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中華：蔣經國打虎蔣介石護虎，是國民黨政府失敗主因

陳中華：蔣經國打虎蔣介石護虎，是國民黨政府失敗主因

1948年8月18日，南京政府下了一道經濟處置法，實行所謂的幣制改革，主要內容為：第一，以金圓券取代法幣，法幣須在11月20日前兌換為金圓券，金圓券1元摺合法幣300萬元。第二，禁止黃金、白銀和外幣的流通、買賣或持有；所有個人和法人擁有之黃金、白銀和外幣，應於9月30日前兌換為金圓券，違者一律沒收並予懲處。第三，嚴格管制物價，以8月19日價格為準，不得議價；實施倉庫檢查並登記，從嚴懲處囤積居奇者。蔣介石想通過這劑強心針挽救瀕臨崩潰的經濟，以期內戰能繼續打下去。當時的社會輿論對政府實施經濟管制、推行金圓券並不樂觀。就連《中央日報》都喻之為割除發炎的盲腸：「割得好則身體從此康強，割得不好則同歸於盡。」

蔣介石在各重要經濟區域設立經濟管制督導員，其中經濟、金融中心上海區最為關鍵，督導員為央行總裁俞鴻鈞，由蔣經國協助。於是，蔣經國以經濟副督導員身份，帶領他一手組建的經濟勘建大隊來到上海。幾天後，蔣經國又挑選一萬多名青年，組成大上海青年服務隊（9月25日舉行成立典禮，王升為總隊長）。在動員會上，蔣經國鼓動隊員們，對付那些抵制幣制改革的巨商、富戶、官僚，要拿出武松打虎的勇氣，所以金圓券改革又稱「打老虎」。蔣經國還設立密告箱，鼓勵告發，同時在每周二、四公開接見市民，聽取意見，「來見者甚多，都是一般窮苦無告的人」。蔣經國鼓動打虎隊，對富豪毫不手軟，標榜「只打老虎，不拍蒼蠅！」他表示：

本人此次執行政府法令，決心不折不扣，決不以私人關係而有所動搖變更。投機家不打倒，冒險家不趕走，暴發戶不消滅，上海人民是永遠不得安寧的。凡為資本家辯護的，就是資本家的走狗。我們一定要使上海不再是投機家的樂園，而為上海人民的上海。

蔣經國懷抱大幹一番的想法，希望通過督導幣改和經管，在上海這樣國內外矚目的中心城市建功立業。蔣經國頭頂「太子」身份，手持尚方寶劍，有自己的基幹隊伍和一套做法，內心有成就事業的衝動，上方又提供其表現舞台，名為協助，實為主管，坐鎮上海，主持上海的幣改和經管工作。他自承：「改革幣制的方案，此乃挽救目前經濟危局的必要辦法，但問題是在於能否認真執行既定的方案，否則無論方案如何完整，還是失敗的。督導上海方面的經濟管制工作，因為自己從來沒有做過經濟方面的工作，一點亦沒有經驗，所以恐難有所成就。但既做之，則必須確實負責，認真去完成應負的責任。」

蔣經國本人還時常微服出巡，發現貪贓受賄的官員即嚴懲不貸，將一批批違法商人遊街示眾。8月23日和27日，蔣經國兩次指揮上海的軍警，到全市庫存房、水陸交通場所搜查。當時上海資本家對幣改的觀望不定與消極抵制，令蔣經國頗為惱怒，他痛責：若干商人在當面對你說得好好的，而背後則是無惡不作。銀行多做投機買賣，不曉得發了多少橫財。現在要他們將外匯拿出來，都不大情願。

凡觸犯法令者，商號吊銷執照，負責人法辦，貨物沒收，並槍決了犯勒索罪的淞滬警備部科長張亞民、官員戚再玉、囤積居奇的商人王春皙。蔣經國召劉鴻生訓話，批李銘「面紅耳赤，神色頹唐」，斥周作民「垂頭喪氣，情緒緊張萬分」。9月1日晚，蔣經國接到南京的電話批准嚴辦大的投機商人。次日，蔣經國即開始行動，逮捕違反法令者64人，其中有中國民族資本榜首榮家的第二代幹將、申新紗廠經理榮鴻元，米商萬墨林，中國水泥公司常務董事胡國梁，美豐證券公司總經理韋伯祥。

於是，法幣、黃金、白銀、美金……上海市民半個世紀的積蓄，就這麼在一夜之間消失了。僅寧波幫大佬劉鴻生一人，就被小蔣活生生「勸」出了800根金條和250萬美金。到10月份，上海共收兌黃金114萬兩，美金3452萬元，港幣1100萬元，銀子96萬兩，合計價值超過2億美元。

試想，中國曆朝歷代，哪有一個政府會下達這麼荒唐的命令，沒收人民私藏的金銀財富，強迫兌換成一張張日後成為廢紙的「金圓券」？即便是清政府和袁世凱政府，都想不出這套滑天下之大稽、竭澤而漁的金融政策。金圓券改革的實質，是蔣家父子對大陸人民尤其是上海人民的最後一次搜刮。當然，小蔣是做得非常「認真」的。

為了殺雞儆猴，杜月笙之三子、中匯銀行經理杜維屏因「囤貨炒股」，在交易所外拋售永安紗廠股票2800股，被判8個月徒刑。杜公館的管家、上海米業大王萬墨林也以「非法囤積稻米」而被捕。一些報紙以通欄標題報道杜維屏入獄的消息，杜月笙威風掃地。

小蔣連小杜都敢抓，算是動了真格。眾所周知，杜月笙在1927年為蔣介石的「四一二」清黨立過汗馬功勞，如今落得如此下場，在上海資本家和市民中引起的震動可想而知。一時間，蔣經國在500萬上海市民心目中成了傳奇人物，有人喊他「蔣青天」，有人稱他「包公再世」。蔣公子的打虎行動，被當時的新聞大肆渲染。9月15日《新民報》晚刊的報道：

蔣經國年紀不大，四十左右，他過著一般青年人的生活，愛騎馬，駕吉普，玩玩網球之類，照像，玩幾套魔術，看看電影，京戲，樣樣都來。自來上海後，因為工作忙碌，這些娛樂消遣的時間，都被剝奪了，他卻並未為此而叫苦。他自白的說工作並未影響他的日常生活，早晨七時左右起來，晚間十一時左右安息。惟據他的秘書說:最近因公事太多，當遲至夜二時才睡。

他沒有特殊的嗜好，在漁輪中四個小時，未見他吸一支煙，大概不會吸煙，在家中吃的是家鄉寧波小菜。他自己說:對西菜毫無興趣，無事也愛讀一點舊俄作家托爾斯泰、屠格涅夫的小說，一切都平凡的像一般青年一樣，至少在船上四小時，他沒有表現一點公子哥兒的舊習，和大官的臭架子。從他的皮鞋後跟釘著橘瓣型的鐵釘，和前頭開縫裂口，但並未連起來的情形看來，此公生活相當節約，樸實，而又不拘小節。

火燒到了杜月笙頭上。當《中央日報》刊登的杜維屏戴手銬被捕的照片放在他面前時，他感到這個面子失得太嚴重了，難以接受。甚至市面上已有謠言，說杜月笙也被蔣經國扣押了。

其實早在幣制改革前夕，蔣介石曾把杜月笙、劉鴻生等召到南京去商談，要求合作；而杜也預感到一些不良徵兆，曾將家中之人召集到十八層樓（今錦江飯店），要求每人服從政府，謹慎從事，將黃金白銀外幣全部兌換成金圓券。但杜月笙無論如何想不到，「打老虎」會打到自己頭上來。對外他硬氣地講：「怕什麼，我有八個兒子，缺了維屏，絕不了杜門。」他讓《商報》刊登公開信，表示：

二十年來，鏞之擁護領袖，服從政府，如所周知……幣制改革，只能成功，不許失敗，為心所企求，經國先生執法如繩，不枉不縱，深致敬佩，何致以事涉私情，有所非議。

但事實上，「上海皇帝」杜月笙無法咽下這口氣。杜立即電話給錢新之、章士釗、陸京士等來寓所議事，第二天又邀黃炎培、劉鴻生、盛丕華、徐采丞等商量，決定了反擊策略。杜吩咐徒子徒孫四處活動，收集蔣氏姻親豪門在上海囤積居奇的情報。

9月下旬的一天，蔣經國在浦東大樓召集上海工商巨頭開會，對部分人在實施經濟管制中陽奉陰違的做法，進行詰責和威脅：有少數不明大義的人，仍在冒天下之大不韙，投機倒把，囤積居奇，操縱物價，興風作浪，危害國計民生。本人此次秉公執法，誰若囤積逾期不報，一經查出，全部沒收，並予法辦！

蔣經國剛說完，杜月笙便不緊不慢地說：犬子維屏違法亂紀，是我管教不嚴，無論蔣先生怎樣懲辦他，是他咎由自取。不過，我有個請求，也是今天到會各位一致要求，請蔣先生派人到揚子公司查一查。揚子公司囤積的東西，在上海首屈一指，遠遠超過其他各家。希望蔣先生一視同仁，把揚子公司囤積的物資同樣予以查封，這樣才能使大家口服心服。

揚子建業公司一直是倒賣外匯、走私商品的最大官倒企業，自金圓券改革以來，它又是上海最囂張的囤積大戶，它在錦江飯店斜對面的倉庫里（該址後為錦江出租汽車公司，現為迪生百貨公司），堆滿了從汽車到毛料的各種物資。

杜月笙突如其來的一番話，大出蔣經國意料，他馬上意識到了杜的險惡用意。因為揚子公司的董事長和總經理，就是宋美齡的外甥、自己的親表兄弟、前行政院長孔祥熙的兒子——孔令侃。可既然自己每天口口聲聲說「秉公執法」，此刻已沒有退避餘地，便當眾宣稱：「揚子公司如有違法行為，我也一定繩之以法！」杜月笙連忙說：「好，好！那我敬候佳音。」說罷兩袖一甩，走出了會場。

蔣經國心裡很明白，查處揚子公司，絕不像他表態那麼容易。宋美齡沒有生育子女，故而對孔令侃寵愛有加，視如己出；另外蔣、孔、宋三家的關係，蔣經國心裡也很清楚。因此，在動不動孔、動的尺度問題上，一直很謹慎。但孔令侃有恃無恐，根本不把蔣經國經濟管制的法令措施放在眼裡。這種不合作的態度，也著實讓蔣經國惱火。蔣經國到上海後規定午夜12點以後宵禁，不許通行，可孔令侃偏偏於宵禁時開車闖關而過；明令不準囤積居奇，可孔令侃偏偏頂風大量囤積物資，還弄得上海灘路人皆知……如今，杜月笙將了一軍，蔣經國不得不表態。

這一表態不打緊，整個上海，全體工商界都拭目以待。蔣經國在全社會的關注下，10月7日，命令經濟大隊長程義寬查封揚子公司，但孔令侃並沒有像榮鴻元、杜維屏那樣鋃鐺入獄。對蔣經國在關鍵時刻未下手逮捕小孔，杜月笙不依不饒，再度反擊，他動員所有的工廠，以原料缺乏為辭，全部停產，並唆使徒眾參與黑市交易，掀起搶購風潮，藉以報復。

一時，上海、南京、北平爭相報道「揚子公司案」。有為蔣經國「清算豪門」叫好的，亦有因查封之後沒有下文而不滿的，「只拍蒼蠅，不打老虎」的說法在街頭傳播開來。就在這叫好與質疑並存的日子裡，新經濟改革已漸呈強弩之末，由於物資奇缺，生產萎縮得不到根本改觀，物價開始回升，搶購之風又起……新一輪更險惡的經濟紊亂已露端倪。

其實，蔣經國查封揚子公司後，打算六親不認，對孔令侃進行處置，但還沒動手，宋美齡就找到府來了。揚子公司被查封后，孔令侃才發現對蔣經國看走了眼，匆匆趕到南京向小姨媽求救。宋美齡專程赴滬，以中秋佳節家庭聚會相約，把蔣經國、孔令侃召到永嘉路上的孔家宅院。宋美齡勸解說：你們是表兄弟，一家人有話好說。蔣經國隨即要求孔令侃顧全大局。孔一聽便急了：什麼！你把我的公司都封了，還要我顧全大局？接著兩人爭得不可開交。蔣經國見孔不可理喻，甩下一句「我蔣某一定依法辦事！」頭也不回地走了。

孔令侃也不示弱，對著蔣經國的背影喊道：你不要逼人太甚，狗急了還要跳墻呢！如果你要搞我的揚子公司，我就把一切都掀出來，向新聞界公布我們兩家包括宋家在美國的財產，大家同歸於盡！

宋美齡無計可施，遂急電正在北平的蔣介石，說上海出了大事，要他火速返回處理。當時北平的戰事已焦頭爛額，蔣介石是專門去督戰的。接電報後，蔣介石只好將一切託付給傅作義，坐著以他夫人名字命名的美齡號專機，急急飛赴上海。不明就裡的傅作義對此極為不滿，只能長嘆一聲：「蔣先生是不愛江山愛美人。」

10月8日，蔣介石自北平直飛上海，宋美齡擋了一切人，連蔣經國都沒見成，她獨自對夫君反覆陳述揚子公司案的利害關係。最終，蔣介石被她說服了。翌日，蔣介石召見蔣經國，開頭第一句話就是「和為貴」。半小時後，蔣經國從蔣介石處出來，像一隻斗敗的公雞。蔣經國在日記中隱諱了蔣介石干預揚子公司舞弊案，只含混其詞地記載說：清晨拜見父親，報告上海情況。目前有許多問題尚未解決，但亦不忍報告，蓋不願煩父之心也。

對於揚子公司舞弊案，他一反其公開查處的表白，在日記中寫道：XX公司的案子，弄得滿城風雨。在法律上講，XX公司是站得住的。倘使此案發現在宣布物資總登記以前，那我一定要將其移送特種刑庭。總之，我必秉公處理，問心無愧。但是，四處所造成的空氣，確實可怕。凡是不沉著的人，是擋不住的。

當年蔣經國的親信賈亦斌親身經歷了此事：賈亦斌找到蔣經國在上海逸村的寓所，開門見山地告訴蔣經國，是專為孔令侃案而來。此案若不辦理，豈不真如報紙所說，是「只拍蒼蠅，不打老虎」的騙局？這一段，蔣經國被諸多棘手之事纏繞，心緒煩亂，見賈亦斌總揪著這他避之唯恐不及的事不放，認為他一點也不體諒自己苦衷，氣得放開沙啞的喉嚨喊起來：孔令侃又沒有犯法，叫我如何辦他？賈亦斌回到寓所，掌燈伏案，給蔣經國寫了封14頁的長信，但一切為時已晚。

蔣介石的座機駕駛員衣復恩後來回憶：揚子公司事件落幕後的某日，宋美齡搭總統座機要從上海回南京，坐機停在上海龍華機場，宋美齡特地在機上約見蔣經國。蔣太子急匆匆登機與宋美齡見面，關門密談片刻，蔣經國臉色沉重步出機艙。自那天起，上海「打虎」成為歷史名詞。

第二天，上海警察局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揚子公司所查封的物資均已向社會局登記」。而大肆報道「揚子案」的《大眾晚報》、《正言報》被勒令停刊。經濟管制的壽命僅維持了70天，蔣經國苦心建立起來的整肅權威煙消雲散，市場信心瞬間崩潰，小蔣以一己之力與惡勢力斗、拯救黨國的夢幻也隨之破滅。在向上海人民道歉後，蔣經國黯然而去。蔣經國上海「打虎」無疾而終。當杜維屏回到杜公館時，受到了盛大的歡迎。杜月笙非常得意地說了句「強龍終究鬥不過地頭蛇」。過了沒幾個月，國民黨敗逃台灣。我認為：蔣經國打虎蔣介石護虎，是國民黨政府失敗主因。

1949年12月10日，蔣介石由成都飛往台灣，永遠離開了大陸。在逃往台灣之後，國民黨朝野上下都在考慮這個問題:國民黨政權為什麼失敗？回想1945年抗戰剛剛勝利之時，國民黨政權被看作是領導全國抗戰勝利的功臣。「人們廣泛地向國民黨政府發出歡呼。」蔣介石被看成是「民族英雄」。這時的國民黨政權可謂風光一時。與此同時，美國支援的大量人力、物力源源不斷地運往國民黨統治區。國民黨在威望上、實力上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當時，國民黨政權根本沒有想到會在與共產黨的較量中失敗。1947年6月，蔣介石還曾經自誇:「無論從哪一方面看，我們都佔有絕對的優勢。軍隊的裝備、作戰技術或經驗，###不如我們；至於軍需補給，如糧食彈藥等，我們也比###豐富十倍。」但是，為什麼僅僅短短的四年，國民黨就被趕出了中國大陸？對於這個問題，當時很多人從不同角度進行了探討。他們得出的結論不盡相同，但是，卻都不約而同地提到了一點:腐敗。無論是蔣介石的盟友美國，還是國民黨政權中的高級官員，包括蔣介石父子，都認為國民黨政權的腐敗是它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

1948年11月，美國軍事顧問團團長戴維·伯將軍向美國政治中心華盛頓報告中提到:「自從我來到這裡後，從來就沒有一個戰役的失利說是因為武器彈藥的缺乏。依我看來，國民黨軍隊的敗北是因為糟糕透頂的指揮和其道德敗壞的因素，把軍隊弄得毫無戰鬥意志。……在整個軍界，到處是平平庸庸的高級軍官，到處是貪污和欺詐。」

1949年8月，艾奇遜在致杜魯門總統的信中，同樣指出了國民黨的失敗是因為其腐敗無能。他說:「我們在中國的軍事觀察家曾報告說，國軍在具有決定性的1948年內，沒有一次戰役的失敗是由於缺乏武器或彈藥。事實上，我們的觀察家於戰爭初期在重慶所看到的腐敗現象，已覺察出國民黨的抵抗力量受到致命的削弱。國民黨的領袖們對於他們所遭遇的危機，是無能為力的。國民黨的部隊已喪失了鬥志，國民黨的政府已經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客觀地說，戴維·伯和艾奇遜所作的結論難免有為美國開脫責任之嫌。但是，他們所指出的國民黨的腐敗卻是符合實際的。

作為國民黨政權的最高領導，蔣介石本人對國民黨的腐敗問題也有所認識。他在與高級官員、高級將領的談話中，多次提到政府中、軍隊中的腐敗嚴重。1947年6月，他說:「我們多數將領的精神疏懈，道德低落。」高級將領專橫跋扈，任人唯親，已和軍閥差不多。「因之，革命精神喪失殆盡，只圖自保實力。」同時，他指出，軍官的貪污、虛報兵員和偷吃軍餉造成了「現在各級軍官對上級命令大多陽奉陰違，甚至根本沒有執行，以致命令功用完全喪失」。逃到台灣之後，蔣介石在對高級官員的講話中說:「今天，我痛心地指出，從抗戰後期到現在，我們革命軍隊中表現出的貪污腐敗，真是無奇不有，簡直難以想像。」這支軍隊已經失掉了靈魂，沒有戰鬥力和紀律，並由那般無能、狹隘的軍官來指揮。結果，「這樣的軍隊就不能不走向失敗」。

在蘇聯生活了十多年的蔣經國對國民黨腐敗問題認識得比蔣介石更清楚。「蔣經國記得，1949年國民黨政權垮台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黨的腐敗和政府官員的墮落。……他在1949年底承認，政府和軍隊對失敗都負有責任。國民黨實際上已經癱瘓，成為一具失去活力的、昏庸的政治殭屍。」曾經是國民黨政府上海市長的吳國楨在提到國民黨失去大陸的原因時，認為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國民黨政府的糟糕領導和管理腐敗，特別是漠視民眾的改革要求。」

上述觀點都說明了一個問題，那就是1949年前後，國民黨政權的腐敗問題已經非常嚴重。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實際上，國民黨政權內部的腐敗問題由來已久。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府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勝利接收」就鑄成了大錯。抗戰苦熬八年，勝利來得突然，國民黨官員面對勝利，想到的首先是個人的利益。在國民黨接收大員的操縱下，「接收」變成了「劫收」，使人民從「想中央，盼中央」，變成了「中央來了更遭殃」，這是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權喪失民心的起點。很多人對當時的情況作過描述。當時的北平行營主任李宗仁事後回憶道:「當時在北平的所謂『接收』，確如民間報紙所譏諷的，實在是『劫收』。這批接收人員吃盡了抗戰八年之苦，一旦飛入紙醉金迷的平、津地區，直如餓虎撲羊，貪贓枉法的程度簡直駭人聽聞。他們金錢到手，便窮奢極欲，大肆揮霍，把一個民風原極淳樸的故都，旦夕之間變成罪惡的淵藪。中央對於接收職權的劃分也無明確規定，各機關擇肥而噬。有時一個部門有幾個機關同時派員接收，以致分贓不均，大家拔刀相見。無法解決時，便來行營申訴。我這身為最高長官的行營主任竟成了排難解紛的和事佬。

「最令當時平津居民不能忍受的，便是這批接收官員為便於敲詐人民，故意製造恐怖氣氛，隨意加人以漢奸罪名而加以逮捕。一時漢奸帽子紛飛，自小商人以至大學教授隨時有被戴上漢奸帽子坐牢的可能。因而凡是抗戰期間沒有退入後方的人，都人人自危。」

時任上海市長的吳國楨在事後回憶時說，當時上海接收敵偽財產時的場景相當混亂。被接受的不僅僅是敵產，中國人的私人財產也被接收大員趁機佔為己有。「海軍查封了上海的一個倉庫，並宣布其中的所有貨物均屬敵產，儘管那裡面可能有很多商品是屬於中國人私有的。在這些人得以申請發還他們的財產前，海軍已經將其啟封，並在黑市上拋售取利了，根本不管這些財產是敵產還是私產。」上海人民對這種情況非常氣憤，他們給國民黨接收大員取了綽號--「重慶人」。「這是仿照人類學術語『北京人』給他們的貶稱。他們說『重慶人』只對『五子』感興趣，即條子(金條)、房子、女子、車子(汽車)和館子(高級飯館)。」從這種描繪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上海人民對派來接收敵產的行政人員的行為是多麼不滿。總之，正是由於他們的惡劣行徑，國民黨政府很快失去威望。這種情況不僅在上海有，各地幾乎都有。

如此「接收」，焉有不失人心之理？在國民黨官員把「接收」變成「劫收」的同時，它也「劫」掉了民心。蔣介石在「下野」後，曾經對大將宋希濂說:「許多中上級軍官利用抗戰勝利後到各大城市接收的機會，大發橫財，做生意，買房產，貪女色，驕奢淫逸，腐敗墮落，弄得上下離心，軍無鬥志。這是我們軍事上失敗的根本所在。」蔣介石的這段話說明了抗戰後「接收」的失誤是國民黨最終失敗的重要原因。

如果說1945年至1946年前後的戰後「接收」只是國民黨威信下降的開始，那麼，到1948年前後，國民黨的威信已經是急劇下降，不可收拾。先來看軍隊中的情況。由於軍官腐敗，剋扣軍餉，國民黨士兵生活極為凄慘。「將軍們經常要給部隊發餉，但物價猛漲，他們又貪污，所以錢很少直接發給士兵，而是進了將軍們自己的腰包。他們又用這些錢囤積商品投機賺錢，這樣就進一步抬高了物價。」軍隊的軍需也發放不及時，經常是冬天發夏裝，夏天發棉衣，基本的生活需求都不能保障。吳國楨這樣回憶道:「我(吳國楨)經常到上海碼頭去。那時我們的部隊都集中在東北，我看到一箱箱運往東北給部隊發餉的中央銀行鈔票。但一兩周後，當我再到碼頭時，同樣的箱子又從東北運回來了，顯然指揮官們並未給部隊發餉，而是將其運回以購買商品進行囤積，此後將其在黑市拋出，獲得巨利，只用所賺的一部分給部隊發餉。我將這一情況報告給蔣介石，但他未作任何處理。

「再就是有所謂的『紙上兵』。一個師本應有一萬人，中央政府按這數字付餉給指揮官，但實際人數可能只有七千，甚至更少，於是他將多餘的錢裝進了腰包。

「當共產黨將要過長江時，他(湯恩伯)是京滬警備總司令。他來見我說:『士兵的薪餉很差，伙食也差，你必須設法改善他們的狀況，否則他們很難保衛上海。』我同意提高必要的費用。甚至在最後關頭，上海商界人士對我也很友好。在我的建議下，他們捐出了一筆令湯將軍滿意的款項。但我告訴湯將軍，我不會用現金給他的部隊發餉，只會發給他們食品與燃料配給證。我還堅持由一個獨立的委員會，對士兵正式點名。湯將軍同意了，證發了，士兵清點了，一旅接著一旅，一切進行順利，至少我認為如此。

「然而幾天以後，我恰巧到一個廟裡參加一個追悼會。儀式之後，與我很熟悉的方丈請我到他的私室去，他表示了對上海未來的悲觀。我問他為何如此。他回答說:『市長，你怎麼這樣有信心？』我說:『在市郊有大約30萬軍隊，到危急時刻他們會幹得很好。』他瞧瞧周圍沒人，便悄聲說:『市長，情況並非如此。你知道我們這是個很大的寺廟，有300多名和尚。當你的檢查組來點士兵人頭時，我們所有的和尚均被事先安排穿上了軍服。這個地區點名時答到的，不是真正的士兵，而是我們的和尚。如果這裡可能發生這種事，那麼別的地方也一定有。所以，你的30萬士兵在哪裡呢？』」

這是湯恩伯作為京滬警備總司令時做的一件事情。其實，這只是冰山之一角，類似的事情，不勝枚舉。比如:「湯將軍告訴我(吳國楨)，他的部隊缺少汽油，所以我用從商家籌集的經費，為他買了必要數量的汽油。我的警察局長向我報告說，湯將軍的司令部正在黑市上拋售汽油。」作為蔣介石最寵信的大將，竟然做出這種事情，整個國民黨軍隊的情況就不難想像是什麼樣子了。

再來看行政機關的情況。1949年前後，國民黨行政機關內的腐敗也非常嚴重。官員們並沒有因為國家困難而收斂一些不良行為，反而變本加厲地貪污受賄，試圖通過聚斂財富為以後的生活增加砝碼。因此，「有權的，一如既往，濫發淫威，搜刮民脂民膏，不顧人民，只顧自己；有錢的，仍舊只懂得享受、投機、外逃」。蔣介石在不少場合都發表過講話，要求屬下多考慮人民。但是由於體制不健全，上下都腐敗，他的話沒有人能聽進去，也不可能付諸實施。當官的能貪一點是一點，不貪反倒不正常。楊洪績回憶了當時國民黨政府立法院的情況:「立法委員身在立法院，實際上無法無天，為所欲為。

1948年端午節前一天，有幾個廣東籍的立法委員，忽然心血來潮，想回廣州去過節，早晨在立法院辦公廳告訴秘書張肇元，叫他準備5張飛機票，下午就要起飛，最遲也要坐上當天晚上的夜航班機。那時因戰爭運輸緊張，張肇源親自出馬，硬纏住空軍司令周至柔，要了一架軍用飛機(那時客機票已賣至兩個月以後)。那架飛機晚上才能由漢口回來，因此說好第二天早上起飛。但是，那幾位委員說:『端午不像中秋是晚上過，而是明早過，你叫我們明早才走，這不是明明在開我們幾個人的玩笑么？』就這樣，半夜三更在逸仙路張公館，由辯論而爭吵，由爭吵而大罵，由大罵而動武。「當時，立法院的經濟及資源委員會有42名工作人員，其中有17位女性。他們不是這個部長或次長的姨太太，就是那個院長或委員的兒媳婦。翻開人事底冊一看，一個比一個的後台硬。說到工作能力，則還有好幾個不識字的，但同樣是科員、辦事員，干拿薪水。像婁桐孫的妻妹，就是典型的一個。但是蔣介石、李宗仁、孫科、童冠賢……都尊重這個大委員，誰能奈何她呢？至於說到那些男職員，那就更複雜了。一個秘書就是前邊提到的陶善堅，另外兩個秘書及三個科長，都是清一色的由山東、蘇北一帶跑下來的縣長、專員之類。一般職員，除原立法院的舊人外，都是委員們介紹來的各地各派黨棍、逃亡地主及姑夫、姐夫這一類人。」

這還是在國民黨中央發生的事情。在地方，山高皇帝遠，腐敗情形更為嚴重。「在四川渠縣，人們對地方法院、稅捐稽徵處、田糧管理處和縣銀行，怨聲載道，痛恨至極。尤其是地方法院，是標準的『黑漆衙門八字開，有理沒錢莫進來』，不管是刑事、民事案件，一拖就是一年半載。直達員和院里的各級太太都是法院的『後門』，不走後門的人永遠休想打贏官司。傳票或判決書的送達費起碼勒索一二斗米(每斗至少200萬元)，遠道還得按路程加倍。百姓進了法院，就等於『玩完』，即傾家蕩產。至於稅捐處，上上下下，把持稅收，握存稅款，非到縣財政拮据萬分，由政府再三派丁四處催收，決不交納縣庫一文。加以代理縣庫的縣行更是一個假公營私的商業機關，稍具會計知識的人，進去做了三年多會計，便可由窮光蛋變為家藏黃金200多兩的富翁。他們從中運用，縣級公教人員的薪金就不知拖到何時才能領到。田賦糧食管理處更是吮吸人民血汗的大本營。」

官僚腐敗就如國民黨政權內的一個「毒瘤」，越長越大，造成政令無暢貧富無均司法無公狀告無門，最終導致了國民黨政權的覆滅。歷史教訓值得當下汲取，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這是中國五千年歷史一直在告誡我們這些華夏子孫的教訓，鴉片戰爭之所以失敗的原因就是在於清政府不得民心，壓榨百姓，欺軟怕硬。腐敗的政治和民心的渙散，導致國家的滅亡的教訓，如果執政者不注意體察民情，不顧及老百姓的死活，不採取有力有效的措施來懲治腐敗，非要用種種苛政，一而再再而三的把天下的老百姓往絕路上逼，使得天下百姓，因為生活難繼，不得不鋌而走險，進而，國家政府和百姓離心離德，那麼，不管有沒有外敵入侵，不管有沒有大的不可抗拒的災疫禍患發生，這個國家或朝代必然走向滅亡。

中國國際政法研究院院長陳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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