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百鳥朝鳳》下跪的方勵：一個有故事的男同學

是低調的企業家又是高調的電影製片人，但方勵最在乎的是成為一個有故事的人。

全文約5200字，閱讀大概需要10分鐘。

財經天下（ID：cjtxzk） 文 | 盧華磊

編輯 | 唐曉園

「晚上10點之後給我打電話，12點更好……白天不要找我，沒時間。」

63歲的方勵這樣回復《財經天下》周刊記者的約訪請求。作為電影製片人，他近期都在忙著為李玉導演的新片《陽光劫匪》做前期籌備。

這部電影改編自日本作家伊坂幸太郎的同名小說，講述四個都市青年尋找寵物的故事。當前劇本已經完成，正在做分鏡頭、特效預覽和場景設計，如無意外該片將在9月下旬開拍，明年秋季上映。

《陽光劫匪》是方勵參與制作的第11部電影，他是北京勞雷影業有限責任公司總裁，經他手製作出的電影有《後會無期》《萬物生長》《觀音山》等，因為投拍的電影多是文學藝術類影片，《觀音山》還曾以8000萬元票房打破中國文藝片票房紀錄，所以方勵被認為是業內知名的文藝片製片人。

▲方勵和韓寒。

做電影的同時方勵還在設計新的水下遙控機器人。他另一個身份是美國勞雷工業公司總裁，這是一家做「地球科學和海洋科學研究」的工業公司。

「前天晚上4點鐘睡覺，結果剛躺下就想到一個點子，爬起來和美國工程師打了一小時電話。」方勵說，他的世界裡沒有白天黑夜之分，每天上午10點起床工作，凌晨5~6點睡覺。「困了才睡，餓了才吃，吃飯睡覺其實挺無聊的。」

這種橫跨科學技術和文藝創作的工作方式陪伴了他十餘年。他的公司涉及地球物理儀器開發、海洋科學調查裝備製造、電影製作等多個行業。

但更多人是通過兩個視頻才認識方勵。2014年09月，方勵在網路演講平台「一席」上發表演講《感謝你給我機會上場》，以「有故事的老男人」的身份建議年輕人要「敢於折騰、追求內心的理想和喜好」。該視頻當時在網路上流傳甚廣，被標題黨冠名為「99%的人看完之後都辭職了」。

和這段廣受好評的視頻不同，另一個與他相關的視頻則引來巨大的爭議。

2016年5月12日晚，方勵以《百鳥朝鳳》聯合出品人的身份在微博視頻直播時下跪磕頭，向全國影院經理求情，希望他們為電影《百鳥朝鳳》爭取排片，同時也跪求網友幫忙傳播擴散，支持這部吳天明導演的遺作。

該視頻引起巨大爭議，讚揚者認為，作為該影片的志願者，方勵不為名利，只是單純的希望這部片子能獲得更多關注，這一跪顯示了他的真性情。

批評者則認為，下跪有道德綁架之嫌，讓影院經理不好意思拒絕，如果這成為一種風潮，將引發更多的無下限的營銷方式；《人民日報》更是批評方勵此舉「丟了文化人的臉」。

不過，方勵自己覺得這一跪非常值得。最終《百鳥朝鳳》票房超過8000萬人民幣，豆瓣評分8.0，有超過10萬人為該電影貢獻評論。而在方勵直播下跪前，該片上映一周的總票房僅有300多萬元。「我要知道會有這樣的結果，讓更多人關注這部片子，我早就跪了。」下跪事件一周後，在接受《財經天下》周刊採訪時他如此說。

該片票房最後超過預期，在收回前期投入的300萬元宣發成本後，該片的利潤被捐獻給了中國電影基金會下面的「吳天明青年電影專項基金」。「我是喜歡電影才來做電影的，不是想賺錢而做電影，所以我的動機不一樣，我承認我是一個任性的人，隨心走，想做什麼就隨著自己心愿去做事，且不設目標。」方勵說。

任性的分享者

在2001年之前，方勵這個名字並不為人所知，那時他的身份是美國勞雷工業公司總裁。雖然這個公司是業內知名的地球物理儀器開發銷售公司，但在業外人士看來，這個身份和路人甲沒什麼兩樣。

但從2001年方勵「一時貪玩兒」投資了王超拍攝的《安陽嬰兒》後，他的名字很快就出現在影視、娛樂等版面上，並因為連續製作了數部未能公映的電影，如《頤和園》《蘋果》後，方勵成為媒體口中的「地下電影教父」。

直到2011年他和李玉導演合作的《觀音山》上映後才打破了這種尷尬，而在此前的10年中，方勵已經為4部未能公映的影片投入了超過4000萬人民幣，顆粒無收。

對於方勵而言，虧錢似乎並不是最苦惱的事情。他說，這些錢都是早前做總經理、CEO攢下來的工資，是自己的「私房錢」而且「家裡也不指望他往回拿了」。

與虧錢相比，他更在乎好故事無法分享給更多的人——「當聽到一個很好玩的故事，很有意思、很傳奇的一段歷史，我就立刻想分享給周圍的朋友。」1995年，方勵在美國看到一部講述中國抗戰的紀錄片，名為《中國之戰》（The Battle of China），其中一個畫面讓他「感動很多年」——為躲避日軍，國民政府從武漢西撤，很多難民趴在火車上蜂擁逃亡，還有更多的難民沿著鐵軌步行西遷，而當列車緩緩開過後，鐵道兩旁的難民自發地扒掉鐵軌，破壞鐵路，以防止日本人利用其追擊。

「這個紀錄片是1941年左右拍攝的，當時許多美國民眾並不支持自己國家參加這場戰爭，而美國政府希望藉此類影片來打動民眾，以改變他們的觀點，我不知道有多少美國人被這個畫面感動，但作為中國人我對這個畫面念念不忘。」方勵說，他那個時候就有一個念頭，希望有機會拍一部名為《最後列車》的電影，講述「戰爭中妻離子散、悲歡離合的故事」。

3年後，他迎來了拍電影的機會。1998年，他的好友陳凱艷為他介紹了一個名叫王超的年輕導演，希望他幫助這個年輕人完成電影夢想。陳凱艷是陳凱歌的妹妹，當時是著名的影評人。

王超拍攝的這部電影就是《安陽嬰兒》，這是一部反映底層人民生活的文藝片。但因為沒有申請到電影拍攝許可證，該影片最終未能上映。

雖然這次投資虧損了「一百多萬」人民幣，但方勵覺得「本來就是玩票，沒有傷筋動骨」。「我開始就是幫忙，但有了第一個電影的參與以後，突然就很有興趣繼續做，我自己也沒想到，上了賊船沒下來。」

這次「被騙」非但沒有讓方勵遠離王超，反而為其投拍了第二部電影《日日夜夜》。有了前一次的經驗，他們這次申請了許可證，做成了「地上電影」，但成片後方勵覺得片子拍的「不夠好不滿意」，最終「任性的」自我封殺了該片。這再一次讓他的幾百萬元投資付諸東流。

此後他又和婁燁導演合作，投拍了《頤和園》。方勵最初看到的劇本是講述80年代北京大學生生活的故事，但投入1000餘萬元後，婁燁剪出來的片子卻和備案的劇本完全不同，成片根本無法過審，最終《頤和園》也成為地下電影。

「這個不賴我，賴婁燁，他改了劇本，把這個電影變成了地下電影。」

雖然接連遭遇打擊，但方勵並不因此「痛恨」導演，他說自己「太愛這些導演了」。這幫人都有點兒瘋狂，和自己很像。

所以瘋狂的他沒有停止對電影的投入，他和李玉合作的《蘋果》再次被禁，並且因為「涉嫌傳播色情」被處罰，方勵本人被罰兩年不能參加電影業務，但依舊沒有改變他拍電影這個「奢侈的愛好」。

「我不會拍純商業品、娛樂片，因為那肯定不是我的愛好。我又不缺錢，不用靠電影來賺錢，我喜歡投文藝片，因為它和人性有關，和情感有關。電影所以能打動我，就是因為人在不同時空中的情緒和情感，尤其是在大的時代變革中留下來的不同故事，很讓我感動，我就是喜歡和大家去分享這些感動。」

為了分享這些影片，他在這個新事業上投入了巨大的精力。2008年《蘋果》因為「涉嫌傳播色情」被禁止上映，方勵一次次去電影局申請上映，「求人，找關係」，10天內電影被重新剪輯了5次，但執著的方勵還是不停地去申請。「

「電影做出來要給觀眾看的，何況我做的是中國電影……我最喜歡我的電影能做出來給中國觀眾看。」他說。

貪玩的企業家

採訪前幾周——5月11日，在舟山為《陽光劫匪》勘景時，方勵一時「神經短路」抓著系船用的纜繩從岩石上下滑「玩兒裸手速降」，結果不僅雙手磨破流血，還從2米高的岩石上撒手摔下，傷了左臀，兩周內抽了兩次淤血和積液，一次160毫升，一次135毫升。並因為屁股綁不住繃帶，一走路就松，所以這兩天又腫了。

在接受《財經天下》周刊採訪前，醫生還建議他「做手術，將內部損傷的肌肉縫合」。但他對就醫的態度並不很積極，在方勵看來，患處的腫脹已經從「大麵包變成小麵包」，並且「只是發木不疼了」，對他來說做手術有些浪費時間。

他總在強調「浪費時間等於浪費生命」，並稱自己創業投進去最重要的不是資本，而是心血和生命。「用金錢來衡量生命的回報這個虧大了，生命最大的回報是快樂。」

雖然方勵從商業市場中賺取了不小的財富，但他不喜歡別人叫他生意人，他更希望人們將他看做「企業人」。

「企業人和商人不能混為一談，商人是做買賣，買進賣出，做交易的人。而創業者和企業人是將自己的技能、創意變成可被利用的商品，是將興趣愛好變成一個商業模式，這和純粹的生意人不一樣。」

▲對於方勵而言，虧錢似乎並不是最苦惱的事情。他說這些錢都是早前做總經理、CEO攢下來的工資，是自己的「私房錢」。

實際上，這種爭論的背後是方勵那一套「貪玩」的哲學，他將做企業看做是另一種「玩兒」。「這是廣義的玩兒，就是從事自己喜歡的事兒，我巴不得別人不管我，我就自己玩兒。」

十幾歲的時候，方勵就養成了這種「貪玩」的性格，他給記者看他年輕時的照片，留著小平頭的黑白照，「看起來很正經是吧？其實喜歡玩兒的不得了……就像韓寒，我們其實不是要反傳統，我們就是不要受束縛，想幹什麼就幹什麼。」

那時候的方勵正經歷著人生中最艱苦的時期。方勵12歲時被抄家，父親被關押，母親被下放，5年後，17歲的方勵也被送到貴州深山裡「鑿隧道，修大橋」。

1978年，也就是恢復高考的第一年，方勵考取了華東地質學院（現東華理工大學）的地球物理專業。但在入校之前，他對這個專業一無所知，之所以報這個志願是因為他當工人的時候經常去成都理工大學踢球，該學院有一個「恐龍化石館」，踢球之餘方勵經常偷溜進去看恐龍化石，進而才知道「有一個地質專業」。而他自學高中課程時「特別喜歡物理」，於是在報考志願的時候「突然發現有一個地球物理系」，於是歪打正著選中了自己最愛的行業。

在演講平台「一席」《感謝你給我機會上場》演講中，他回憶了這些經歷，並說自己很小的時候就明白生命就是一場旅行，「一旦看到了自己的終點，就覺得沒法活了……就像日曆本一樣，每天的生活就是扯日曆，扯到終點等死，這太可怕。」

「一席當時是想讓我談電影，後來我說自己不會演講，也不想綵排，他們就建議我聊聊自己的生活。」方勵說當時的演講是被現場的氣氛感染的，「就像朋友聊天一樣，因為我覺得大家在內心都有一片夢想之地。」

實際上，方勵今天的許多決定都和當年的經歷相關，比如《觀音山》電影中在火車頂上的打鬥橋段就是方勵「從貴州龍里扒火車回成都替父打架報仇故事」的真實寫照。而他之所以對《百鳥朝鳳》如此推崇，除了「超喜歡吳天明，覺得兩人有很多共通之處」之外，也因為他從影片中想到自己的師徒關係。方勵曾進入成都一家汽修廠做過機械鉗工，當時帶他的師傅是一個60多歲的老鉗工，學了一年之後，師傅因為肝硬化而離世。最終方勵以徒弟的身份聯絡其家人，幫助他們在成都操辦後事。

「（電影里）這種師徒關係我太明白了，做徒弟是要拜師的，拜了師，師徒關係就是固定的，一個師傅可以有好幾個徒弟，但是徒弟只有一個師傅，這就相當於他的義子，這是中國的傳統，不然師傅的手藝憑什麼傳給你？」

所以，方勵第一次看《百鳥朝鳳》的時候就哭了。實際上這部電影早在2013年就製作完成了，但因為沒有宣發經費，一直到2014年吳天明去世也沒能公映，最終成為吳天明的遺作。而當吳天明的女兒吳妍妍將片子帶給方勵觀看時已經是2016年的3月份。他們在北京的七棵樹創意園——也就是方勵的電影后期製作公司中看完片子，「晚上7點看，9點鐘出來，每個人都含著淚。」

方勵回憶說，看完之後大家情緒都很激動，覺得這部電影不應該被埋沒。「現場就開始探討各個營銷點，希望將電影推向市場。」方勵當時就提議大家為這部電影做一場「公益推廣」活動，以志願者的形式幫《百鳥朝鳳》做宣發工作。

隨後他又拉來曾經幫他做過《後會無期》和《二次曝光》的營銷團隊加入，總共召集了數百人的志願者開始做宣傳發行。最終方勵和其他兩個夥伴湊出300萬元用於宣發，鑒於《百鳥朝鳳》沒有明星陣容，又是小製作，他們當時就認為很難收回成本，可以對比的是《後會無期》和《二次曝光》的宣發費用都是「千萬級」的，所以方勵說，這次宣發是「無米之炊」。

果然，上映一周後《百鳥朝鳳》的票房才300萬元，而很多影院已準備在周末「下片」，方勵說直播的時候他看到周圍的小夥伴那種「期望的，失望的眼神」覺得壓力巨大，「既然那麼多人說，跪求，那我就跪一個吧！」

在他看來，自己只是幫這部影片抬轎子的人，「是為這個電影服務，幫這部電影乞討」，沒考慮自尊，也否認自己是「道德綁架」。「

這個說法（道德綁架）是用詞錯誤，準確的說我這是『情感綁架』。」方勵說，他用情感「綁架了義工、綁架了合作者」.

下跪事件發生後，在一周內方勵接待了全國近百家媒體採訪。他經常在他家附近的咖啡館內和不同的媒體聊天，「從下午2點開始一直聊到晚上11點」。

方勵紅了。他說，那時走到街上的時候，有人會同他打招呼，這些人大都是看了他《感謝你給我機會上場》演講視頻的觀眾。而此次摔傷臀部，去診所治療，結果一個超聲波大夫就認出了他，並向方勵表示，正是他的演講，所以把工作辭了到民營醫院來闖蕩。

很多人將方勵視為「一個愛惹禍的人」——總是忽悠別人將鐵飯碗砸掉重新去闖蕩。但方勵覺得這才是生活。

創意 10 問方勵

Q：你做過最有成就感的項目是哪一個？

角度不同，答案不一。從藝術和商業雙贏的角度看是《觀音山》和 《後會無期》；最獨特的是 《蘋果》；對時代衝擊力最大的是《頤和園》。

Q：什麼在激勵你的電影事業？

還活在這個世界上，愛這個世界，愛這個時代。

Q：簡單描述一下勞雷影業的風格。

這是一群快樂的熱愛電影的人組成的一個團隊。為觀眾做好電影為第一目標，商業訴求是第二目標。

Q：影視職業生涯中最重要的影響來自於什麼？

來自於早年電影的熏陶。

Q：你有沒有最推崇的電影人或者生意人？

我覺得好朋友都是等同的喜歡，婁燁導演和李玉導演我都很喜歡。

Q：在你看來，電影行業從業者最重要的特質是什麼？

感性。

Q：你如何理解創意階層在商業生活中起到的作用？

先鋒作用。

Q：在中國做電影最大的困難是什麼，如何克服？

當前最大的困難就是平衡理想與誘惑。

Q：您每天早上起來做的第一件事是什麼？

看手機。

Q：臨睡前做的最後一件事是什麼？

玩棋牌類遊戲，因為它不費腦子，只有這樣才能讓我真正疲勞。

【本文首刊於2017年7月3日出版的第136期《財經天下》周刊】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