也是根據西洋的標準，因為西洋的姓有一半都是地名，所以日本人有姓也是非常晚的事了。

中國人有姓特別早，所以中國早期沒有地位的人和窮人要去附會到一些世家望族，這些現象也非常普遍。就像我的第五代祖先他們都居然這樣做，我還拿到證據了，就是我們留下來的有一份是青神余氏族譜，上面居然有我們第三代的幾個人的名字給加到人家的族譜上面去了。大概就是第三代起，他們主動去投靠大姓，人家是開放的，巴不得你來，越是多越是好，所以也就認了他們，就允許把他們的名字寫到青神縣余家的族譜上，然後又把那個抄一份回來變成我們的族譜。

這就是真相。

我很幸運，到晚年還有這樣的機會把我的祖宗的糊塗糾正過來。《易經》中間有一條叫「幹父之蠱」，我就是做了一回幹父之蠱。

【作者簡介】

流沙河|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四川金堂人，當代詩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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