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字畫要從哪些方面鑒別？

【紙絹鑒別】

書畫所用的材料絹和紙對於書畫的斷代起著一定的作用。絹和紙的鑒別是鑒定書畫又一途徑。根據和國學者目前的研究，晚周帛畫和戰國楚墓帛畫以及稍晚時候的馬王礁漢墓帛畫，均是畫在較細密的單絲織成的，至今為止未見用雙絲絹的(即經線是雙絲，緯線是單絲織成絹)。五代到南宋時期的絹，較前代有了發展和變化。從表面來看，除了單絲絹外，還出現了雙絲絹的形式。這種雙絲絹的經線是每兩根絲為一組，每兩組之間約有一根絲的空隙，緯線是單絲。元代的絹總的說來比宋絹顯得粗了一些，不如宋絹細密潔白，並且還呈現出稀鬆的狀態。明代的絹總的看來也是比較粗糙。明代早中期有一種質量較低較稀薄的絹，由於這種絹太稀薄不易落墨，所以書畫家往往先將其托上紙然後再進行書畫創作。紙的質料是判斷書畫年代的又一標準。漢、晉古紙，所見都是用麻料，較多的是用麻布、麻袋、麻鞋、魚網等廢料的再生物，也有用生麻--北方用大麻、南方用苧麻。它的特點是纖維較粗，所以也難以作得精細，它無光、無毛、纖維束成圓形，有時見木素。

【裝潢鑒別】

各個時代書畫裝潢有各自特色，可作為鑒別斷代的輔助依據。如南宋宮廷收藏的書畫有規定的裝裱格式--紹興御府裝潢式，對不同等級的書畫採用什麼材料來裝裱，都有嚴格的規定，如手卷用什麼包首、什麼綾子、什麼軸心;立軸的用料的顏色、尺寸、軸頭等都有一定的格式。元代宮廷藏畫選擇專人裝裱。大德四年，"命裱工五芝以古玉象牙為軸，以鸞鵲木錦天碧綾為裝裱，並精製漆匣藏於秘書庫，計有畫幅六百四十六件。"明代書畫的裝潢形式有進一步發展，書畫卷增加了引首，並且有的被寫上了字，有仿宣和裝窄邊的，也有用綾或絹挖廂寬邊的;立軸則有寬邊、窄邊之分，有的還加了詩堂。清代宮廷收畫的裝裱，有其特殊的風格面貌。唐熙、乾隆時期，裝裱的用料和技術、形式各方面都比較好，卷、軸的天頭綾多為淡青色，副隔水多為牙色綾，臨近畫心那一部分多為米色綾(或絹)，立軸有的有詩堂，有的則沒有，但一般都有兩條綬帶。立軸天桿上的圓曲是定製的，與非宮廷有顯著不同。嘉慶以後，宮廷裝裱的質量逐漸低落，立軸的天桿逐漸變粗(晚期成為方形)一部分軸頭不再用紫檀、紅木了，而且顯得比較笨拙。手卷比康乾時期也顯得粗些。

【印章鑒別】

印章的時代特徵與氣息也是鑒別書畫的佐證。印章的時代氣息可從其形狀、篆文、刻法、質地、印色等方面出來。宋代的書畫作品，鈐蓋上書畫家本人的印章為數很少，大多數書畫家在作品上並不鈐蓋本人的印章。宋代印章銅、玉居多，少量是其它質料的。印色有蜜印和水印之分(南宋未期出現了極少數油印)，蜜印顏色紅而厚，水印顏色淡而薄。元代印章的篆文、刻法都有變化，出現了圓朱文印。質料有木、象牙、銅、玉等，印色大都採用油印和水印。自元代王冕開始採用石料刻印以後，採用石料刻印的人逐漸多起來。明代初期，各種石料的印章已相當普遍，篆文刻法也有新的變化，篆文每個字的停筆處，都比原筆畫略粗一點，但顯得較淡，並略呈黃色，同元代的印色就有些不同了。明代中後期印章以石質居多，其它如水晶、瑪瑙、銅、玉等均有。字體有古文篆體等到各種形式。這一時期印色大多是油制的，顏色也有濃淡之分，也還有少數畫家使用水印。清初，書畫家印章甩用的篆文變化並不大，但印章形狀、字體字形都有多樣化的趨勢。清代中後期的印章，篆文刻法有各種各樣的規格，如浙派、皖派和其它各種流派，大都以《說文解字》為主體。印色從為油質，水印已不見使用。

【題跋鑒別】

題跋可分三類：作者的題跋，同時代人的題跋，後人的題跋。某件書畫的題跋雖然也有對這件作品加以否定的，但是少數。最多的是為了說明這件作品的創作過程，收藏關係，又或考證它的真、表揚它的美，於是人所共知的。但書畫既有偽作，題跋方面也同樣有多種的作偽情況，因此書畫鑒定不能不注意它的" 張變幻"。真古畫而配以別人的偽跋，或偽古畫而配以別人的真跋，都是常見之事。畫上如有作者同時人的題跋，應當弄清楚他和作者之間的關係。這方面的情況從書畫本身並不見得能知道，而須從一些題跋中去探索。後人的題跋對書畫鑒定能起多大作用，更要根據具體情況來進行分析。作偽在宋代已很盛行，米芾《書史》便記載他臨寫的王獻之《鵝群帖》及虞世南書，被王晉卿染成古色，加上從別處移來的題跋，裝在一起，還請當時的公卿來題這些字卷。如果傳到現在，宋人題跋雖真，帖本身卻是米芾臨的。題跋對書畫的鑒定是否可信還要看題跋者的水平。弘曆收藏至富，題跋也很多，但鑒別能力都差，往往弄假成真。黃子久的《富春山居圖》，他先得了贗本，嘆為曠世無雙。後來對真本他反說是假的。文徵明的題跋就較為可信，因他工書善畫，鑒別能力高。鑒別的人除了眼力有高低之分，還須看他對作品的負責態度如何。董其昌經眼過很多書畫明跡，但在評真上極不嚴肅，因此不能對他的題跋完全相信。總的說來，前代的鑒賞家去古較近，見到的東西多，有比我們佔便宜的地方。他們的題跋雖不克盡信，還是值得我們研究思考的。

【其它證據】

別字：歷來把寫別字看得很嚴重，書畫作者等都不至於有此等錯誤。如書畫上或題跋上，尤其是書畫的題款等等出現了這種情況，都被認為是作偽者所露出的馬腳。

避諱：在封建帝王時代，行文要避諱，就是當寫到與本朝皇帝的名字相同的字，都要少寫一筆，這就叫避諱，通稱為缺筆。在書畫上面，看到缺筆的字，是避的哪代皇帝的諱，就可以斷定書畫的創作時期，不能早於避諱的那代皇帝的時期，否則就是作偽的漏洞。這一問題，一向作為無可置疑的鐵證。

年月：書畫上或題跋上所題的年月或作者的年齡、生卒不符，或與事實有出入，也將被認為是作偽的佐征。如張大千藏《湘江風雨圖》與卷，曾影印於《大風堂名跡》第一集中。紙本，長幅。畫墨筆水石風雨竹。自識;風林顧有終，志行昆季，求予寫《湘江風雨》已三年矣，而予倥傯未能酬之。今年予上京師，與友攜酒追而送別於鹿城之南，乘興一揮而就，但愧用筆不精而情誼則藹然也，時正統丙寅歲(十一年，1446年)秋七月望後一日，東吳夏昶仲昭識。鈐朱：「東吳夏昶仲照圖書印」、「太常卿圖書」等印。另北京文物研究所存一卷，畫法款題印記，和張氏藏本完全一樣。畫在生紙，而末尾題識處紙色拖漿煮熟。細看兩卷畫筆均欠沉著，款字略有文微明法派，完全是一手之作。再拿夏畫真跡中題記印親校勘，乃知正統十一年丙寅(1446年)夏氏還在吏部考功習，而他官太常卿，則要到天順至成化五年已丑(約1457年--1469年)間，所以不可能正統中已用"太常卿圖書"的印章，因此肯定這兩卷多是明代中期人憑空仿造的偽本。作偽者對夏氏的生平事迹，沒有仔細調查研究過，所以露出了這樣的破綻來，下述幾例書法偽品也是以此判斷鑒別的。唐代顏真卿《裴將軍詩卷》(這本身是假的，姑不論)，後面有宋初「蔬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這兩句聞名的詩人林通的題跋，系偽造，因為該跋的字體是學黃庭堅的，考林通死後17年黃庭堅才出生，不可能學到黃的字體。唐代歐陽詢書小楷《般若婆羅蜜心經》本署書寫年月是貞觀九年十月四日。而《心經》乃玄奘法師從西域諸經中的一種，玄奘於貞觀十九年二月六日才奉敕開始譯經，歐陽旬豈能預書此經?由此可以斷定此帖非歐陽詢所書。唐代李邕書《少林寺戒壇銘》末署"杭州刺史李邕書，開元三年正月十五日建"。查《新唐書》本傳，李邕書開元甘三年始為杭州刺史，史事不合，可知其偽。潛惠堂刻《靈飛經》後有趙孟俯二跋，其中一跋作於泰定四年(1327年)，趙氏時年應74歲，而趙孟俯卒於至治二年(1322年)，享年69歲。可見此跋不可能為趙書。明代館閣體書法的代表人物沈度有一帖，款雲「成化十四年秋七月望後一日」。考沈度卒於宣德九年(1434年)，至成化於十四年(1478年)已死去45年了，憑此即可斷定它是偽作。

【古書畫材質：紙絹】

1.利用紙絹來進行斷代

2.觀察材質的新舊成色

紙絹材料：紙、絹有材質、製作規格、尺寸形制和質量代劣等情況，需綜合起來考察，才能判別其時代，而且是斷上不斷下。

粗言之，唐宋盛行絹，也有極少量的紙。元代紙絹並用。到明代出現了素綾、花綾等品種。

紙在西晉以後才用於書畫。當時是用麻紙，如陸機《平復帖》。南北朝寫經用黃柏紙，唐人臨摹用硬黃紙。唐時書畫多用麻紙和楮紙，韓況《五牛圖》、杜牧《張好詩卷》等即是麻紙。宋代開始大量使用楮皮紙、桑皮紙、竹紙等，南宋使用桑、檀合制的宣紙，質量上乘。元代用紙普遍，並出現生宣紙。明代以後，紙的品種眾多，如有藏經紙、宣德紙、花箋、灑金箋、泥金箋、高麗鏡面箋等。清康熙後又出現大量粉箋和蠟箋等特種紙。

絹的尺寸，有一定的時代限制。北宋宣和年前，絹的寬度一般不超過60厘米，大幅畫用雙拼絹或三撒絹。至南宋時，有了面寬超過1米的絹。紙張的尺寸，晉紙高度一般在24厘米左右，唐紙至28厘米左右，宋代可至32-33厘米左右，南宋時有高達40厘米以上的。元以後紙的高度大幅度增大。

古書畫(一般指宋元時代)因年代久遠，又經多次裝裱時加漿加礬，畫面上會產生一層光亮，俗稱「寶漿亮」。明和清早期字畫，也因年代較久，紙絹會自然泛黃和有包漿。造假古字畫，紙絹做舊，常見用赭石、藤黃加墨，或用茶葉水、香煙灰水刷染紙絹，或用油墨董等方法。但是往往會有水漬痕，或紙色不勻，而且無包漿。

對於利用紙張或是絹素來判斷繪畫真偽以及鑒定作品年代，現在也與高科技的手段相結合。絲織和紙張研究的專家，曾對一些古絹和古紙作過高精度電子顯微鏡攝影，積累了一些絲質編織結構的圖像資料、紙張的材質和纖維組織的圖像資料，為絹紙的時代鑒定提供了基礎性的科學數據。

【古書畫裝裱】

以各種綾錦紙絹對古今紙絹質地的書畫作品進行裝裱美化或保護修復。在宣紙和絹素上所作的書畫，因其墨色的膠質作用，畫面多皺摺不平，易破碎，不便觀賞、流傳和收藏。只有經過托裱畫心，使之平貼，再依其色彩的濃淡、構圖的繁簡和畫幅的狹闊、長短等情況，配以相應的綾絹，裝裱成各種形式的畫幅，使筆墨、色彩更加豐富突出，以增添作品的藝術性。

沿革書畫裝裱在中國有悠久的歷史。早在戰國時期就有帛畫、繒書，至西漢即有裝裱的繪畫出現。如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畫上端，裝有扁形木條，系有絲繩，木條兩端還系有飄帶。南北朝時書畫裝裱多赤軸青紙，著名裱工有范曄、徐愛、巢尚之等人。書法家虞□還著有裝裱著作。至唐代始用織錦裝書畫，格調堂皇，高手輩出。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中設「論裝背裱軸」一章專門論述有關裝裱事項。

宋代因書畫繁榮，裝裱亦獲空前發展，多用綾絹作裱料，裝裱樣式豐富多采。北宋宣和年間，裝裱多是畫心上下鑲隔界，不鑲綾邊，周以古綢絹邊欄之，稱宣和裱。此時畫家米芾兼善裝裱，著《論鑒賞裝裱古畫》一文，頗有建樹。元代宮廷設置專門機構，管理裝裱書畫。

明清以來，隨文人畫大興，以素絹或淺色絹作裱料的裝裱逐漸增多。出現了地區性的裝裱中心，所裱書畫因綾絹色彩及操作技法及裱幅形式的不同而具有地方特色，如京(北京)裱、蘇(江蘇)裱等。明代周嘉胄撰《裝潢志》一書，論述精微，人多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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