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學最能打動人的地方在哪裡？

思無邪：董平先生學術志趣廣泛，宋明理學、佛教哲學、印度哲學、詩詞曲賦等都有所涉獵，並已把獨到見解落實到了厚實的學術論著及各類講壇課程之中。本次訪談圍繞著董先生的研究方向及大家所關心的問題而展開。

一問：王陽明被諸多人奉為偶像，他是如何一步步走向神壇的？

董平：王陽明得到古今中外許多人的敬仰，這是事實，但我認為他並未成為偶像，更未「走向神壇」。偶像是供人崇拜的，神壇則是遠離人群的，而王陽明的思想，恰是平民的，是貼近生活的。人們敬仰他，主要還是出於對他的思想的信服。從歷史事實來看，信服陽明學說而敬仰他的大有人在，同時批評他的學說而否定他的也大有人在，批評他而又重建其心學理論的還是大有人在，所以說他「走向神壇」而成為偶像是不合事實的。

在今天，我們仍然相信王陽明的學說能夠對現實社會發揮其獨特作用，能夠對現實社會的價值偏離起到糾偏作用，但也不需要把他作為一個偶像來崇拜，而應把他的學說付諸實踐。

二問：作為偶像，在您看來，他最打動人的地方在哪裡？

董平：王陽明不是也不應是「偶像」，但不論是王陽明這個人還是他的學說，的確都有很動人的地方。就人而言，王陽明是一個很率真的人，他總是能夠保持著清醒的理性精神,而對現實社會又保持著反思與批判的態度，他對社會的流行學說，則細加辨析、經由親身實踐而發現其理論與價值的偏失而予以匡正，他確信身心自得之學，是能夠導向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的「胸次灑落」境界的。他有時也以「狂者胸次」自許，而追求人格的獨立與完整。這樣一種表裡一致的率真人格，又具備能擔當得天下大任而又舉重若輕的不世才能，豈不動人？

就學說而言，「良知」的揭示，使人人皆能自為主宰，人人皆能通過自致良知的生活實踐，而把生命的境界導向光大高明的聖人之域，又豈不動人？如果我們真能為王陽明及其學說所動，則研習其學說，追慕其為人，自致其良知，完善其人格，也必自得其生命境界的轉進。

三問：王陽明是中國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和哲學家，也是中國歷史上少見的全能大儒，在您看來，王陽明是一個怎樣的人？

董平：古人要評價一個人，會從立德、立功、立言三個角度去評價。歷史上，真正能夠把這三者都做到極致，達到一個很高的高度的人物是不多的，而王陽明就是真正做到的人。

四問：後世談到王陽明，與心學是分不開的。王陽明的心學是怎麼來的？

董平：儒家思想的發展，在歷史上是經過許多曲折的。比如說唐朝，儒家思想的發達程度，實際上是不如佛教的。所以到了宋朝的時候，一些思想家就開始提出一個問題，為什麼中國傳統的孔子孟子的聖人之道，怎麼還不如佛教那麼深入人心呢？研究的結果，就導致了儒家思想的復興。這個復興運動形成的結果，我們通常就稱為理學。理學又分為不同的學派。元代以後，由於種種原因，朱熹的思想更受到重視，形成了「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的局面，大家都照著朱熹說的去說。可是王陽明不一樣，他是個非常重視實踐的人。他認為既然是聖人之學，就不僅是個理論，還應該是個實踐的體系。

在實踐當中，他感覺到朱熹的格物致知的觀點有問題，在實踐當中不起作用，不能使他成為聖人，所以他就去反思、研究朱熹思想的整個體系。就是在這個前提下，他提出了一些觀點，核心是強調，一個人，真正可靠的，是自己的心靈。他把這個本心稱為良知，由此開創了一個以致良知為核心的思想體系。為了將它與朱熹的思想體系相區別，後代的人，包括他本人，就稱之為心學。

五問：陽明心學很複雜，您曾用很長的時間來講，能不能用最簡短的話讓我們了解陽明心學呢？

董平：心學的理論體系說起來很麻煩，但其實也很簡單，就是那麼點意思。每一個人，我們為什麼能夠學習，能和世界進行聯繫，都因為我們有一個本心，有一個良知在。那個良知本來是一個好的東西，可是我們在現實生活當中沒有感覺到心裡還有個良知存在，所以我們便胡作非為，說話做事不本著良心，漸漸地不僅僅是離聖人越來越遠，而且離人越來越遠。人真正要回歸到他自身生活的本來狀態，還原我們生活的真相，真正使自己走向成為聖人的道路，那就必須要把我們的良知，通過我們自己的實踐，在現實生活當中把它呈現出來，這個呈現良知的過程，就叫做致良知。這就是陽明思想的一個最核心的內容，說起來很簡單，也不複雜。

六問：您研究王陽明，同時又在大學哲學系任教，王陽明個人的思想對您有怎樣的影響？

董平：我覺得現代社會與古代社會關於學術的觀點，有很大的不同。現代社會更多地受到西方學術傳統的影響，把學術或者說學問僅僅當作一個理論的東西，所以書越寫越厚、越寫越多。古人對學術的觀點不是這樣。因為學，必須要習。我們現在講學習好像是一個概念。在古人那裡不是這樣，學是學，習是習。讀書、向老師請教，這叫作學；習是什麼呢？習就是實踐。你要把學來的東西在生活中去還原，在生活中落實，在生活中去做，這叫做習。所以《論語》裡頭曾子有一段話，「吾日三省乎吾身」，每天都要多次的反省自己，反省三個方面的事情，第一條是為人謀而不忠乎？第二條是與朋友交而不信乎？第三條是傳不習乎？意思就是老師教給我的東西，我有沒有去習？我們今天把學習看成一個詞，理解不如古人全面。

所以就我個人來講，我再回過頭去回答這個問題，我學習王陽明的思想，研究他的作品，當然我也有我所謂的學術的目的，因為我是在高校裡面教學生的，如果我自己都弄不明白，我沒有辦法去教學生的。我們不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那是不可能的。我們充其量只能以其昭昭使其昭昭，對不對？所以我們自己要盡量把它弄明白。這是我的目的之一。但是你說對我有沒有影響？我想當然是有。所謂的潛移默化嘛，多多少少總會受到影響的。比如說我剛才提到的我們像曾子一樣，我們要不要反省自我的生活啊？我今天做了什麼事，說了什麼話，對頭還是不對頭？你只有在反思的過程當中你才是清醒的。我想我們經常去做，可能會使我們比較少地重複犯錯，漸漸地使我們少犯錯誤，如果使我們不犯錯誤，那就使我們做到聖人了。

七問：市場經濟條件下，聖人的道德該如何有效喚起人們的良知，從而使經濟秩序更加理性，更有溫度？

董平：不論在何種社會條件之下，良知的喚起都不是依賴於「聖人的道德」，而是依賴於個體自身對於自我良知的自覺。在今日的市場經濟下，我覺得更應提倡良知以及人們對於良知的內在自覺。良知的內在自覺，即是人的本質的自我醒覺，它是道德、理性、情感的本原，也是人生意義與價值的本原。良知的自我喚起，以它為自己的主宰，那麼就能使我們外在的言語、行為活動回歸於良知自身的本然秩序，從而使外在的全部行為都體現為良知的表達，人的現實生存就回歸到了內外表裡之全然的同一。

顯而易見，如果是一個從事經濟活動的人這樣去「致良知」，那麼他所從事的經濟活動無疑就會「更加理性」、「更有溫度」；社會中生活的人，人人都這樣去「致良知」，則社會生活整體就會更有秩序，而體現出真正意義上的和諧。

八問：傳統中國被深深打上了「人治」的烙印。今天，對於龐大中國的治理，有人認為「人治」與「法治」當結合，而不能單純採用哪一種。您怎麼看？

董平：「人治」、「法治」問題，人們談論甚多。給傳統中國打上「人治」的烙印，恐怕也是晚近的事情，究實說來，大概也並不全然符合中國古代政治的實情。漢武帝時董仲舒提出「德主刑輔」的政治方略，實際也即是大抵主張重歸「禮治」。此後各代政治雖互有因革損益，但皆有「制度」。既有「制度」，則「法」自然就在其中。

處在今日的時代，人們都崇尚「法治」，事實上「法治」、「人治」原本是統一的。宋代學者就討論過這一問題。「法」不可自行，必待「人」而後行。有「法」而無「人」，則「法」形同虛設；有「人」而無「法」，則私慾泛濫，天下無道。必以人而行法，則「法」藉「人」而得以體現，「人」因「法」而實現管理，是既為「法治」，也是「人治」，兩相統一。黃宗羲曾強調「有治法而後有治人」，實際上也強調了這兩者的統一。

我個人還想順便談點想法：在現代意義上，「法治」是一個初級的社會管理理念，並不是高級的，「法」是關於社會生活共同體之中人們的公共行為的最低限度，是最低的公共生活秩序保證。「禮治」其實是更高級的一種形態。但就當前生活的現況來說，我們仍主張先行「法治」，用以確保社會公共生活之最低限度的秩序性，經由價值引導、人心自覺，而逐漸向更高級的「禮治」過渡。「禮治」的時代，即是人人皆實現自我身心管理的時代，即是孔子所說的「從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的實現。

九問：王陽明心學微信公眾號是國內最大最有影響力的弘揚心學自媒體，也經常刊載您的作品與講座，您對此有什麼建議？

董平：王陽明的一生，是實踐的一生，就是實踐他提出的知行合一觀點的一生。希望愛好心學的朋友要把王陽明的實踐精神落到實處；也希望你能多舉辦一些線下活動，促進交流與學習，在社會基礎層面弘揚心學，把心學發揚光大。

我也是你的公眾號的訂閱者，一些優秀的作品我會分享到朋友圈裡。公眾號的整體精神透著一股非常強烈而又清晰的歷史憂患意識，對待各種觀點持一種開放的包容態度，這在當今社會很難得。我會一直支持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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