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戰神朱可夫元帥筆下的悲慘童年，自古雄才多磨難啊！

《回憶與思考》

凡是上了年紀的人，都很難記清他一生中的一切。許多事情，特別是童年和少年時代的許多事情都記不得了，所能記住的只是那些不能忘掉的東西。

我於1896年11月19日出生在卡盧加省斯特烈耳科夫卡村。我家住的房子座落在村子中央，房子很破舊，一個屋角已經陷進地面很深。牆壁和屋頂長滿綠苔和青草。全家只有一間屋，開著兩面窗戶。

連我的父母也不知道，這所房子是什麼人在什麼年間蓋的。聽一些老年人說，那兒原來住著一位名叫安努什卡—朱可娃的寡婦。她無兒無女，為了彌補生活的孤寂，從孤兒院領回來一個兩歲的男孩我的父親。我父親的親生父母到底是誰，沒有人說得出來。我父親自己後來也不想去打聽自己的身世。只聽說，他是在三個月的時候被媽媽丟在孤兒院門口，身上還夾著一張紙條，上面寫著：我兒子名叫康斯坦丁。沒有人知道這位可憐的婦女，為什麼要把孩子丟給孤兒院，恐怕她走這條路，也不會是因為不愛自己的兒子，很可能是為生活所迫。

父親剛滿八歲的時候，他的養母就去世了。他便到烏戈德廠村跟一位皮匠學手藝。他後來同我們講起過，他學徒期間主要是幹家務活，替老闆抱孩子、喂牛等等。就這樣學了三年，滿師以後便到別的地方去找活干。他步行到莫斯科，終於在那裡的維義斯製鞋廠找到了工作。維義斯還開著一家時髦的鞋店。

我知道的不詳細，只聽父親講過，1905年事變後，他和許多工人一道由於參加示威遊行被工廠開除了，並被驅逐出莫斯科。從那時候起，直到1921年去世止，他再也沒有出過遠門，就在奉村干皮匠活和農活。

我母親叫烏斯季妮婭—阿爾捷米耶娜。她出生在鄰村黑泥庄一個很窮的人家。

母親身體很強壯。她能不費勁地扛起五普特重一袋糧食走好遠一段路。據說，她身強力壯，是因為她父親我外祖父阿爾喬姆的體力好。我外祖父能鑽到馬肚子下面一頭把馬頂起來，還能攥住馬尾巴，一把把馬拉得蹲坐在地上。

由於家裡太窮，父親的皮匠活掙錢又少，母親不得不外出幫人運送貨物。每年春、夏和早秋季節，她在地里幹活；晚秋，她就到縣城馬洛亞羅斯拉韋次，替人把食品雜貨運送到烏戈德廠的商人那裡。運一趟，可得一個盧布到一個盧布零二十個戈比。這是多麼微薄的工資啊！扣除馬料、店錢、飯錢、修鞋錢等等，已經剩不下幾個錢了。我想，乞丐討到的說不定比這還要多些。

但是，有什麼辦法呢?那個時候，貧農們就是這樣的命啊。所以，媽媽毫無怨言地干。為了不挨餓，我們村的很多婦女都是這樣乾的。她們把很小的小孩丟給年邁的奶奶、爺爺照管，自己不顧道路泥濘，也不管天寒地凍，外出幫人從馬洛亞羅斯拉韋次、謝爾普霍夫等地運貨。

我們村大多數農民生活都很苦。他們的地又少又瘠薄。田間勞動主要是婦女、老人和孩子們來干。男人們則去莫斯科，彼得堡等大城市做零活。但他們也掙不了多少錢，很少有人口袋裡裝著許多錢回村來。

當然，我們村裡也有富裕的農民富農。他們生活得不壞：住的是寬敞舒適的房屋，院子里牛、羊、雞、鴨成群，糧倉里堆滿了米和面。這些人家的孩子穿得好，吃得好，進最好的學校。我們村的貧農基本上都是為這些人幹活，但報酬極其微薄，有時給點糧食，有時給點飼料，有時只給點種子。

我們這些貧農家孩子，都看見過媽媽們日子過得多麼困難。每當她們流淚時，我們心裡也十分難過。而每當她們從馬洛亞羅斯拉韋次給我們帶點小麵包圈或甜餅乾時，我們又是何等地高興啊!如果是在過聖誕節或者是過復活節時，能積點錢給我們買大餡餅，那我們更是高興得不得了。

在我滿五歲、姐姐瑪莎七歲那年，媽媽又生了一個男孩，叫阿列克謝。他很瘦，大家部擔心他活不長。媽媽一邊哭一邊說：

孩子怎麼長得胖呢?光靠水和麵包行嗎?

媽媽產後幾個月，又決定進城去掙錢。鄰居們都勸她在家帶孩子，因為孩子還很瘦弱，很需要吃媽媽的奶。但是，飢餓威脅著全家，媽媽不得不走，只好把阿列克謝交給我們照看。結果，他沒有活多久，不到一歲就死了。他是秋天死的，我們把他葬在烏戈德廠公墓。我和姐姐都為阿列克謝的死感到悲痛，更不用說爸爸和媽媽了。我們常去看看他的墓。

那一年我們家還遭了另一場災難：屋頂因年久失修倒塌下來。

父親說：必須離開這裡，不然我們都會被砸死。現在天氣暖和，我們住到草棚里去，至於以後，到時再說。說不定，能找到一個澡堂或者茅屋讓我們住。

記得母親當時哭了。她對我們說：

孩子們，沒有法呀，搬吧，所有的破爛東西都往草棚里搬。

父親砌好了一眼小灶。我們想盡辦法在草棚子里安好了家。

父親的朋友們都到新居來看望他，同他開玩笑說：

康斯坦丁，怎麼，你沒有把灶王爺供好吧，他怎麼攆你了?

父親說：怎麼沒供好?要是供得不好，他早就把我們砸死了。

我們的鄰居、父親的好友納扎雷奇問道：打算怎麼辦?

還想不出辦法來

母親插嘴道：有什麼可想的。把母牛牽去賣了，再用這筆錢買木料。一眨眼工夫夏天就過去了，冬天怎麼蓋房子?

大夥都嚷開了：烏斯季妮婭說得對呀!

父親說：對是對呀，但一頭母牛是不夠的。除它以外，我們家再就只有一匹老馬了。

但是，誰也沒有接這個話茬。大夥都知道，這樣一來，我們家往後的日子可就更加困難了。

過了些時候，父親很便宜地，而且是用分期付款的辦法買到一間小房架。鄰居們幫忙把它運來，不到11月就把房子蓋好了。是用乾草蓋的頂。

媽媽說：沒有什麼，就這樣住吧。等我們有了錢，再蓋好的。

這所房子從外表看，就比別人家的要差些。門是用舊木板釘的，窗戶安的是破玻璃。但是，我們全家都很高興，因為冬天我們總算有了一個暖和的藏身之地了。至於擠，俗話說：寧受擠，不受氣呀！

1902年秋天，我已七歲了。這年冬天來得早，我們家的日子十分困難。年成不好，家裡的糧食只夠吃到12月中旬。父母親掙來的錢只夠買麵包、鹽和還債。謝謝鄰居們，他們有時給我們送點菜湯和粥。農村中這樣的互助是常有的，這確實是生活在艱難困苦中的俄羅斯人友好團結的傳統。

開春了，情況有些好轉，因為偶爾可以在奧古勃梁卡河和普羅特瓦河裡捉到魚。奧古勃梁卡是條小河，水很淺，水上長滿了綠藻。這條河發源於科斯廷卡村上方靠近博羅斯基村的地方，由幾條小溪匯合而成。這裡有幾個地方水很深，藏著大魚。奧古勃粱卡河流經我們村和相鄰的奧古勃村這一段，有很多鯿魚、鱸魚和冬穴魚。我們主要是用籃子兜。碰上好運氣，捉的魚多，我就送些給鄰居們，答謝他們的菜湯和粥。

我們這些孩子們特別喜歡到米哈列夫山間的普羅特瓦河去捉魚。到那裡去的路，要穿過一段茂密的椴樹叢和一片奇異的樺樹林。林子里長著不少的草莓和野楊梅，夏末季節，遍地都是蘑菇。附近的農民都

到林子里來剝樹皮做鞋，我們把這種鞋叫做出門穿的方格鞋。

現在，這些樹林都不見了，被德國佔領軍砍光了。衛國戰爭以後，集體農莊把這塊地開墾為耕地了。

夏季的一天，父親對我說：

呃，葉戈爾，你快七歲了，該干點活了。我象你這麼大的時候，已經頂一個大人幹活了。明天我們去割草，你帶上耙子，和瑪莎一起攤草、曬草和垛草。

我很喜歡割草，大人也常常帶我去。但是，這一次可就不同了，不象從前那樣只是為了玩。我很自豪，現在我已經參加勞動了，已經成了一個對家庭有用的人了。一路上見到我同年的小夥伴們，也都拿著耙子坐在大車上。

我幹活很賣勁，聽到大人們的誇獎就更高興了。大概是用力過猛，兩個手掌很快都起了血泡。我怕說出來丟臉，就一直堅持幹下去。最後，血泡破了，我不能再耙了。

父親對我說：沒關係，會好的。他用破布把我兩手包紮好。

好幾天我都不能用耙子，只能幫姐姐抱草和垛草。孩子們都笑我。但過不了幾天以後，我又參加了割草的行列，而且幹得不比他們差。

割麥季節到了。媽媽對我說：

孩子，你要學學割麥子。我在城裡給你買了一把新鐮刀。明天早晨我們就去割黑麥。

割麥開頭進展得不壞，但很快我又倒霉了。為了想眩耀一下自己，我搶著往前趕，結果鐮刀割破了左手的小拇指。媽媽嚇壞了，我也很害怕。我們的鄰居普拉斯柯維婭大嬸當時正在旁邊，她摘了一片車前草的葉子貼在我手指上，並用一條破布緊緊地包紮好。

這件事過去多少年了，但左手小拇指上至今還留下一塊傷疤，使我想起在農業戰線上的出師不利

很快，一個緊張的夏季過去了。我已經學會做一些農活，身體也鍛煉得結實了。

1903年的秋季來臨了，對於我來說，這是一個重要的時刻。我同年的孩子們都在準備上學，我也在準備。我借姐姐的書學認字。這年秋季，我們村還有五個孩子該上學，其中包括我的最好的朋友列什卡—科洛特爾內。科洛特爾內是他的外號，他的真姓是朱可夫。我們村共有五家姓朱可夫的。為了便於區別，人們就加上母親的名字來叫：把我們叫做烏斯季妮婭家朱可夫，把另一家叫做阿夫多季婭家末可夫，把第三家叫做塔季揚娜家朱可夫

我們要進的是一所教會小學，位於維利奇科沃村，距離我們村一公里半。附近四個村雷科沃村、維利奇科沃村、斯特烈耳科夫卡村和奧古勃村的孩子都在那裡學習。

有些孩子洋洋得意地背著父母替他們買的背囊式書包。我和列什卡背的不是那樣的書包，而是用粗麻布縫的布袋。我對媽媽說，討飯的才背這種袋子，我不背它上學。

等我和爸爸掙到錢時，一定給你買個背包，現在你還是背著它上學去。

第一天，是姐姐瑪莎領我去上學的。她當時已經上二年級了。我們班一共十五個男生，十三個女生。

老師和我們認識一下以後，就給我們安排座位。女生坐在左邊一行，男生坐在右邊一行。我很想同列什卡坐在一起。但老師說不行，因為列什卡一個字母還不識，而且他長得又矮。結果，他坐在第一排，我則坐在最後一排。列什卡對我說，他將努力很快學會所有的字母，這樣我們兩人就一定能坐在一起。但是，他卻一直做不到這一點。列什卡經常是學得較差的一個。他常常因為功課不好，放學以後還要留下來補課。但列什卡是個很少見的老實孩子，他從不抱怨老師。

我們的老師叫謝爾蓋—尼古拉耶維奇—列米佐夫，他教書很有經驗，為人又好。他從不無緣無故懲罰人，從不提高嗓門訓學生同學們很尊重他，聽他的話。謝爾蓋—尼古拉耶維奇的父親是個安詳而善良的老人。他是個牧師，在我們學校里教《神學》。

謝爾蓋—尼古拉耶維奇和他的兄弟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醫生都是無神論者，他們上教堂僅僅是為了禮貌。他們哥倆都參加了教堂合唱團。我和列什卡的嗓子好，我們兩人也都被吸收到學校的合唱隊。

我們村的孩子們升二年級時，成績都很好，只有列什卡一人留級，雖然我們大家都幫助過他，但他的《神學》課還是考了兩分。

我姐姐學習也不好，在二年級留級一年。父親和母親決定不再讓她上學了，要她留在家裡做家務事。瑪莎傷心大哭，申辯說她沒有過錯：她之所以留級，是因為媽媽外出拉腳，讓她留在家裡照看阿列克謝而缺課太多的緣故。我也幫著姐姐說，人家父母也幹活，也外出拉腳，但誰也沒有讓自己的孩子不上學，而且姐姐的友們都繼續上學。最後，媽媽終於同意姐姐繼續上學。瑪莎滿意了，我也為她高興。

我們很可憐媽媽。我和姐姐幼小的心靈已能理解到媽媽很苦。父親當時在莫斯科做工，但寄錢回來的次數很少，每次寄的錢數也很少。以前，他每個月能給母親寄兩、三個盧布，而後來一次只能寄一個盧布，有時甚至還要少。鄰居們說，不只我父親是這樣，別的在莫斯科做工的人掙錢也都少了。

記得，1904年底，父親回家了。我和姐姐高興極了，滿心盼著他能從莫斯科給我們帶些好吃的回來。

但是，父親說，這次他什麼東西也沒法帶。他是直接從醫院回來的，他在那裡割了闌尾，手術後又住了二十天醫院，錢都花光了，連回家的車票還是向人借錢買的。

村裡人都很尊敬我父親，都愛聽他的意見。通常，村裡大小集會上，最後的結論都是由他來做。我很愛我的父親，他也很喜歡我。但是，父親有時也會因為某一過錯而嚴厲地懲罰我，甚至用皮帶(他做鞋活時用的皮帶)打我，要我求饒。可是，我很固執，任他怎麼打，也不求饒。

有一次，他又抽打我，我就從家裡逃跑了，在一個鄰居的大麻地里躲了三天三夜。除姐姐外，誰也不知道我躲在那兒。我和她講好了，讓她不要告訴人，並給我送飯。人們到處找我，但我隱藏得很好。後來，那位鄰居無意中發現了我，就把我領回家。父親還特意對我說，他以後不打我了，原諒我了。

記得那天父親情緒很好，領著我上茶館。茶館在鄰近的奧古勃村。茶館老闆叫尼基福爾—庫拉金，是個土財主，他賣各種食品雜貨。農夫們和青年們都愛到茶館裡喝茶，因為可以在那裡談談新聞，賭賭羅托，打打撲克，有事沒事喝上兩杯。

我很喜歡去茶館喝茶，坐在成年人中間，聽聽他們談論莫斯科和彼得堡的種種有趣的掌故。我對父親說，以後我經常跟他來聽聽人們的各種談論。

我的教母的一個親兄弟，叫普羅霍爾，在這家茶館裡當跑堂的，他有一條腿不怎麼好，人們就叫他瘸子普羅什卡。普羅霍爾雖然腿瘸，卻非常喜愛打獵。夏天，他打野鴨；冬天就打野兔。那時，我們那裡野鴨、野兔特別多。

普羅霍爾常帶我去打獵。打獵給我帶來了很大的樂趣。每當他打著我趕出來的兔子時，我特別高興。打野鴨都是到奧古勃梁卡河或者湖區去。一般說來，普羅霍爾總是百發百中。我的任務就是下水拾鴨子。

我至今還非常喜愛打獵。這可能與普羅霍爾在我童年時就培養我打獵的興趣有關。

父親很快又動身去莫斯科了。臨行前，他告訴母親，莫斯科和彼得堡的工人經常舉行罷工，因為失業和殘酷的剝削叫人活不下去。

母親說：孩子他爹，你不要多管閑事。不然，憲兵會把你流放到連放牛都沒人肯去的地方。

我們是工人。大家到哪裡，我們也到哪裡。

父親走後，我們很久聽不到他的消息，全家人都感到不安。

很快我們就聽說，1905年1月9日彼得堡工人舉行和平遊行，向沙皇請願，要求改善生活條件，卻遭到沙皇軍隊和警察的槍殺。

就在1905年春天，村子裡越來越經常地出現一些不認識的人。他們開展宣傳鼓動工作，號召人們起來同地主、同沙皇的專制獨裁製度作鬥爭。

我們村的形勢沒有發展到農民起義那種地步，但是引起的震動是很大的。農民們都知道莫斯科發生過許多次政治罷工、街壘戰鬥和十二月武裝起義。他們也知道，莫斯科和俄國其它城市的工人起義遭到了沙皇政府的殘酷鎮壓；許多站在工人階級前列的革命者有的遭到野蠻殺害，有的被關進監獄，有的被流放服苦役。農民們還聽說過列寧，知道他是工人農民利益的代表者，是布爾什維克黨的領袖，而布爾什維克黨是為了要把勞動人民從沙皇、地主、資本家的統治下解放出來。

所有這些消息，都是從我們在莫斯科、彼得堡和俄國其它城市工作的鄉親們那兒傳來的。

1906年，父親回鄉來了。他說，以後再也不去莫斯科了，警察當局禁止他住在城裡，只准他回本鄉。我很高興，父親不再離開我們了。

就在這一年，我在三年制的教會小學畢業了。我每年成績都是優秀，最後得到一張獎狀。全家對我的學習成績都很滿意，我自己也很高興。為祝賀我小學畢業，母親送給我一件新襯衫，父親為我親手製作了一雙皮靴。

父親說：現在你是有文化的人了，可以帶你到莫斯科去學手藝了。

母親說：讓他在鄉下再住一年，長大一點再進城找工作 。

1907年秋天，我滿十二歲了。我知道，這是我住在自己家的最後一個秋天。過了冬天，我就要外出謀生了。我承擔了許多家務勞動，很勞累。母親時常出去幫人運貨；父親一天到晚做皮匠活。父親掙到的錢極少，鄉親們都很窮，大多付不起錢。媽媽常常罵父親，說他工錢要的太少了。

每當父親多掙得幾個錢的時候，他就到烏戈德廠去喝酒，然後帶著醉意回家。我和姐姐便跑到大路上去接他，而他也總愛給我們帶點好吃的東西，什麼小麵包圈或糖果之類。

冬天，沒有什麼家務事的時候，我常去捉魚，穿上自製的冰鞋到奧古勃梁卡河上溜冰，或去米哈列夫山滑雪。

1908年夏天到了。每當我想到我就要離開家、離開親人和朋友們去莫斯科的時候，就感到心情緊張。我知道，我的童年實際上就此結束了。

記得有一天晚上，好幾位鄰居圍攏在我家門口的土檯子上談論送孩子去莫斯科的事。有的準備最近幾天就送走自己的孩子，有的想再等一、兩年。我們這裡每年三一節後一個星期舉行一次集市。母親說，等集市後再送我走。列什卡已經進木工作坊學徒了，他的老闆是我們村的富翁穆拉什金。

父親問我想學什麼手藝。我回答說，想學印刷工。父親說，我們沒有熟人可以介紹我進印刷廠。所以，母親決定去找她的兄弟米哈伊爾收我進他的毛皮作坊。父親也同意，因為毛皮匠掙錢多。我是什麼工作都願意干，只要對家裡有益就行。

1908年7月，我舅舅米哈伊爾—阿爾捷米耶維奇—皮利欣回到鄰村黑泥庄來了。關於他，有必要說上幾句。

米哈伊爾—皮利欣，和我媽媽一樣，小時很苦。他十一歲時被送進毛皮作坊學徒。四年半後，他成了師傅。米哈伊爾非常省吃儉用，幾年內積攢了一筆錢，

自己開了一個小作坊。他成了一個出色的毛皮匠兼皮貨商人。他招攬生意，高價出售，謀取暴利。

皮利欣逐漸地擴大他的作坊，除僱用八名毛皮匠以外，還經常保持四名徒工。他殘酷地剝削工人，積攢起五萬盧布的資本。

母親就是請求她這位兄弟收我當學徒。她到他避暑的黑泥庄去找了他；回來告訴我們說，她兄弟要看看我本人。父親問道。皮利欣提出了什麼條件。

按老規矩，學四年半的徒，然後當工人，

有什麼法子呢，領葉戈爾卡去見見米哈伊爾吧。

兩天以後，父親帶我去黑泥庄。快到皮利欣家時，父親對我說：

看，坐在門口的就是你未來的老闆。你走到他跟前時，要先鞠個躬，說聲：您好，米哈伊爾—阿爾捷米耶維奇。

我反駁說：不，我要說米沙舅舅，您好!。

你要忘掉他是你的舅舅。他是你未來的老闆。闊老闆是不喜歡窮親戚的。千萬千萬記住這一點。

米沙舅舅躺在門口台階上的一張藤椅上。父親走近台階向他問好，然後把我推到前面去。皮利欣沒有答理我父親的問候，也沒有和他握手，轉身看著我。我躬了躬腰說：

您好，米哈伊爾—阿爾捷米耶維奇!

思，你好，小夥子!怎麼，你想當毛皮匠嗎?

我沒有吭聲。

是呀，毛皮匠這個行當不錯，就是苦些。

父親說：他不怕吃苦，從小就勞動慣了。

識字嗎?

父親把我的獎狀遞給他看。

舅舅說了聲：好樣的!然後回頭向門裡喊道：喂，你們這些笨蛋，快到這裡來!

屋裡走出兩個衣著考究的胖乎乎的孩子，這就是他的兒子亞歷山大和尼古拉。最後走出來的是老闆娘。

舅舅把我的獎狀指給他們看，並且說道：小強盜們，你們看看，應當怎樣學習。你們是老三分。

最後，他對我父親說：

就這樣吧，我收你兒子學徒。他很結實，看來也不笨。我在這裡住幾天就回莫斯科，但是我不能帶他一道走。我妻弟謝爾蓋，過一個星期去莫斯科，讓他把你兒子帶來好了。

談到這裡，我們就走了。

我很高興，因為我還可以在家再住一個星期。

媽媽問道：我兄弟怎樣接待你們的?

就象闊老闆接待我們窮哥們一個樣。

連茶也不倒一杯?

父親說：走了老遠的道，連坐也不讓坐一會。他坐著，我們就象士兵一樣地立著。末了，又鄙夷不屑地加上一句：誰要喝他的茶！我馬上帶兒子上茶館，用我們勞動得來的錢去喝茶。

母親給我包了幾個小麵包圈，我們就去茶館了。

去莫斯科的行李很簡單。媽媽給我包了兩件襯衣、兩副包腳布和一條毛巾。還給了我五個雞蛋和幾塊餅，讓我在路上吃。全家為我祈禱完以後，又按俄羅斯人的傳統在長凳上坐一會。

然後，媽媽就對我說：好吧，兒子，上帝保佑你。說完，她就忍不住傷心大哭，並把我緊緊地摟抱在懷裡。

父親的眼圈也紅了，眼淚不住往下淌。我也差點兒哭出聲來，但還是忍住了。

我是同媽媽一起步行到黑泥庄的。過去我就是從這條路上學，去林子里摘野果，采蘑菇。

媽，你記得嗎?就在三棵橡樹旁邊那塊地里，我跟你一起割麥子，把小手指割破了。

孩子，我記得。當媽媽的對自己孩子的一切，都記得。只是有的孩子不好，他們往往忘記了自己的媽媽。

我堅定地說道：媽媽，我絕不會那樣!

過去這些年只能將就說成是我的童年，可是我又能奢望些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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