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老兵影集：消逝的面孔在此定格

第二次世界大戰改變了無數人的命運。隨著時光流逝，參加過戰爭的老兵正悄然消失。

這些逐漸消逝的面孔引起了美國攝影師薩沙·馬斯洛夫的關注。過去6年間，馬斯洛夫啟動了名為「倖存者」的拍攝項目，在22個國家尋訪了百餘位老人，並通過最新出版的影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面孔》，記錄下53位戰爭親歷者的肖像以及他們的故事。

馬斯洛夫相信，影集中的每幅肖像都在描繪一段歷史。「這可能是他們講述自己故事的最後機會……他們的故事或波瀾不驚、或震撼人心，對當下的我們來說都非常重要。」他在接受「observer」網站採訪時表示，這本影集最重要的意義在於提醒人們如何面對未來，「在眼下這個隨處可見『仇恨言論』的時代，我擔心人們會忘記曾經的教訓。」

肯·史密斯（英國）

戰爭爆發那天我在教堂。上午11點，我聽到時任首相張伯倫的講話：「我們處於戰爭狀態」。我喜歡足球，朋友告訴我，參軍就可以自由自在地踢球，我信以為真。

1941年5月，我所在的「曼徹斯特」號停泊在蘇格蘭斯卡帕灣，打算從「胡德」號戰列巡洋艦上轉移物資。一天，我收到寫著「父親病危」的電報，懇請指揮官准假，但遭到拒絕——我是船上的炮手。正彷徨間，前方傳來了發現德軍「俾斯麥」號戰艦的報告。

「曼徹斯特」號以閃電般的速度前往冰島北部，拚命追逐目標，直到燃料耗盡。一周後，皇家海軍終於拖住了「俾斯麥」號，將其擊沉。

此後，我調往地中海艦隊的「佩內洛普」號服役。1941年晚些時候，我們成功地截擊了一支德軍運輸船隊，但「佩內洛普」號也被重創，甲板上血流成河。我撤離沒多久，這艘因中彈太多而被戲稱為「胡椒瓶」的戰艦就帶著417名水兵沉入了海底。

菊池博秀（日本）

開始接受軍事訓練時，我只有12歲，那麼年輕，一心想幫助國家打贏戰爭，完全不顧自己是家中唯一的男丁。

我們這些少年被告知，應該為「為國捐軀」感到榮幸。所有人都被洗腦了，我們熱忱地相信自己的所作所為是高尚的。

兩年後，我申請成為飛行員。但那之後不久，大群美軍戰機飛過時遮天蔽日的景象便頻繁出現在我眼前，我第一次感到了恐懼。

聽到日本投降的消息，我的大腦一片空白。我們一次次被告知贏得了勝利，這讓我們相信裕仁天皇就是「神」。當意識到事實並非如此，我們便喪失了鬥志，剩下的只有無限的迷茫——那麼多親朋好友的死，原來毫無意義。

威利·格雷瑟（加拿大）

我出生在一個波蘭猶太人家庭，在德國巴伐利亞州度過了快樂的童年。希特勒上台後，形勢急轉直下。趕在戰爭全面爆發前，父親安排我和一個姐姐前往英國避難。

參軍後，我被編入主要由波蘭人組成的第10獵兵團，經由諾曼底戰役重返歐洲大陸。在1944年夏的法萊斯包圍戰中，我們與友軍合作，擊潰了一支5萬人的德軍部隊。

因為通曉德語，我被上級叫去幫忙訊問一群俘虜，竟然在其中發現了一名我兒時的同鄉。當我操著家鄉口音告訴對方，他面對的是一名猶太人時，對方驚呆了。

戰爭結束了，我在加拿大定居後獲悉，雙親和三個兄弟姐妹已在納粹大屠殺中遇害。夜深人靜時，我不斷自問，童年的玩伴怎會做出如此殘忍的事情？戰爭把人變成了怪物。

米歇爾·蒙特伽諾（義大利）

1942年，我是義大利邊防軍的一員，主要任務是鎮壓南斯拉夫共產黨領導的游擊隊。白天，我們像朋友一樣微笑著問好，晚上便成為互相廝殺的敵人。

第二年9月，由於墨索里尼政府倒台，我們接到了撤退命令。然而，德國人很快抓住了我們，把我們塞進火車（每個車廂有50～60人），送往後方服苦役。

我們被告知義大利囚犯必須為德國人工作，但我所在部隊的214個人無一同意。德軍威脅稱，如果我們拒絕，就要挨槍子。6個小時的僵持後，什麼都沒發生。這並不意味著高枕無憂，我們很快被轉移到一處集中營，不斷遭受毒打，彷彿註定要在那裡死去。

就在絕望之際，盟軍出現了。我再次獲得自由，整個人幸福得要爆炸。

安納托利·烏瓦羅夫（俄羅斯）

在列寧格勒（現聖彼得堡）接受培訓後，我加入了蘇聯裏海艦隊。整個1942年，我們頻繁出動，先把來自亞塞拜然的原油轉移到小型油輪里，再通過伏爾加河運到各個煉油廠。

敵人察覺了我們的行動，頻繁實施空襲。我搭乘的船是臨時徵用的，但在首尾安裝了高射炮。這招非常有效，它迫使敵機爬升到更高的地方投彈，大大降低了轟炸的準確性。

儘管如此，還是有一艘油輪被擊中。時值深夜，泄露的原油熊熊燃燒，艦船周圍化作一片火海。不斷有人從船上跳下，但根本無處可逃，只能從一片火海跳進另一片。

納粹德國投降後的1945年6月24日，一場規模空前的閱兵式在柏林舉行，大約1.5萬名蘇聯士兵接受了檢閱，我是其中之一。那是我一生中最難忘的時刻。

烏利·約翰（德國）

1944年從軍官學校畢業不久，我就被派往比利時，參加孤注一擲的阿登反擊戰。那年12月31日，我失去了左臂。

根據德軍統帥部的命令，四肢受重傷的士兵一律要截肢，因為這樣可以讓傷勢恢復更快。一個多月後，我就回到了部隊，準備在德國本土迎接末日。當時，我身邊的絕大多數人相信自己是為了拯救祖國而戰；如今看來，他們是抱著好的動機做了錯誤的事情。

戰爭的最後幾個月令人不堪回首。身為指揮官，我最終決定違抗命令，解散了自己的部隊。我本打算讓部下把剩餘的槍支彈藥瓜分，但沒有一個人願意帶著武器離開。我知道，這樣做等於把自己送上軍事法庭，但我同樣知道，繼續作戰已沒有意義，士兵們應該回家。

戰後，我嘗試和法國、蘇聯、美國的退役軍人建立聯繫，昔日的敵人中有不少和我成了朋友。我們這些老兵都相信，只有親身經歷過戰爭的人，才能理解戰爭真正意味著什麼。

英國《每日電訊》報、美國「赫芬頓郵報」網站、美國航空航天雜誌網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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