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動四分之一中國人做公益，讓10億人次送出愛心包裹，阿里巴巴是如何做到的？

2016年年初的一個寒冬，四川敘永縣的張新明在一個大雪天去紅星村中摸底家訪。剛剛成為「童伴媽媽」的她拿到了項目方中國扶貧基金會提供的一份制式表格，她順藤摸瓜，為摸清全村兒童的家庭情況並建立信息檔案，冒著大雪來到一位留守兒童的家門口。

面對突然闖入的陌生人，孩子的奶奶始終不肯開門。張新明儘力解釋，可老人斷然拒絕，甚至認為她是騙子。幾經波折，張新明在大雪中給孩子的爺爺打電話，反覆說明情況後，才逐漸和這個家庭建立了信任。相熟後孩子的奶奶見到她開起玩笑：「張老師，你臉皮好厚啊。」

說起這段故事，中國扶貧基金會秘書長劉文奎依舊頗為動情。「童伴媽媽」張新明只是中國扶貧基金會「童伴計劃」中的一個縮影。

從2007年開始，中國扶貧基金會第一次通過支付寶募捐，到今天中國扶貧基金會和阿里這樣的互聯網平台在不斷探索互聯網公益的新模式，開拓出「童伴計劃」、「微笑兒童」、「電商造血」，帶動了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做公益，讓互聯網公益成了人人公益的代名詞。

從「童伴計劃」到「微笑兒童」

2015年6月，貴州畢節市七星關區田坎鄉4名留守兒童在家中農藥中毒死亡事件。這一事件曾引發社會深思。當年10月，中國扶貧基金會為此發起了關愛留守兒童項目的「童伴計劃」，在四川省7市、10縣、100村設立「童伴之家」，每個村由一人專門負責照看全村孩子。

「童伴計劃」很大一部分資金來源於阿里「公益寶貝」平台。「公益寶貝」這樣的平台讓消費者可以在潤物細無聲中參與公益。買家如果在淘寶、天貓店上購買帶有標誌「公益寶貝」的商品，賣家在成交之後，會捐贈一定金額給中國扶貧基金會等慈善組織。

2016年2月，中國扶貧基金會工作人員顏志濤找到阿里集團社會責任專家明宏偉，談到「童伴計劃」希望得到阿里「公益寶貝」平台的支持。明宏偉之前一直認為，阿里要做的不只是解決公益組織籌款問題，而是幫助公益組織對接資源，利用互聯網思維，通過商業模式，把公益做好。

顏志濤找到阿里，恰恰是因為阿里這理念和中國扶貧基金會的價值觀是一致的。此前中國扶貧基金會和阿里之間曾經有過「愛心包裹」的合作，這是首批進駐公益寶貝平台的項目。「愛心包裹「2012 年 5 月上線阿里巴巴公益寶 貝平台，截止至今已籌集善款 1.17 億元，有10億人次參與，全國各地貧困縣的110萬貧困小學生因此受益，是整個公益寶貝平台籌款最多的項目之一。

兩家之間的默契合作讓雙方對「童伴計劃」頗有期待。不過，「公益寶貝」平台審核資格很嚴，一般需要項目具備三年執行經驗，還要提供項目籌款支出的憑證。平台會根據項目產出、覆蓋面以及解決何種問題、如何解決問題等各個維度去評估項目。當時，「童伴計劃」立項不到三個月，不符合常規評審條件。

幸運的是，顏志濤和團隊討論後發現這一項目「很有創新性」，「過去很多慈善機構都只是給留守兒童捐錢捐物，而童伴計劃是通過模式來解決社會問題。」顏志濤和團隊討論經過一個月的反覆評估後，3月「童伴計劃」通過破格錄取，上線阿里「公益寶貝」平台。阿里也因此成了「童伴計劃」唯一的互聯網捐贈平台。

至今，「童伴計劃」籌集善款610萬元，共支持了120個村，受益兒童約 6.5 萬人。參與者不僅有企業，也有共青團四川、貴州省委這樣的群眾組織，中國公益研究院這樣的研究機構。每省的扶貧辦，民政局，公安局，婦聯，共青團等也成為了「童伴計劃」參與單位。

張新明所在的敘永縣是「童伴計劃」試點城市之一。敘永縣坐落在四川瀘州，北臨貴州、南接雲南，夾於三省之間，是典型的山城。這個縣城每年農村富餘勞動力達10萬，是農村勞務輸出大縣，留守兒童現象也因此誕生。2015年一份數據顯示，敘永縣留守兒童數量超過2萬人。

6歲的洋洋是敘永縣紅星村的留守兒童。父親患有精神病，奶奶腿部殘疾。三年前，母親去世，一家人靠政府救助金生活。洋洋從小就要承擔起家務活。不過，對洋洋以及紅星村其他留守兒童而言，他們還有一位「媽媽」——張新明。張新明此前是一位代課教師，代課教師的經歷讓她深知留守兒童問題的嚴重性。

「童伴媽媽」張新明

2015年，得知「童伴計劃」選拔消息後，張新明第一個報了名，成了紅星村所有孩子的「童伴媽媽」。為了給孩子們建立檔案，她走過4個小時的山路，她摔壞過摩托車，被野狗追過，也吃過被家訪人的「閉門羹」，曾經在雨中家訪摔的鼻青臉腫。當丈夫看著她雨後家訪摔得鼻青臉腫的樣子，心疼的說，「別幹了，家不差這點兒錢。」但張新明卻斷然拒絕。

付出是有回報的，張新明幫助洋洋免費上了學前班，也取得了村裡家長和孩子的信任。一次她拖著摔傷的腿去家訪，一位留守兒童執意要扶她，說「你是傷兵，我要照顧你「，幼小的孩子其實扶不住，但稚氣未脫童音讓張新明感動不已。

在中國扶貧基金會秘書長劉文奎看來，「每一個童伴媽媽和孩子都有故事。一年前有記者有問留守兒童，童伴媽媽是誰？孩子回答說這是假媽媽，一年後孩子卻對童伴媽媽有了依賴，開家長會親媽不在，就請童伴媽媽參加。」

2016年底，「童伴計劃」繼續在貴州的100個村啟動試點。對劉文奎來說，這僅僅只是開始，「童伴計劃四川省100個村的試點每年需要500萬元，我們打算連續三年作試點，僅僅一個省就需要1500萬，錢到底從哪裡來？很大一部分都需要靠企業和公眾。」

劉文奎說，「童伴計劃」雖然是由公益組織發起，但卻得到了政府、企業、社會的支持。他的理想是，通過項目總結經驗，把模式探索出來，給國家有關部門提供政策建議，未來在更多省市推廣這一計劃，「全國12.8萬個貧困村一年全包下來需要60多億，我們覺得國家財政應該是有能力負擔的。由國家兜底，未來將不會再出現留守兒童意外死亡事故。」

中國扶貧基金會和阿里不僅僅在在國內嘗試互聯網公益的新模式，也順應「一帶一路」的號召，把公益帶向國際社會。

2015年開始，中國扶貧基金會和公益寶貝平檯面向蘇丹、衣索比亞等非洲貧窮國家，共同推出了微笑兒童項目。截止今年5月底，這一項目募集善款達590萬元。2016年在衣索比亞，微笑兒童項目為42所學校的4047名學生提供了免費早午餐。在「一帶一路」沿線的埃塞爾比亞和蘇丹兩個國家，一共資助了6247人。

「微笑兒童」計劃在蘇丹

來自蘇丹的Ekhalss今年12歲，這位六年級學生雙腿天生殘疾。Ekhalss的母親靠打零工養活她。由於工作極不穩定，母親整日在外奔波，Ekhalss只能在早上吃上一頓土豆或豆子，有時甚至得挨餓一整天。

劉文奎親眼目睹，當地很多孩子吃不上飯導致家庭讓孩子輟學。原因是。學校里家太遠走路得消耗體力。不過，自從「微笑兒童」蘇丹供餐項目開展後，「微笑兒童」受益學校的學生輟學率降至0。Ekhalss這樣的孩子終於可以吃頓飽飯，家長也願意重新把孩子送去上學。一帶一路峰會召開期間，27家中外媒體對中國扶貧基金會國際化項目進行了報道，讚揚了這一公益慈善模式。

從單純輸血到電商造血

劉文奎一直有一個理念——要把「輸血」變成「造血」。因為「輸血」只能解決一時的問題，這種做法不可持續，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不能徹底解決問題。」

對劉文奎來說，「童伴計劃」是「造血」的一種方案，而電商則是「造血」的集中體現，阿里電商平台恰恰是實現「造血」的最佳載體。

2014年，中國扶貧基金會在四川雅安地震災區從事災後重建工作。當時村民種植的獼猴桃豐收，但苦於沒有銷售渠道，大多數村民只能擺路邊攤賣給行人。為此，中國扶貧基金會組織工作人員收購了當地的獼猴桃在淘寶店上銷售，一周銷售額達到了37萬元，淘寶店等級一口氣做到了三鑽。集中銷售的方案還帶動了周邊客商跑到當地收購水果，線下交易量比線上還大，當地獼猴桃很快就售罄。

劉文奎通過這次淘寶銷售發現，電商模式非常可觀，因此在當年在接受《華夏時報》採訪時，他用了「潛力很大」來形容這次嘗試。不過，劉文奎同樣也在反思——這樣的簡單操作存在大量問題。

首先是質量問題，農藥殘留是否超標、口感是否外觀統一等一系列細節都缺乏標準。此外，當時為開通淘寶店中國扶貧基金會調動了大量資源，淘寶官方為其導流，甚至有明星在微博上為其背書，這些資源起到了催化效果，但不是正常的市場行為。

劉文奎認為，獼猴桃數量有限，短時間淘寶店就斷了貨，巨大的社會投入和最後的產出是不成比例的，想要持續經營，必須實現規模效應。

這次雅安的獼猴桃銷售模式在過去多個縣鄉曾經出現過多次，媒體報道後，群眾發動搶購。雖然能在一定程度上解決銷量問題，但靠「刷臉」無法從根源解決問題。

對「刷臉」式搶購，劉文奎評價稱，這還是公益機制，不是市場機制，公益機制最大的特點就是短時間內聚集到巨大的熱情，可持續性比較差，「你的口感、質量未必有優勢，僅僅為了獻愛心，一次兩次可以接受，但老是這樣的話，滿足不了用戶對消費的品質的要求。但市場要有持續性，調動真實需求才能做到真正扶貧。」

為此，中國扶貧基金會在2015年成立了一個名叫「善品公社」的社會企業。「善品公社」一方面從阿里這樣的互聯網平台獲取籌款資源，另外一方面則是企業化經營，在有生產優質農產品潛力的貧困村建合作社，把農民組織起來實現規模化生產，統一負責在阿里電商平台上銷售產品。

這樣的合作是過往及其少見的，劉文奎談到，過去和阿里的合作更多偏向流量合作，但阿里開放籌款資源，扶持善品公社這樣的社會企業會起到更大作用。因為它把農民連接起來，又有市場機制運作，無論是對造福社會還是對淘寶平台本身而言，都有積極作用。

加入善品公社的村民

當時中國扶貧基金會在四川的石棉、漢源、蒙頂山三個縣分別建立了黃果柑、大櫻桃、獼猴桃生產合作社。進入善品公社的合作體系是有條件的，村民必須按照規定的質量標準、生產流程要求種植水果。一開始說服村民進入合作社很困難。以黃果柑為例，產量存在大年、小年之分，產量高的大年會嚴重消耗土地養分，導致小年的水果果型難看、口感不佳。從長期利益來看，大年必須疏果、減枝、通風，主動降低產量，保證地力，以求來年產量、口感穩定。

石棉縣很多村民無法理解，在他們看來，砍樹疏果、主動減產無疑是在自絕財路，更何況按照標準生產成本會大幅提高。不過，合作社的利益連接機制讓部分村民看到了前途，劉文奎說，「外面普通收購商給村民開出的價格是每斤8-9毛，而我們的收購價格是3元。」在經過中國扶貧基金會聯合當地村幹部反覆勸導之後，2015年石棉縣80多戶村民加入了合作社。

事實證明，2016年黃果柑產量的確有所降低，但農民收入反倒逆勢增長。2016年3月，17萬斤黃果柑上線之後被一搶而空，銷售額達到了128萬元，當時80多戶村民人均增收700元。將信將疑的村民嘗到甜頭後湧入善品公社的合作體系。2016年，石棉縣加入合作社的村民達到了100多戶。2017年3月，100多戶村民生產的黃果柑銷售額進一步躍升，達到了200餘萬。

這次在石棉縣的嘗試取得了階段性的成功。劉文奎說，成功後，便到了「模式推廣」的階段，我們希望和阿里之間的這一模式能夠覆蓋更多地區。因為我們不僅是服務機構、中介機構，更多是資源整合和創新平台。做項目時，不能簡單解決個案，還要挖掘個案的內在原因，從根源上尋找解決方案，證明我們的模型是否成功。成功後，我們再將其推廣，為國家尋找到可持續模式。

從忽略不計到半壁江山

回顧這幾年來的互聯網公益之路，劉文奎把和阿里等互聯網渠道之間的合作分成了三個階段。2007年至2011年，這幾年間，主要以災害救助為主；2011年至2013年間，則是平台合作為主，主要是聯合品牌活動，打造影響力；2014年以來，隨著「公益寶貝」募集的善款大規模增長，更多跨界合作逐漸誕生。這些跨界合作包括「童伴計劃」、「微笑兒童」、「電商造血」，探索了可持續的公益項目。

從2007年今天中國扶貧基金會第一次通過支付寶募捐，到今天50%以上的善款都來源於互聯網渠道，劉文奎幾乎見證了這十年來互聯網公益的成長。

他依稀記著，2007年中國扶貧基金會和剛剛誕生三年的支付寶合作，開通了love平台，用於募集慰災基金。當時的合作形式很簡陋，支付寶會員在網頁上會收到公益項目的推薦，可以選擇捐助零錢。每當有重大災害時，基金就會啟動用於救災。

不過，這筆費用很少。用劉文奎的話來說，當時通過通過支付寶募集的捐助在那年總募款數中「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劉文奎敏銳地發現，這是個全新的募款模式，因此非常重視，團隊也願意嘗試這一新事物。

嘗試是有回報的。後來2008年汶川地震期間，互聯網渠道的公益捐助體現了威力。支付寶在地震後上線捐贈平台，幾小時內籌集捐款超過2400萬元。因此，在2008年年底，中國扶貧基金會和支付寶還合作開展了「暖冬計劃」等一系列捐助計劃。

此後，中國扶貧基金會和支付寶之間的合作幾乎成為常態。不僅僅是募捐，災害物資採購也逐漸通過互聯網渠道完成。2012年，扶貧基金會在阿里巴巴中文站採購了一筆涉及6個品類4萬件產品，價值達17萬元的救災物資。要知道，過去災害物資採購很複雜，很難找到能提供所有品類的供應商。但在這筆採購過程就像淘寶購物一樣便捷。

近幾年來，互聯網公益甚正在逐漸改變傳統的募捐渠道，阿里這樣的互聯網公司通過「公益寶貝」、淘寶公益網店、螞蟻金服公益等渠道搭建了一系列人人可參與的公益平台。

2017年上半年，中國扶貧基金會在全社會共募集到了1.3億善款，其中互聯網籌款近7000萬，佔總額度的53.7%，而阿里系渠道募集到的善款佔總額度的20%，用劉文奎的話來說，「已經成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阿里最新財報顯示，超過3億用戶、178萬賣家通過阿里巴巴和螞蟻金服平台參與公益行動。阿里平台用戶通過公益寶貝等產品產生網路捐贈2.28億元。

四分之一的中國人正在通過阿里的平台參與公益，中國扶貧基金會和阿里一道將互聯網公益變成了「人人公益」的代名詞。

在劉文奎看來，人人公益的目標有一個過程的從這個角度來看，阿里開放自家平台做公益，比以往影響了更多的人，「兩個多億的資金我覺得不算多，但阿里這樣的互聯網平台，對公益概念、公益氛圍在全社會的普及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拜互聯網平台所賜，這幾年公益氛圍從未如此濃厚，這個價值不是一兩個億的資金所能衡量的。」

本文為商業傳播信息，不代表本刊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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