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類革命——1989年匈牙利圓桌談判始末

撰文：邰浴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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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最佳學生」

匈牙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隸屬於軸心國集團。1945年軸心國戰敗，匈牙利被蘇聯紅軍佔領，隨即被納入到蘇聯的勢力範圍。雖然斯大林當時並未急於在蘇占區的東歐各國推行共產黨的一黨體制，而是採用了通過選舉建立所謂「聯合政府」的過渡政策，但是匈牙利共產黨（以下簡稱為匈共）在蘇聯佔領當局的支持下，依然在戰後的首屆政府中取得了數個關鍵的部長職位，其中還包括了掌管著整個警察系統的內務部長一職。此後匈共便在其總書記拉科西·馬加什（Rákosi Mátyás）的主導之下通過手中掌控的警察系統以及秘密警察機構對其政治對手實施了一系列的政治打壓，並在1947年8月舉行的戰後第二次議會選舉中成為了得票率最高的單一政黨，藉此「名正言順」地率領左翼政黨聯盟登上了執政舞台。

1948年6月，拉科西強行實施了匈共與社會民主黨的組織合并，隨後又取締了其他所有的反對派政黨，並於1948年7月建立起直接對內閣領導人拉科西負責的國家保安局（AVH）。至此，匈共的專制地位得以完全確立，匈牙利也由此進入了「斯大林的最佳學生」——拉科西的統治時期。

當斯大林於1953年3月去世之後，拉科西的嚴酷統治遭到了新一屆蘇聯領導人的批評，匈共黨內的溫和派領導人納吉·伊姆雷（Nagy Imre）得以出任政府總理，開始著手實行一系列的政治和經濟改革。然而好景不長，此後拉科西又借著匈共改革派在莫斯科的支持者馬林科夫（Malenkov）的失勢，於1955年4月14日成功操控匈共中央委員會全會通過決議將納吉開除出黨的中央委員會與政治局，使自己重返權力的前台。

1956年2月，蘇共二十大的秘密報告對斯大林的罪行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揭露。匈牙利國內對於整個體制的反思開始往縱深方向發展，社會上要求實行改革的呼聲也越來越高。1956年10月23日，首都布達佩斯街頭終於爆發了一場要求當局實行實質性改革的大規模遊行示威。在秘密警察向示威群眾開槍之後，該運動更是演變為一場公開的全民起義——示威群眾在其同情者的幫助下與秘密警察以及開入布達佩斯市區的蘇軍部隊展開了激烈的戰鬥。在此期間，應民眾要求復出擔任總理職務的納吉曾於10月30日通過電台向全國宣布，在取得黨中央一致同意的情況下，匈牙利將從此結束一黨制，恢復實行多黨制。11月4日，蘇聯軍隊大規模開入匈牙利全境，對這場運動實行了全面鎮壓。以上便是匈牙利歷史上極為著名的「1956年事件」。

1956年事件之後被蘇聯當局選中的新一任匈共領導人是卡達爾·亞諾什（Kádár János），他在掌權之後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匈共的一黨體制，但是其統治風格總體來說卻要比拉科西溫和務實許多。到了60年代，卡達爾還著力推行了一系列的經濟改革措施，並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使得匈牙利居民的生活水平在東歐陣營中名列前茅。然而卡達爾的經濟改革並未從根本上動搖計劃經濟的體制根基，政治體制的改革則更是未能得到同步的推進。有限的改革終究克服不了體制固有的缺陷，危機只是被延緩了，卻並未得到根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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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共黨內的「意外事件」

時間進入80年代之後，東歐各國的經濟發展勢頭均已顯出明顯的疲態。匈牙利當然也無法例外，其經濟陷入了增長乏力、物價不斷上漲以及外債持續增多的困難局面。到了1987年下半年，連匈共的最高層領導人都不得不公開承認整個體制陷入了全面的危機當中。可以說，當時的人們或多或少都能感知到國家正處於某種制度性的危機之中，社會上要求匈共放棄其壟斷權力、實現某種形式的政治多元化的訴求也應運而生，而且這種訴求正隨著經濟局勢的逐步惡化而變得愈發強烈。與此對應的是，匈牙利民間持有民主化理念的反對派組織也呈呼之欲出之勢。

面對社會上業已顯得風起雲湧的改革思潮與運動，匈共領導層於1988年5月20日至22日召開了一次黨的特別代表大會，免去了卡達爾的匈共總書記職務，由之前擔任政府總理的格羅斯·卡羅伊（Grósz Károly）取而代之，更多年輕且更具改革意願的新生代領導人也得以進入政治局。

到了1989年年初，匈牙利又接連發生了幾件具有重大政治影響的事件。首先，在匈共黨內改革派的主導下，匈牙利議會於1989年1月11日至12日的會議上通過了一部《公眾集會與結社法》，該法案明確規定了匈牙利公民擁有自由結社及組建政黨的權利，此舉事實上為民間建立合法的反對派政黨打開了綠燈。

如果說上述法案的通過為實現某種實質性的變革提供了某種法律基礎的話，那麼接下來發生的一件大事則又提供了某種思想基礎——1月28日，時任政府國務部長的匈共高層領導人波日高伊·伊姆雷（Pozsgay Imre）在接受一檔電台節目採訪時，竟然公開表示：黨的歷史委員會認為1956年事件是一次「人民起義」，而非卡達爾時代所宣稱的「反革命事件」！

波日高伊·伊姆雷

不難想像，波日高伊的這一言論立即在民間和黨內引發了十分劇烈的反應。匈牙利民間因為受到該言論的鼓舞，要求匈共當局為1956年事件正名以及開啟實質性改革的呼聲可謂與日俱增。而匈共高層也因為迫於黨內和民間的巨大壓力，最終決定對波日高伊的這次「出格行為」免於追責。

匈共黨內這起「意外事件」的風波還尚未平息，另一件令人震驚的事件又接踵而至。在1月31日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匈共黨內的另一位改革派領導人、時任國務部長及政治局委員的涅爾什·賴熱（Nyers Rezs?）突然宣布，在經過深思熟慮之後，他將不再反對在匈牙利實行多黨制！隨後不久匈共中央委員會還通過了一份政治宣言並於2月13日正式對外發布。該宣言聲稱，匈共中央委員會已作出決議，將繼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以最終達成向多黨制的代議制民主政體的平滑過渡。

2月18日，匈牙利國內的11個反對派組織共同發表聲明，對匈共中央委員會發布的這份宣言表示歡迎，並要求匈共當局進一步為1956年事件及其參與者們正名。鑒於波蘭統一工人黨（PZPR）已經於2月6日正式開啟了與反對黨團結工會的圓桌談判，如今這些反對派組織也繼而提議，匈共當局應當儘快開啟與反對派的圓桌談判，以此確定未來議會選舉的條件與規則。

然而，此時的匈共當局卻並未理會反對派的上述提議。說到底，匈牙利的政治轉型究竟會以何種方式展開，其主導權此時依然牢牢掌握在匈共當局手裡。而匈共接下來會如何行動，又是與其高層對於未來政治轉型的預期和策略息息相關的。

在2月10日至11日召開的匈共中央委員會會議上，匈共領導層決定應當開啟與反對派組織的雙邊或多邊會談。然而此時匈共口中所謂的「多黨制」，卻是與反對派的期望頗為懸殊的。事實上，匈共的打算是向部分的反對派組織提供這樣一種方案，即匈共可以在妥協的基礎上與對方建立一個非正式的准政治聯盟。匈共領導層希望，這樣一個依然由共產黨領導的執政聯盟，將使那些新近得以重建的「老黨」回想起歷史上曾經實行過的那種十分特別的分權模式——即在某種程度上恢復當年（1945—1947年）的「聯合政府」政策。而如果這種形式的聯合政府能夠有助於執政當局合法性的恢復、並進而通過緊縮政策的實施成功克服了眼前的這場危機，那麼匈共或許就能夠在更長的時期內延後政治改革的推進、並保住其大部分的特權。

至於即將與反對派組織開展的會談，在此時的匈共領導層眼中也只不過是向對方諮詢意見的一個論壇罷了——這個論壇將被作為某種代表了國家統一和社會團結的象徵，從而為整個的轉型時期提供一個「合法性的保護傘」。

正是基於以上的判斷和預期，匈共領導層制定出了對反對派陣營進行分化瓦解的關鍵策略——匈共方面打算通過與各個反對派組織單獨舉行談判的方式來主導這場轉型，即便是需要開展某種形式的「圓桌會議」，匈共在其中也必須佔據明確的主導地位，而且其參加者也只能由匈共方面來決定。而如果匈共能夠成功地拉攏某些「老黨」、實現對反對派陣營的分化瓦解，那麼匈共就能在未來的談判中處於極為有利的地位。這樣此後的新憲法就有可能根據當局提供的版本來擬定，而在大選後的新一屆聯合政府中，匈共的改革派人士將繼續掌權，匈共也將保住其在政治生活中的主導地位。

直到1989年3月中旬，匈共的這一策略看起來都還是可行的。然而，此後出現的兩個重大變化卻打破了匈共的原先預期——首先，反對派組織竟然出乎意料地聯合了起來，並進而制定出了全新的談判策略；其次，匈共領導層當中也出現了種種意見不合，這導致了匈共自身的分裂。以上兩點變化，加之經濟危機的持續壓力，使得匈共原先寄予政治會談的那些期望最終還是破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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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與反對派的崛起

在20世紀80年代的最後幾年裡，匈牙利民間陸續成立起一批反對派組織。在前文提到的《公眾集會與結社法》通過之後，其中一些便紛紛宣布正式組黨，公開亮明了自己的反對黨身份。這些反對派組織大體可分為如下三類：第一類是新近成立的政黨組織，主要包括「匈牙利民主論壇」（MDF）、「自由民主黨人聯盟」（SZDSZ）、「青年民主黨人聯盟」 （Fidesz）等；第二類則是前文提及的所謂「老黨」，即那些在1947年至1949年期間被匈共當局強行取締、如今又得以重建的政黨組織，主要包括「獨立小農黨」（FKGP）、「匈牙利社會民主黨」（MSZDP）、「匈牙利人民黨」（MNP）、「基督教民主人民黨」（KDNP）等；第三類則是一些非政黨的民間公民團體，主要包括「獨立工會民主聯盟」（FSZDL）以及「鮑伊奇—日林斯基（Bajcsy-Zsilinszky）之友會」（BZSBT）等等。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匈牙利當時所湧現出的各種反對派組織，還遠遠不止以上提及的這些。由此也便顯露出反對派陣營的一個重要特點，那就是相比于波蘭業已具備的那個組織完備且實力不俗的全國性反對派組織——「團結工會」，匈牙利的反對派組織大多還只是處於某種萌芽狀態，其組織眾多且極其分散，任何一個組織的規模和實力也都堪稱有限。以反對派此時的狀況，可謂根本難以與匈共當局實現任何有效且持續的互動與博弈，更遑論迫使匈共當局開啟政治談判、並進而在談判中取得任何實質性進展了。事實上，相比於對變革作出建設性的推動，反對派陣營倒更有可能會面臨著被匈共當局予以分化瓦解、進而逐個擊破的命運，而如前所述，這也恰恰是匈共此時的著力所在。可以想見，如果局勢真朝著那個方向發展的話，那麼推行整場政治轉型的主導權就將完全掌握在匈共當局手中了。

然而反對派陣營卻在不久之後迎來了一個歷史契機。每年的3月15日是匈牙利1848年革命的紀念日，其也被賦予了爭取公民權利和民族獨立的政治內涵。以往每次在官方組織的慶祝活動之外，民間都會自發地組織一些規模或大或小的遊行示威活動，而警察也都要忙著予以鎮壓和取締。然而到了1989年的3月15日，匈共當局已經無法阻止反對派陣營共同發起的這場聯合示威活動了。當天共有10萬人參加了反對派組織的紀念活動，其規模是在匈牙利國家博物館前參加官方紀念活動的2萬人的整整5倍！這一情形不僅充分顯示了反對派陣營所廣泛享有的民意支持，同時也讓反對派的領導人們意識到，如果他們能夠聯合起來，就一定會顯示出更為巨大的力量。

當晚一個民間非政黨組織——「獨立律師論壇」（FJF）的領導人科尼亞·伊姆雷（Kónya Imre）便起草了一份倡議書，呼籲各反對派組織的領導人們應當首先通過舉行會談的方式來就那些涉及國家政治轉型的根本議題達成一個統一的立場。3月19日，自民盟在其代表大會上正式接受了這一倡議，此後其他反對派組織也紛紛響應。

1989年3月22日，共計八個反對派組織的代表們應獨立律師論壇之邀在羅蘭大學（E?tv?s Loránd University）國家行政與法律系的一個會議室內舉行了首次會談，共同決定設立一個用以互通信息及協調立場的政治平台——「反對派圓桌會議」（EKA）。會議還最終決定，反對派圓桌會議有權做出具有約束力的決議，但是其前提是必須取得所有成員組織的一致同意——也就是說，對於反對派圓桌會議的決議而言，任何一個成員組織都擁有一票否決權。

儘管反對派陣營的聯合此時還十分脆弱，但是其依然還是在此後不久的4月7日作出了拒絕參加匈共組織的某個政治會談的決定，其理由是他們中的一個成員組織——青民盟並未出現在受邀之列。以此為分界點，反對派圓桌會議的任何一個成員組織此後都未再公開接受匈共進行單方面政治會談的邀請。至此，匈共對反對派實行分化瓦解的策略便遭遇了瓶頸。

事實上，匈共領導層不僅低估了反對派陣營的凝聚力，同時也低估了黨內改革派的發展勢頭。當反對派圓桌會議就未來與匈共當局進行談判的許可權、形式及主題表明了其官方立場後不久，匈共黨內的改革派群體也於4月15日在匈牙利的中部城市凱奇凱梅特（Kecskemét）召開了他們的第一次全國大會，會上對當時匈共黨內的意見分歧進行了公開的討論，而且多數意見都傾向於要求匈共領導層接受反對派陣營提出的開啟籌備性談判的提議。這對於匈共當局來說無疑又是當頭一棒，因為如今匈共自身居然也開始分裂了！面對這樣的局面，匈共當局不得不接受了開啟籌備性談判的提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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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判訴求與僵局

1989年4月22日，由匈共領導人費伊蒂·哲爾吉（Fejti Gy?rgy）領銜的匈共代表團和由兩位憲法學專家——紹約姆·拉斯洛（Sólyom László）和特爾傑希·彼得（T?lgyessy Péter）領銜的反對派代表團終於得以坐到一起，開始就未來朝野雙方開展圓桌談判的各項重要事宜展開了籌備性談判。

籌備性談判涉及到諸多議題，首先引發爭議的便是未來的談判究竟應該由幾方組成。反對派方面堅持要求進行雙邊會談——匈共當局為一方，反對派圓桌會議為另一方。而匈共方面則要求採取與各個反對派組織進行多邊會談的形式，此後還進而提議要將其數個衛星組織也納入到未來的談判當中。

隨著籌備性談判的進行，朝野雙方在各項議題上的分歧也得以進一步地顯現出來。首先，匈共方面一直要求，除了政黨法和選舉法等政治議題外，經濟和社會議題也應被列入未來的談判議程。其理由是當前的這場經濟和社會危機將可能催生出一系列的不穩定因素，從而對政治轉型進程構成威脅。因此朝野雙方有責任就危機的解決之道共同予以探討。然而反對派方面卻堅持只願就那些與政治轉型相關的議題進行談判，不願涉及任何的經濟社會議題。其理由有兩點——一是從法理上來說，此次參與談判的反對派代表只是其自身組織的合法領導人而已，他們並未獲得民眾的正式授權來與當前的政府分擔任何的經濟改革責任，而只有通過正當的法律程序、即經由未來的議會自由選舉上台的新一屆政府，才應承擔相應的權責；二是就現實的可操作性而言，多數的反對派領導人此前都並未參與過經濟部門的運營與管理，同時也缺乏進行決策所需的基本數據信息，因此如今的反對派組織事實上也並不具備參與經濟改革的專業能力和信息資源。

其次，在所有涉及政治轉型的基本法律當中，匈共方面僅僅著重於強調政黨法的修訂這一議題，並希望以此來換取反對派政黨的妥協與合作。但是反對派方面的訴求卻要全面得多，譬如他們還提出要就《公眾集會與結社法》所需的必要修正、各政黨對於媒體資源的公平使用、保障轉型不會受到國家暴力機器的侵擾等諸多議題與匈共當局進行談判。

最後，匈共方面堅持要在憲法修正案中加上設立總統職位和憲法法院的相關條款，但在反對派方面看來，這兩個重大的立法議題並不能納入到此次談判的許可權範圍之內，而是同樣應當留給經由自由選舉產生的新一屆議會予以決定。

在4月底至5月初的這段時間，由於匈共當局和反對派圓桌會議都在執意堅持各自的談判立場，籌備性談判似乎陷入了某種僵局。然而局勢對於匈共方面來說似乎要更為不利一些，因為反對派此間在不斷地通過媒體來宣揚其主張，並且對本屆議會立法職能的合法性也提出了公開的質疑。

在5月2日的政治局會議上，匈共高層就當前局勢和可選策略進行了深入討論。匈共代表團負責人費伊蒂在會上承認，與反對派進行私下會談的結論是，即便有可能與那些老黨結成聯盟，恐怕也只能等到選舉過後了。因為如今「每個黨派都想在選舉當中一試身手，並認為那樣才符合他們的最佳利益。」在這樣的情況下，匈共需要對其年初制定的策略進行及時的調整。為了抓緊利用其自身依然殘存但卻已然式微的一點政治優勢，匈共如今已不介意看到轉型進程的加速、乃至於議會大選的儘早舉行了。於是，在對未來的議會選舉進行了利弊權衡、並對與潛在合作夥伴進行聯合的可能性進行了評估之後，此次會議做出了一個將徹底改變這場轉型命運的重大決定——與波蘭當局不同，匈共高層決定接受舉行競爭性選舉的方案！

由此可見，雖然籌備性談判在檯面上陷入了某種僵局，但是匈共高層在同時段內卻因迫於形勢的壓力，已然做出了某種實質性的策略轉變。這也意味著，離打破僵局的時機已不是很遠了。而尋求突破的嘗試，這次也首先來自於匈共黨內的改革派群體。

5月20日，匈共黨內的改革派群體在匈牙利的東南部城市塞格德（Szeged）召開了全國大會。大會決議敦促匈共領導層放棄當前的拖延戰術，儘快開啟與反對派的實質性談判，同時還要求讓改革派領導人成為談判代表團的成員。

同時令匈共惴惴不安的還有一件即將臨近的大事——對於因1956年事件而被處決的納吉及其同僚的重新安葬儀式已被確定為6月16日，即納吉被處決31周年的忌日。而且葬禮原先只是安排在偏遠的市郊公墓舉行，但是在籌備方歷史正義委員會（TIB）以及納吉家屬的強烈要求下，如今已改為在布達佩斯市中心的英雄廣場上舉行！誰都能預料到，屆時一定會爆發一場大規模的民眾示威，那樣的場面將會進一步對匈共構成不利。

對於反對派方面來說，雖說此時的形勢確實要更為有利一些，但這也並不意味著他們就樂意看到談判僵局的無限期延續——因為對方顯然也擁有一些令人顧忌的反制手段，譬如匈共當局可以以政治談判未能及時啟動為借口，在沒有與反對派進行協商的情況下，單方面迫使議會通過涉及政治體制轉型的那些重要法案。因此，儘快地開啟實質性談判此時已成為朝野雙方都能接受的一個選擇。

6月7日，反對派圓桌會議收到了匈共給出的關於開啟圓桌談判的書面提議，其專家團隨後於6月9日與匈共代表團簽署了關於開啟正式談判的協議。事實表明，到了籌備性談判的最後階段，朝野雙方均就此前的立場作出了某種妥協——反對派圓桌會議最終接受了將匈共的衛星組織列為圓桌談判的「第三方」的方案，同時也未能阻止匈共將經濟議題納入談判議程。

6月10日，匈共、反對派圓桌會議、第三方組織的代表們集齊於匈共中央委員會的總部大樓內，共同簽署了開啟三方會談的協議。該協議明確宣示，政府的權力基礎應當來源於民意，而民意只能通過舉行公平的自由選舉的方式來予以表達，改革的目標將是建立民主憲政制度。與此同時，民主轉型應當杜絕一切的暴力因素，通過和平的方式予以實現，任何社會組織都不應訴諸於武裝力量。協議還規定，此次政治談判的目標在於為國家的體制轉型設立相應的法律前提，因此只有在政治談判達成相關協議之後，國家才能進行相應的憲政變革。這樣便杜絕了匈共單方面推動其法案在議會獲得通過的可能性。至此，籌備性談判的大幕已徐徐落下，圓桌談判的大戲將隨即登台，這場政治轉型也將邁入一個新的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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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國民圓桌談判」

1989年6月13日，根據之前達成的協議，來自三方談判主體的代表們在匈牙利議會大廈內的獵手大廳舉行了首次全體大會，對外宣告「匈牙利國民圓桌談判」正式開幕。

6月21日，圓桌談判的三方代表就此次談判的組織架構和具體議題籤署了協議。根據該項協議，談判架構設為三個層級——最低一級是「工作委員會層級」，負責具體議題的談判工作；在此之上是「中級會談層級」，負責就那些工作委員會無法達成一致的議題進行更高層級的磋商與談判；最高一級是「全體大會層級」，主要定位為各方發布重要宣言及正式簽署談判協議的公共政治平台。

協議規定，各方應於當日傍晚舉行的第二次全體大會上設立負責中級會談的兩個（政治與經濟）談判委員會，然後再由這兩個中級會談委員會負責設立其下一級的各六個工作委員會。協議還詳細列舉了政治和經濟談判所需討論的各項議題，而此後的十二個工作委員會也正是根據這些分類議題來予以設立的。

具體而言，六個政治談判工作委員會的職能分工如下：

第一工作委員會：負責政治原則與政治機構的談判，主要涉及新憲法及憲法修正案的擬定、總統職位和憲法法院的增設等議題；

第二工作委員會：負責政黨法的談判，主要涉及為政黨運作設立各種法律規範等議題；

第三工作委員會：負責選舉法的談判，主要涉及選舉方式的選擇及相應議席比例的劃分、候選人參選議會議席的提名門檻設置、議會議席的獲選規則設置等議題；

第四工作委員會：負責刑法及刑事程序法的談判，主要涉及刑事逮捕和審判程序的規範、「政治罪」的取消等議題；

第五工作委員會：負責新聞媒體法的談判，主要涉及公共媒體的開放與管理、媒體資源的公平分配、談判內容的披露方式等議題；

第六工作委員會：負責為實現和平的政治轉型設立相關法律保障的談判，主要涉及國家武裝部門（如警察和軍隊）的管理運作規範的重新設置、對匈共自身擁有的武裝組織工人糾察隊的處置方式等議題。

六個經濟談判工作委員會的職能分工如下：

第一工作委員會：負責經濟危機應對策略的談判，主要涉及國家債務管理、經濟結構調整、抑制通貨膨脹等議題；

第二工作委員會：負責相應社會危機應對策略的談判；

第三工作委員會：負責產權改革的談判，主要涉及國有資產的私有化政策等議題；

第四工作委員會：負責土地改革及農業合作社改革的談判；

第五工作委員會：負責中央政府財政改革的談判，主要涉及公共財政法的修訂等議題；

第六工作委員會：負責競爭與反壟斷法的談判。

協議簽署之後，三方代表在獵手大廳舉行了第二次全體大會，會上三方均派出代表分別就民主政治轉型和應對經濟社會危機這兩大主題進行了兩輪主旨發言，就各自在各項具體議題上所持有的基本立場及相應理由予以了闡述。

在圓桌談判開幕之後不久，各個工作委員會便開始就各項議題的具體內容展開了實質性的談判和磋商，並且逐步地達成了一些協議。不過與此同時，談判雙方在數個關鍵議題上的實質性分歧也同樣開始顯露出來，而其中最具爭議的，便是關於總統職位的相關議題。

就匈共方面而言，其領導層受到波蘭轉型模式的啟發而要求設立一個掌握較大權力的總統職位，並進而主張應當在接下來的議會大選之前便用公民直選的方式選舉出總統。其公開給出的理由是，從此次談判達成協議到接下來的議會大選之間將會有半年左右的空檔期，此時政府的合法性將愈加堪憂，然而經濟社會危機的應對卻依然刻不容緩。因此，有必要設置一些有利於維持社會穩定的重要機制，而如果能有一個具有一定合法性且較為集權的國家總統來維持局面，將很可能有助於防止政府陷入進一步的癱瘓、社會陷入更深的危機。

平心而論，匈共的上述理由也並非完全站不住腳，只是在這一冠冕堂皇的表述背後，其實還存在著另一層自利的考慮。因為就當時的局勢而言，反對派陣營根本無力推出一個能夠與匈共候選人相抗衡的總統候選人，而當匈共方面於6月下旬明確將人氣頗高的改革派領導人波日高伊提名為其總統候選人之後，便可謂進一步強化了這一格局。因此在匈共方面看來，如果能夠通過談判迫使反對派接受在議會選舉之前就設立一個民選總統職位的話，那麼該職位就必然會落到匈共候選人的手中。由此，匈共就不僅可以掌握民選總統職位所享有權力和威望，還可以進而影響到各種政治規則的制定與實施，從而在未來的政治轉型進程中佔得先機，全方位地確保匈共自身的利益。因此，就此次談判中所有那些值得爭取的制度和法律保障來說，匈共領導層一直將設立民選總統職位視為重中之重。

就反對派陣營而言，其實與匈共黨內存在著保守派與改革派的拉鋸相似，其內部也同樣面臨著究竟應當在多大程度上對匈共作出妥協的艱難抉擇，而這背後又涉及到各個組織對於當前形勢的不同評估、對於權力制衡模式的不同理解、在大選之後是否傾向於與匈共結成聯盟的不同考慮等複雜因素。而恰恰是在總統職位這一議題上，反對派組織間的分歧開始逐漸地浮出水面。

概括來說，反對派圓桌會議內部針對這一議題分為了「妥協派」和「原則派」兩個陣營。所謂「妥協派」陣營包括了民主論壇、基民黨、小農黨、人民黨、鮑伊奇之友會這五個組織，他們傾向於接受匈共關於總統職位的相關主張。在這些組織看來，如果因為反對派在這一議題上過於堅持原則而致使此次談判遲遲不能達成協議，那麼反對派與匈共業已達成的其他那些協議就也可能會承擔付之東流的風險。因此，通過作出實質性妥協來推進這場和平轉型的做法是值得的，而且妥協協議的達成恰恰也可以為未來的民主制度建設打下一個初步的基礎。此外，這些組織對於波日高伊這個人也具有一定的了解和信任，因此如果波日高伊通過直選當上了總統，他們也看不出那會帶來多少實質性的危害。

所謂「原則派」陣營包括了自民盟、青民盟、社民黨、獨立工盟這四個組織，他們則堅決反對接受匈共的相關提議。一方面，這些組織試圖堅定地維護民主政治的原則，因此在這一政治轉型開始的最關鍵階段，他們無論如何也不願接受那些在他們看來將可能會使改革誤入歧途的憲政安排。另一方面，這一立場的背後其實也包含了他們對其他反對派組織的不信任以及對自身利益的考量——因為他們有足夠的理由推測，波日高伊與民主論壇領導人之間的良好關係，將有可能會在今後很長一段時間內幫助雙方結成某種政治聯盟。該聯盟將很可能會使得其他諸如自民盟和青民盟等自由派政黨趨於邊緣化，並進而對政治制度的自由化改革構成某種阻礙。正是基於以上考慮，這些組織才提出了自己的主張——即便是答應設立總統職位，也應當在接下來的議會大選之後由新一屆的民選議員們來投票選出總統，在此之前，則可由時任議會議長暫時代行總統的職務。

除了上述的總統職位議題，談判雙方還在如下的三個議題上未能達成共識：首先，反對派方面要求匈共撤銷其在各個工作單位中所設立的匈共黨組織，而匈共方面則表示，在工作單位設立黨組織是其固有的權利，反對派組織同樣也有權這麼做；其次，反對派方面要求匈共對其黨產進行清算和公示，並且在轉型期間為其他新建政黨和社會組織提供一定的財政支持，而匈共方面則表示，其只有義務對其自身黨員提供黨產統計信息，同時也不打算對其他政黨和組織提供任何財政支持；最後，反對派方面要求匈共立即解散其所擁有的武裝組織工人糾察隊，而匈共方面則表示，其只打算對工人糾察隊的規模進行一定程度的縮減。

6

辯論與最後的全民公投

截至9月中旬，談判各方已經逐步就憲法修正案中的某些規定、選舉法草案、刑法和刑事程序法的修訂等重要議題達成了一系列的協議。然而上述的幾個核心爭議卻依然橫亘在各方之間，使得這場談判遲遲無法達成最終的協議。

在整個談判期間，反對派圓桌會議內部曾就總統職位這一議題展開過數次異常激烈的辯論。雖然各方都從未放棄探尋某種妥協方案的努力，但是如今的分歧似乎已顯得無法彌合。譬如在9月11日的反對派圓桌會議內部大會上，民主論壇的代表曾提議，反對派方面可以堅持其在議會大選之後再由議會選舉出總統的立場，但是出於打破如今談判僵局的考慮，這次是否可以破例一次，接受在議會大選之前通過直選選出這一屆的總統。該提議在付諸表決時得到了多數票贊成（5票贊成、4票反對），但是自民盟、青民盟和社民黨卻動用否決權阻止了該提議的通過。到了9月15日的內部大會上，民主論壇的代表再次提議接受直選的方案，但與此同時可以為獲選總統的條件設置一些較為嚴苛的規定。該提議再次得到了多數票贊成（5票贊成、4票反對），但也再次因為自民盟和青民盟的反對而未能獲得通過。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在反對派進行內部辯論的某些時刻，所謂「妥協派」和「原則派」之間所體現出的實質性分歧似乎已開始直接威脅到反對派陣營的內部團結、乃至於反對派圓桌會議自身的組織存續。在當前的形勢下，反對派似乎只剩下承認其內部無法達成一致立場這唯一的選擇了。最終，是自民盟代表特爾傑希的發言為這場看似永無休止的辯論划上了句號——他宣布，如果最終的談判協議當中包含了某些他們無法同意的條款，那麼自民盟將拒絕簽署這一協議，但是與此同時，自民盟也不會動用自己的一票否決權去阻止其他反對派組織簽署協議。此外，自民盟還要求在即將召開的全體大會上就自身的這一決定發表一個單獨的聲明。隨後，青民盟和社民黨的代表們也表示將效法自民盟的這一做法。

9月18日晚19時，三方代表在時隔近三個月之後再次聚首於議會大廈的獵手大廳，舉行了談判開啟以來的第三次全體大會，也是此次圓桌談判的閉幕大會。三方代表都利用閉幕大會的發言機會對自身的政治立場進行了最後的辯護。

自民盟代表特爾傑希則更是利用發表單獨聲明的機會對其立場進行了詳細的闡述。特爾傑希表示，舉行此次談判的目的是要儘力移除通往自由選舉以及和平民主轉型道路上的各種障礙。可是從目前所擬定的協議文本來看，只能說是完成了其中的一小部分工作。由於匈共領導層一直拒絕作出實質性的妥協，談判各方才未能在另外一些關鍵議題上取得任何進展。這樣的狀況將很可能會使整個國家偏離民主轉型的正軌，自民盟並不願為此承擔責任。因此，自民盟最終決定拒絕簽署這一協議。但是，鑒於自民盟的立場在反對派圓桌會議內部處於少數派的地位，自民盟同時也決定放棄行使其一票否決權，從而讓那些願意簽署協議的反對派組織可以得償所願。

如果說以上發言還尚未超出與會代表的意料的話，那麼特爾傑希接下來所作的一個提議，則好似一枚重磅炸彈迅速引爆了全場，同時也將徹底扭轉整個的政治局勢——特爾傑希表示，既然此次談判尚有數個議題未能最終達成協議，那麼自民盟由此提議舉行一場全民公投，從而來對這些涉及政治轉型的根本議題作出一個最終的決定！

上述提議無疑讓在場的匈共代表團顯得有些猝不及防，其代表波日高伊也隨即對此作出了言辭激烈的回應。在這場政治辯論結束之後，三方代表隨即舉行了協議的簽署儀式，雖然此時的氣氛已算不上多麼融洽。該儀式是通過電視進行直播的，因此無論是當時的匈牙利民眾還是整個國際社會，都得以親眼見證了匈共、五個反對派政黨以及數個第三方組織共同簽署談判協議的這一歷史時刻。當然，人們也同樣目睹了另外三個反對派組織——自民盟、青民盟以及獨立工盟最終並未簽署協議，而社民黨則是在協議上標明了其不同意在議會選舉之前舉行總統直選的立場之後才簽署了協議。

圓桌談判協議簽署之後不久，自民盟便開始組織起發動全民公投的聯署簽名活動。公投設有如下四個議題：1、是否應當禁止在工作單位設立政黨組織？2、匈共是否應當全面公示其資產統計信息？3、是否應當解散工人糾察隊？4、是否應當在議會大選之後再舉行總統選舉？自民盟還形象地將其命名為「四個贊成（Four Yes）公投」，因為他們期望民眾在這四個議題上都投出贊成的一票。這項聯署簽名活動還得到了青民盟和社民黨的支持，其後小農黨也加入了支持的行列。這些反對派政黨此後順利搜集到了發動公投所需的聯署簽名，議會也繼而作出決議，將此次公投的日期確定為11月26日。

與此同時，匈共方面的情勢也發生了進一步的變化。1989年10月6日至9日，匈共召開了第14屆黨員代表大會。大會作出決議解散了匈共，同時宣布其作為專制政黨的歷史已至此終結，此後將改組為一個全新的政黨——「匈牙利社會主義黨」（MSZP）。

11月26日，全民公投如期舉行。當天共有58%的選民參與了公投。在前三個議題上，贊成票都一邊倒地超過了95%。然而在是否支持在議會大選之後舉行總統選舉這最後一個議題上，投票結果卻相當地接近，贊成的一方僅以6101票的微弱優勢獲得險勝。

1989年10月23日，即1956年事件33周年的紀念日，時任議會議長、同時兼任代理總統的絮勒什·馬加什（Sz?r?s Mátyás）在議會大廈前的科蘇特廣場上向民眾宣布，匈牙利將從此將放棄帶有共產主義色彩的國名「匈牙利人民共和國」，改名為「匈牙利共和國」，此後將致力於轉型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民主國家。

此時的整個選戰情勢對於匈共及其後繼黨來說確實有些不容樂觀。如今無論是在道義上還是制度上，社會黨的政治資本都已經可謂所剩無幾，其在選民中的支持率也是不出意外地一瀉千里。

1990年3月25日，議會大選如期舉行。民主論壇在此次大選中贏得了165席，接著依次是自民盟94席，小農黨44席，社會黨33席，青民盟22席，基民黨21席。5月2日，新一屆議會舉行了正式就職大會。5月23日，議會通過了政府內閣任命，由民主論壇、小農黨以及基民黨組成的新一屆聯合政府正式就職，民主論壇的領導人安托爾·約瑟夫（Antall József）擔任了自由選舉後的首任政府總理。社會黨則淪為議會中一個邊緣的小反對黨。至此，匈牙利得以初步確立起議會民主制，政治轉型的主體任務也大致宣告完成。

（作者授權刊發，原文見《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2017年第3期：《通過談判的革命—1989年匈牙利圓桌談判始末》，刊發時有刪改，注釋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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