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數北京歷史上最慘烈的戰爭：排第一的竟不是七七事變！

第一軍情作者：張岩松

早在被選定為國都之前，北京城就已經成為中原民族對抗北方游牧民族的一座軍事重鎮。

由於地處中原民族對抗北方游牧民族的第一線，北京甚至在被選作國都之前很久，就已經成為一座軍事重鎮。

如果我們攤開一張北京的地形圖，不禁為古人做出上述選擇而拍案叫絕！這座古城坐落在河北平原的北端，北部燕山環繞，西部乃是太行山脈，南邊是黃河，東部是渤海海峽。其「左環滄海、右擁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濟」之勢，堪稱龍盤虎踞。又由於這裡是華夏文化的北端地帶，誠所謂「一牆之外，逼近大虜」！

北京城具有「北依山險，南壓中原」的地緣優勢。

這種「北依山險，南壓中原」的地緣優勢，使得不少帝王將相認定若把政治中心選定在北京，勢必會「北視狄戎，東抗東夷」 。至於「北依山險，俯視庭宇」，就更不在話下了。不過，這樣做的風險也是顯而易見的。因為一旦北部的山區防線被突破，防禦方將無險可守……反之亦然，稍微熟悉點軍事歷史的讀者都不會忘記：一千多年前，已經趟過幽州護城河的數十萬宋朝大軍被契丹鐵騎一路掩殺，留下了數說不盡的恥辱與遺憾。

當然，對北京的「金湯之固」留下深刻印象的不僅僅是宋人。

一、居庸一傾，則自關以南皆戰場矣。

前不久，《女醫明妃傳》熱播，那個位於京城以北百餘里的居庸古鎮也因這部古裝戲背後的故事——「古木之變」而逐漸浮出水面。

天下有九塞，居庸乃其一。

所謂「居庸」一詞最早見於《呂氏春秋》，該書言「天下有九塞」，居庸乃其一。還有個更形象的說法，相傳秦始皇修築長城時，將囚犯、士卒和民夫徙居於此，後取「徙居庸徒」之意，故名居庸關。這是一條以八達嶺和南口為出口，長約40華里的峽谷，也是太行山與燕山的分界線。關溝「絕谷壘石，崇墉峻壁，山岫層深，側道偏狹，林鄣邃險，路才容軌」。一旦這裡被敵人突破，騎兵只用半天就可以直抵北京城下，中間不會再有任何阻礙。

這種危險性，在「古木之變」接下來的「北京保衛戰」中得到了充分的彰顯。1449年盛夏，50萬明軍煙消雲散，堂堂天子淪為階下之囚，紫禁城內外「人情洶洶」，如果不是名將于謙的力挽狂瀾，開基未久的大明帝國真的有可能提前二百年崩潰。使得朱明王朝得以逃脫厄運的，除了明軍將士的忠勇之外，還得益於他們擁有一個完整的縱深防禦體系！

居庸關是拱衛首都北部防禦體系的核心。

作為整個防禦體系的核心，居庸關主陣地由三部分構成：「前哨」八達嶺位於關溝北口山脊、長城與關溝要道的交叉點上。關城有東曰「居庸外鎮」，西門書「北門鎖鑰」；居庸關本身為指揮中心，設南北二門，垛口、射洞齊備；後備陣地南口城為不規則的長圓形，跨東西兩山，亦「百人守之，萬人莫窺」。

當然，對於一位成熟的軍事指揮員來說，如果只把目光盯在居庸關這裡顯然是不夠的。這裡陣地構築得再堅固，仍有軟肋！一個最直接的例子就是：1210年，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大舉伐金。由於屢攻居庸關不下，成吉思汗遂留一部在關外牽制守軍，而以主力沿小路直趨紫荊關，轉道連拔涿、易二州，從南口方向倒打居庸關，終獲全勝。

明軍還以居庸、紫荊、倒馬為「內三關」，另在雁門、寧武、偏關設「外三關」。

基於歷史與現實的考慮，明人決定加大居庸關的防禦縱深，以確保京師的萬無一失。除了繼續加固大同和宣府陣地之外，他們還以居庸、紫荊、倒馬為「內三關」，另在雁門、寧武、偏關設「外三關」。這兩道外圍防線，使得明軍佔盡燕山、軍都山、太行山以及恆山、管涔山、呂梁山之地利。既著眼於抵禦來自宣大、薊鎮等方面之敵正面進攻的危險，更考慮到了京師側後被迂迴的可能。

對於居庸關防線的堅固與否，那個曾經躊躇滿志的瓦刺主帥也先最有發言權。在土木堡大勝之後，也先起初想以「智」取勝。他先帶著戰俘皇帝遊走於宣大城外，企圖賺城而過。此計不成，遂強行叩關。這年深秋，雖然也先效仿祖先之故技，攻破紫禁關之後，從西南方向撲向北京，並分兵一部指向居庸關。

這次，歷史並未重演！

北京保衛戰中，居庸關經受住了考驗。

在北京城下，守軍奮起抵抗，也先頓兵堅城，進退維谷；在居庸關，瓦剌軍的進攻同樣沒有得手。在為時七天的居庸關保衛戰中，守軍羅通打得有勇有謀。他先是利用天氣驟寒之機汲水澆城結冰，又及時調集火器狂轟「運板木草舒」的之敵，還派人夜襲敵營……

連戰不克，加之對方援軍的厚集，最終使得也先銜恨而去！

二、八里橋：當八旗鐵騎遭遇西方洋槍

在北京城被選作國都以前的漫長歲月，如何防範來自北方的軍事入侵就已經成為城防設計者們所考慮的重心。於是，除了城高壕深的北京城外，更有那集無數人智慧與血汗的長城穿北部群山而過。與此形成對照的是，來自南方的軍事威脅幾乎被淡化到可以忽略的地步。我們當然不能苛責於古人的顧此失彼。畢竟，北京城在長達千年的時間裡雖然也曾受到過宋明兩朝遠征軍來自南方的「襲擾」，但因其或被輕易擊退或兵不血刃，留給人們的印象並不深刻。這種情況一直維繫到一百多年前，才被從北京城南方的八里橋畔傳來的隆隆炮聲所打破。

在說到八里橋之前，不能不先交待一下大運河、八里橋與北京城的關係。

八里橋位於通州城以西八華里。

隋煬帝時期，曾「詔發河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永濟渠……北通涿郡」 。不過，因此時的政治中心遠在南方，使得北京與大運河之間的關聯也僅限於其為運河的北端而已。七百多年後，北京終於成為了蒙元帝國乃至世界的中心。此時，不僅帝都需要大量的物資，駐紮北部邊境軍隊也需要大量的糧食和其他作戰物資。這些需求，僅靠北京周邊州縣的物產和供給，是遠遠不夠的。在綜合滿足京都需要以及對控制南方等因素之後，元世祖忽必烈下令修通從京杭運河的各段。需要指出的是，這時候的大運河雖然北達北京，其盡頭卻在城東的通州。這就使得一個問題日益凸顯：雖然源源不斷的物資還是從南方「漂」到了通州，按當時設在通州壩河的運輸能力，最大通過量不過50萬擔。換言之，其餘數百萬擔物資需要再走40餘里旱路才能進京。如此，不僅會佔用大量的畜力、人力，一旦趕上陰天下雨，因道路泥濘而致「驢畜死者不可勝計」。到了明正統年間，再也無法忍受的人們下決心鑿通惠河來解決這「最後40里」的問題。而八里橋（本來叫永通橋，因東距通州8華里而被俗稱為八里橋），正是位於這個「瓶頸」上。

八里橋無疑是美麗的，但它帶給國人的，更多的是一種恥辱！

雖然八里橋基於經濟目的而建，但這並不妨礙匠人們將其打造成一件藝術精品。八里橋呈南北走向，橫跨通惠河，為石砌三券拱橋。中間大券如虹，可通舟楫，兩旁小券對稱，呈錯落之勢。橋上的每塊石頭之間嵌鐵相連，十分堅固。

到了1860年盛夏，紫禁城裡的咸豐皇帝和他的滿漢群臣們驚恐地發現：之前曾被蒙古郡王僧格林沁用大沽口大炮擊退的英國人和法國人又殺回來了。佔了天津不說，還擺出一副繼續朝京師打過來的架勢。既然人家打上門來了，只好硬著頭皮打下去。再說了，那些洋人又不是沒被打敗過。於是，僧格林沁很快接到諭旨，要其迎戰洋夷！

對於再次擊敗英法聯軍，僧格林沁還是有信心的。但他現在所面臨的最大問題是，究竟把陣地設在哪裡，才能阻遏甚至殲滅來犯的英法聯軍？根據已有情報，僧格林沁判斷已經攻下天津的英法聯軍接下來的動作很可能是，循京杭運河而上，撲向北京。這種看法是有道理的！依當時的道路交通狀況，運河對於聯軍確實有很大的誘惑，因為其不僅路程近更便於運輸糧械；而在清廷一方來說，如不能在運河一線打敗敵人，則維繫清廷錢糧命脈的千里漕運勢必在被太平軍奪去江南段之後又被洋人在咽喉上捅上致命一刀。

恩格斯預言英法聯軍將北上進攻北京。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僧格林沁做出上述判斷的三年之前，著名革命導師恩格斯就曾對英法聯軍的未來作戰方向做出了科學的預測。他指出：由於華南地區「掌握在中國起義者手裡」，又因中國軍隊 「在海岸上建立既有防禦工事又有守備隊的作戰基地」。於是，對於英法聯軍而言，在「南京以北唯一能在襲擊後收到決定性效果的地點」 就是北京。誠然，恩格斯並未進一步指出京杭運河就是聯軍用 「來克服途中的每個障礙」以「保證和海岸一帶的交通以及用比較雄厚的兵力逼近這個與倫敦一樣大並離登陸地點100英里遠的城市」。但以當時的地理通訊條件而言，上述判斷足以證明恩格斯在軍事科學領域的洞察力。

對於中國人來說，八里橋之戰的結果是苦澀的。

一番深思熟慮之後，僧格林沁把陣地選在通州，以張家灣為前哨陣地，八里橋為主陣地。對於每一個有民族自尊心的中國人來說，具體的交戰過程無疑是一種莫大的恥辱。戰鬥打響之後，清軍騎兵奮勇衝殺，用長矛、馬刀和弓箭等冷兵器對抗敵人猛烈的炮火，至少有一支騎兵部隊衝到距敵人指揮部不到50米遠的地方。然而，接下來沒有發生「短兵相接」的戰鬥。清軍的弓箭也沒有對躲在壕塹里的聯軍士兵造成威脅。相反，敵人「每顆子彈打出去，總有某個騎兵落馬」，衝到前面的騎兵「遭到密集火力的狙擊，許多人和馬都被打死」。隨著更多的 「炮彈傾瀉在橋上」，中國軍人「沒有一個後退，全都以身殉職」。

戰敗的苦酒無疑是苦澀的，遺憾的是，清廷上下並沒有真正從這一場慘敗中吸取教訓。

盧溝橋，成為中國八年全面抗戰的起點。

三、槍響宛平城，中日國運在此扭轉

1937年7月7日深夜，在北平西南盧溝橋附近進行軍事演習的日本軍隊借口一名士兵失蹤要進入中國軍隊防守的宛平城"搜查"。這一無理要求被拒絕之後，日軍隨即向城內駐軍開槍放炮。

正是在宛平城，日本軍隊踏上了一條不歸路。然而，他們是怎麼出現在這裡的呢？這，恐怕要從京漢鐵路的興起說起。

平漢鐵路最初的起點是盧溝橋。

所謂京漢鐵路系從北京到湖北武漢的鐵路，始建於甲午戰爭之後的1896年，至1905年全路竣工。在當時的地圖上，京漢鐵路被稱為盧漢鐵路，因為其起點最初在宛平城外的盧溝橋。後來，人們在橋北約半華里處建造了一座鐵路橋。在這裡，京漢鐵路除主線直達北京外，還另闢兩條支線，一條到通州，另一條到丰台與北寧路會合。這樣盧溝橋就成了集京漢、京綏、京津三條鐵路連接的交匯點，不僅如此，盧溝橋還有公路與北平、熱河、喜峰口相通。那些為近代交通服務的修車廠、材料廠，設在距此不過10華里的長辛店。

由此可見，雖然北京周邊的地理環境在進入近代以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盧溝橋的戰略地位卻日益凸顯。而宛平城，正是若盧溝橋無阻，整個華北地區便可東西南北貫通，北京亦可四通八達；而小小的宛平城，正是盧溝橋的橋頭堡！

宛平城其實是盧溝橋的橋頭堡。

當然，看到宛平城"直扼京畿咽喉"價值的並不僅僅是進入近代以後的人。早在明代，在這個被稱為拱北城、拱極城的地方就已經駐防了拱衛京師的部隊。宛平城就是從當初的軍營演變而來，也是目前華北地區唯一保存完整的兩開門衛城。小城東西長640米，南北寬320米，總面積逾20萬平方米。城內不設大街小巷，不設鐘樓鼓樓，也沒有集市廣場，只有兩座城門，東「順治」、西（永昌、威嚴）。兩門都建有城樓，翁城和閘樓。城的四角各建角樓。城牆上有垛口，還設有兵房。1928年12月，因宛平縣已改隸河北省，故而將宛平縣公署由北平市內遷至拱極城，從此改名宛平城。

宛平！宛平！時人在為這座小城改名的時候，無疑寄寓了其能確保北平西大門無虞的美好願望。然而，讓他們沒想到的是，讓這座小城載入史冊的竟然是那槍林與彈雨。難道是歷史真的要和人們開上一個玩笑？不，這是日本的帝國主義野心與中華民族的不屈抗爭交織在一起而產生的必然結果。

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人又盯上了華北軍事政治中心——北平。

1930年代初期，在中國東北嘗到甜頭的日本人蠢蠢欲動，其侵略目光又越過萬里長城盯上了華北軍事政治中心——北平、天津。

一時間，"華北危急！平津危急！"成為國人的共識。然而，當日本軍隊突然在北平西南的盧溝橋鳴槍放炮的時候，還是出乎一些人的意料，因為他們中的好多人都認為日本人將要從北面進攻北平。其實，稍有些軍事常識的人就會發現日軍在這裡挑起事端的"必然性"！

九一八事變之後，由於國民政府奉行"攘外必先安內"的國策，對日本人的步步緊逼採取"隱忍"態度，致使到1937年盛夏之際，北平的北、東、南三面已經脫離了中國軍隊的控制，自此北平已處於日軍的三面包圍中：東有日本扶植的傀儡政權「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和日本天津駐屯軍；北有盤踞在熱河、察東一帶的關東軍進行策應；西北則是日本卵翼下的李守信、王英等偽軍，只有位於北平西南的宛平城尚有中國軍隊駐防。這樣，宛平城便成了北平守軍的唯一門戶，一旦宛平有失，則不僅華北各大動脈被切斷，北京也將成為一座孤城、死城。

1937年入夏以來，日軍在盧溝橋進行了一系列具有針對性的演習。

到了1937年盛夏，北寧鐵路沿線已經被日本人所控制。深諳此義的日軍在演習中也毫不掩飾地圍繞著盧溝橋展開。

這樣，扼京漢路要衝的盧溝橋就成了北平這一門戶上的插銷。對於這一形勢，身為京津地區最高軍政長官的宋哲元不是沒有看到，他也確實採取了一些相應的措施：除將主力37師布防在盧溝橋地區外，還把軍部設在距盧溝橋不到10公里的南苑。但這些措施遠遠不夠，因為宋哲元的29軍雖有10萬之眾，卻擔負著平津二城和河北、察哈爾兩省的守備任務。這一帶地域廣闊，兵力部署卻很分散。到了宛平城這裡，便只有區區一營之兵。

宛平城的軍事價值及中國守軍布防的疏漏，使得日本人一定要進攻宛平城。

國力與軍力的差距使得宛平保衛戰短暫而慘烈，但它卻成為扭轉中日兩國國運的關鍵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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