倖存美軍戰俘美軍回憶日軍酷刑：以前只在歷史書上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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剎那間，時間似乎凝固了，我只是靜靜地站在那兒，等著挨打。最終，指揮官手一揮，給了翻譯官一個心照不宣的指令，翻譯官走了出去。幾分鐘後，一個日本兵走到我旁邊，舉起步槍，在空中划了一個弧形，槍托就結結實實地照我的臉上打了下來。我感覺到鼻子失去了知覺，鮮血一下子就從鼻腔中噴涌而出，臉頰也被槍托打破，牙齒被打掉好幾顆。鮮血噴濺到我的襯衫和褲子上，把襯衫和褲子打濕了一大片，還有鮮血順著鼻腔流入我的喉部，喉嚨本能地吞咽著。等麻木的感覺過去之後，劇烈的疼痛開始發作，痛得我全身肌肉抽搐，不自覺地聳動雙肩。這種感覺很痛苦，如同墮入地獄。看來這個日本兵，是干這個活的一把好手。所有在場的日本人全都哈哈大笑，他們見到我鮮血淋漓的樣子似乎很滿足，很過癮。毫無疑問，我這個孱弱的美國軍人，成為他們取笑的對象。我堅持著沒有倒下去，經驗告訴我，日本人喜歡欺負倒下去和看起來軟弱的美國人。

我掙扎著挺直身子。日本人見我沒有倒下，又一個日本兵跑過來，拿著一根灌滿沙土和礫石的竹竿抽打我的後背。在承受了多次重擊以後，我終於經受不住，跪倒在地。但是我隨即用盡全身的力氣，雙手撐著地面，站了起來。就在這時，日本指揮官、翻譯和士兵好像有什麼事，跑了出去。我保持著直立的姿勢，在指揮官的辦公室里大約站了一個小時，直到三個日本兵沖了進來，把我拖到外面的練兵場上，這裡曾經是這個學校的操場。

剛出門，我就看見一個美國人四肢張開呈「大」字形，被五花大綁在一塊大木板上。一個日本兵捏著他的鼻子，讓他的頭昂起來，另一個日本兵端著一個茶壺，不斷地往他的嘴裡灌水。那位兄弟不停地咳嗽，不斷地嘔出水來。日本人想讓他體會溺水的感覺，因為這麼灌水，很多水會進入肺部。每隔幾秒鐘，當他嘔吐得厲害的時候，一個日本軍官就會靠近他，問他問題。如果他沒有立即回答，這個軍官就命令那兩個士兵繼續灌水。

這種中世紀的酷刑我只在歷史書上看過，想不到日本人竟用這種非人道的刑罰折磨戰俘，現在已經是20世紀。我的上帝！我的確被嚇唬住了，這就是我將要承受的嗎？我的身體不由自主地開始冒冷汗，寒毛都豎了起來。我感覺到我的心在顫抖，身體里所有的器官都在本能地拒絕這種酷刑。我的臉開始發燙，眼睛也越睜越大，我不斷地問自己：「我該怎麼辦？」

日本人沒讓我等太長時間，他們讓我坐在地上，一開始兩三個日本兵走到我身邊，不斷地嘰里呱啦地問我問題。他們是故意的，這些凶神的作用是震懾我的心理。不久，那個翻譯官走了過來，俯身在我耳邊，用英語重複著那些問題：「你是游擊隊的負責人嗎？其他美國人都藏在哪兒？是誰給你們提供槍支彈藥？誰給你們提供食物？告訴我。告訴我，你就能活下來。」

我真的被嚇壞了，我不知道這些問題的答案，也不知道他們給我準備了什麼樣的酷刑。自從在巴丹死亡行軍途中和奧唐奈戰俘營里見識了日本人的手段之後，我的想像力就開始像野草一樣瘋長。日本人無所不用其極，為達目的不擇手段，我曾經見識過的那些酷刑不斷地在我眼前重現。我不斷地在想，他們會把我怎麼樣——像處決喝牛洗澡的水塘里水的兄弟一樣，槍斃我？或者像處決在路邊排泄糞便的兄弟那樣，用軍刀砍掉我的腦袋？或者像他們在南京大屠殺中對放下武器的中國軍人乾的那樣，把他們綁在樹樁上當作練習刺殺的活靶子？要是這樣，反而好，落得個痛快，省得皮肉受苦。

我緊張萬分，脫口而出：「按照日內瓦公約的規定，我只有給你們提供姓名、軍階和入伍編號的義務，先生。」突然，那個翻譯官大笑起來，所有的日本人都大笑起來。翻譯官告訴我，日本沒有在日內瓦公約上簽字，因此，他們沒有必要遵守公約上那些優待戰俘的條例。

1949年8月12日《關於戰俘待遇之日內瓦公約》，修訂1929年7月27日在日內瓦訂立之關於戰俘待遇。

當時我還沒有意識到，這種回答救了我的命。因為，奧唐奈戰俘營的日軍指揮官也對我們宣稱，日本沒有必要遵守日內瓦公約關於優待俘虜的規定。日本人聽我如此回答，確定我沒有被日軍俘虜過，要不然也不會在巨大的精神壓力下，說出如此讓日本人感覺是「小兒科」的話。我的回答出自本能，他們沒有理由不相信。看來日軍上下普遍沒有優待俘虜的觀念，也根本不顧及國際戰爭法的約束力。那些日本人因為我說的這些話，又笑了幾分鐘。就在這個時候，那個正受著酷刑的美國人求饒了：「求求你們，停下來吧。我說，我說！停下來吧，停下來！」那個翻譯記下了他說的話。接著，他毫不猶疑地掏出左輪手槍對著那個美國人的頭部就是一槍。

原來日本人在說謊，這就是「坦白從寬」的下場——不管承認不承認自己是游擊隊員，都要死。我的上帝！日本人為什麼要逼著我看這可怕的一幕。（這是怎樣的一種死法啊！受盡摧殘，卻難逃一死，日本人絲毫不把戰俘當人看。）我立即做出決定，以命相搏，就是不說。我覺得不說，還有一線生機，日本人剛才對我已經多少打消了一點疑慮。我會堅定地維護自己作為軍人的榮譽，堅決不出賣自己的兄弟。我將再次提醒日軍官兵，他們應該遵守日內瓦公約。我會告訴他們，根據日內瓦公約，我只有提供我的姓名、軍階和編號的義務。他們還要逼問，我就說：「我什麼也不知道，我只是機械地執行上級的命令。每一個優秀的士兵都應該絕對服從上級的命令！」

我以為剛才的回答，已經讓他們對我失去了興趣。我還是錯了，日本人剛才是想殺雞儆猴。他們又連續逼問了我兩個小時。我對於任何問題的回答是：「我什麼都不知道，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士兵，只懂得執行上級的命令。」我深知我要活下來，首先要讓他們覺得在我身上榨不出什麼油水，讓他們覺得我不能向他們提供任何有價值的信息。

指揮官非常光火，他抽出寬大的軍用皮帶，抓住皮質的末端在空中大力地揮舞著，狠狠地抽在我的右臉上，鋒利的金屬皮帶頭又將我的右臉划出一道口子，鮮血又淌了下來。他抽打我，就像抽打一匹烈馬。皮帶扣讓我猛醒，過關只是黃粱一夢。不等我反應過來，臉上就又挨了一槍托的重擊。就在我倒下去的剎那，我發現兩個離我不遠的日本兵在空地上搭起了一個「單杠」，與單杠的區別在於橫杆是可以上下移動的。（後來我才知道，日本人管這種刑具叫「伸展架」。）

日軍刑具

他們要弔死我嗎？我是不是再也見不到親愛的勞拉了？我嚇得尿了褲子。我不知道這個刑具有什麼用途，日本人要對我幹什麼，日本人只是想和我「玩玩遊戲」，還是要把我弔死呢？不！我還沒有死，我也不能死。我沒有時間考慮日本人的意圖，得想想辦法讓自己活下去。我的信念和以前一樣堅定，我要活著回到美國，活著見我的家人，活著見我可愛的勞拉。活著回家是我唯一的宗旨。我曾經告訴過自己，以後做什麼事情，都要圍繞這個宗旨，都要為這個宗旨服務。我確定的信條就是：做一切事情，都要以實現回家的目的為衡量標準，但是不可以喪失自尊，違背誠實和良知。正是這種信念，讓我撐過了這一天，並且讓我能夠熬過今後三年半的戰俘生涯。

編輯：張玲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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