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機處的崛起說明了什麼？

軍機處的出現，標誌著18世紀清朝政府統治模式的重要轉變，皇帝擁有更加集中，也更加不容易被外朝大臣所掣肘的統治權威。當然，從政治統治的效率來看，以軍機處為代表的高度集權機構，可以稱得上是一把雙刃劍，即一方面可以幫助皇帝打破文官官僚機構的掣肘，更高效率的推行軍政要務或實施改革，但另一方面，如果皇帝或其內廷的代言人的權威、能力不能滿足需求，那麼這樣一個更加強大的內廷機構，會因為架構和權力的膨脹再度造成皇權權威的旁落。

雍正帝即位後面臨一個罕見的尷尬局面。在當時就已經出現了這位新皇帝的皇位是謀篡而來的傳言，而清朝政府維繫統治的柱石滿蒙貴族集團，掌控著統治實權，對於新皇帝的接受程度也不高。皇帝的八弟、十四弟及其他兄弟，則被懷疑仍有異志。

要證明自己是個合格的皇帝，雍正帝還要應付迫在眉睫的內憂外患。清朝中央政府與準噶爾部的戰爭仍需持續，四川、青海等地的叛亂也要儘快平息。打仗當然離不開財力支撐，偏偏康熙帝留給兒子的政治遺產中，就包括朝廷財力匱乏這一個老大難問題，而這又牽扯到外朝官員和地方官員的大面積貪腐。

在康熙朝，已經出現了服務皇帝的內廷機構，雍正帝即位後，被進一步完善為大學士和管理部務大臣、總理事務王大臣、南書房、議政王大臣會議，還建立了密折制度。這些內廷機構和制度開始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形成了對於外朝機構在權力和信息上的封閉，使得雍正帝得以成功的駕馭了複雜的政治局面，將君主權威提高到常人難以想像的高度。

美國著名的歷史學家、耶魯大學歷史系教授白彬菊在《君主與大臣：清中期的軍機處（1723-1820）》一書中，以軍機處的出現和發展為主線，探討了是什麼導致了軍機處的出現並很快開始發揮至關重要的政治作用。全書貫穿講述了從雍正到乾隆，再到嘉慶三任清朝皇帝的98年統治，深入探究了軍機處在清代政治生活特別是這一機構在應對清朝政治應對內外政治挑戰中起到的關鍵作用。

本文所評書籍

儘管雍正帝在學界和民間的歷史評價中，都留下了刻薄寡恩的印象，但仍有兩位大臣贏得了其衷心尊重，一位是怡親王允祥，另一位則是漢族官員張廷玉。書作者用不短的篇幅，分析了允祥和張廷玉為雍正帝扮演最重要政治助手的情況，這兩人完美的扮演了忠誠而又高效的內廷機構領軍者的角色。當然，雍正帝並不滿足於此，他開始進一步的發展內廷的權力代理人，也就是向外朝借調官員，並藉此瓦解外朝官僚集團的權力結構。書中提到，雍正帝與內廷代理人進行了密切的政策討論，涉及範圍並不限于軍務；而通過密折與批示的信息渠道，皇帝就繞開了外朝官僚機構，得以與地方官僚發展出極其密切的恩遇與忠誠關係。

雍正治下的內廷機構，一直維持在很小的規模。到了乾隆年間，內廷機構開始大規模擴充，也出現了正式的軍機處。《君主與大臣：清中期的軍機處（1723-1820）》書中還指出，不僅如此，乾隆帝還進一步削減諸王的權威，解除其管理部務之職。通過進一步提升密折制度的作用，乾隆帝對於更多地方和外朝官員給予操控。

軍機處在乾隆年間承攬了大量的軍政要務，這與乾隆帝即位之後多次開戰有關。而在滿人與漢人官員的選擇上，軍機大臣則更多的是前者。書中分析指出，乾隆帝主要依據政治可靠的標準選拔軍機大臣，而由於軍機處的擴充，以及乾隆帝熱衷出巡，隨行的軍機處等於扮演著巡迴中央政府的角色，一些地位身份稍低的官員因其才能也會選拔進入軍機處。乾隆十四年（1749），更是設立了服務于軍機處的方略館，為其處理軍機要務提供文書檔案管理。軍機處如此重要，很多情況下，乾隆帝已經不必再像他的父親那樣對政務親力親為，而是由軍機大臣通過兼職來監管外朝事務——當然，某種意義上，這也為乾隆晚年出現和珅這樣的濫權軍機大臣，以及嘉慶朝設法降低軍機處兼職的範圍等做法埋下了鋪墊。

嘉慶帝即位後，開始著力調整已在當時掌握了支配性霸權的軍機處。查處和珅案當然是其改革的重要動機，但這項改革持續了幾乎整個嘉慶朝，因而不能僅僅歸結於此。《君主與大臣：清中期的軍機處（1723-1820）》書中指出，外朝反對（軍機處）濫權的聲音在嘉慶朝越來越高漲，以至於在強勢程度上無法與自己父親相提並論的嘉慶帝不得不進行了調整。另外，軍機處設立日久，權力關係長期固定，反而容易構成不利於皇權的又一個變相的外朝體系，這也是嘉慶帝進行改革的重要動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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