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巴衝突前線上的社交媒體戰士們

軍情 07-11

這位年輕戰士的時間已經不多了。他所在的建築物已經被包圍。當印度安全部隊向他逐漸靠近時，他打了個電話。

「沒什麼好擔心的。」達爾 (Muzamil Amin Dar) 在打給家人的電話里鎮定地說道。「人固有一死，不是嗎？」說完這句話，他就陷入了沉默。電話錄音在一群女人的尖叫聲中戛然而止。

達爾是軍事組織虔誠軍 (Lashkar-e-Taiba) 的一名指揮官。在印控克什米爾地區長達27年的暴動中，2012年10月遇害的達爾，與其他死亡並沒有什麼不同。這件事的與眾不同之處在當時並沒有顯現出來。在達爾與家人最後一次通話的幾天後，這通電話的錄音開始在網上流傳，在克什米爾地區像野火一樣傳播開來，上傳到YouTube的音頻被播放了數萬次。幾個月內，其他將死戰士的「臨終通話」開始出現，一個新的趨勢流行開來。

這是社交媒體參與到軍事衝突的最早跡象之一，科技從根本上改變了衝突的性質。與上世紀90年代躲在暗處的戰士相比，克什米爾最新一代反印度戰士是WhatsApp勇士；以前用槍彈難以做到的，現在用自拍就做到了。對年輕的克什米爾人來說，互聯網成為了他們的武器：被催淚瓦斯和子彈鎮壓的街頭抗議的照片，在網上越來越多。

今年是印度獨立70周年；印度獨立之日，也是克什米爾問題開始之時。1947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在風景如畫的喜馬拉雅山谷中，展開了克什米爾戰爭；這是三次印巴戰爭中的第一次。1989年以來，一場反抗印度統治的武裝暴動開始興起，為原來的領土尋求獨立，或者與巴基斯坦的合并。

骯髒的戰爭伴隨著虐待、性暴力、強迫失蹤，持續了十幾年後，印度終於在2000年代初鎮壓了這場暴動。然而，歷經數屆政府，印度當局都沒能達成和平的狀態。「當戰鬥局勢得到控制後，我們對現狀感到滿意。」印度前情報總管杜拉特 (A.S. Dulat) 在最近的傳記中說。「然而，我們卻沒有利用當時的大好局勢，尋求一個政治上的解決方案。」

此後的15年間，排外和憤怒情緒一直在醞釀。軍事人員數量一直很少，據警方估計大概只有210人。但公眾示威的規模和強度卻在逐年增加。上個月，一群憤怒的群眾在克什米爾一座最顯要的清真寺外，扒光了一名警官的衣服，並用亂石將其砸死。年輕女性也頭一次領導了抗議，展示了他們願與男性站在同一條戰線上的意願。去年，為了回應持續了六年的動蕩局面，印度安全部門開展了鎮壓行動，導致90多個平民死亡，數百人受傷。即便如此，仍然有成千上萬人上街表達他們的抗議。

「克什米爾的年輕人已經全都瘋了。」杜拉特最近說道，「他們有一種絕望感，已經不懼怕死亡了。」

這種仇恨在小鎮特朗茲 (Trenz) 隨處可見。這個小鎮在斯利那加 (Srinagar) 南部約兩小時車程。小鎮學校的操場的牆上塗鴉著「印度狗」的字樣，小孩子們也會指路到戰士的房子中。在其中一個房子里，阿卜杜勒·薩拉姆·沙菲 (Abdul Salam Shafi) 靠在一張厚地毯上，翻閱著孫子歐貝德 (Ubaid) 在學校的照片。「他當時正準備醫學院的入學考試。」阿卜杜勒·薩拉姆回憶道。「他告訴家人，他要去斯利那加接受輔導，離開後就再也沒有回來。」

那是四個月前的事了。「當他的照片在WhatsApp火起來後，我們才知道他加入了穆斯林游擊隊 (mujahideen)。」歐貝德的弟弟祖貝爾 (Zubair) 說。

歐貝德·沙菲 (Ubaid Shafi) 是穆斯林游擊隊最新的一批成員之一。這些人通常是受過教育的男性，出身於中產家庭，他們對於印度的仇恨本應在工作與財富的追求中消磨殆盡。阿卜杜勒·薩拉姆說，「他想要車，我們就給他買了；他想要筆記本電腦，我們也給他買了。我們什麼都給他了，但他還是想干這個。」

當被問及他的孫子為什麼選擇參加部隊時，阿卜杜勒·薩拉姆的臉色顯得愈發凝重。「在克什米爾這片土地上，存在著太多的不公。我們每天早上出門，都不知道能不能活著回來。如果必須要死的話，戰死也許是一種更好的選擇。」

這種仇恨已經持續了幾十年。隨著智能手機的普及，局面正變得愈發嚴重。在今夏的抗議行動之前，克什米爾上一次的大型抗議活動發生在2010年。據一則被泄露的警方情報稱，當時，克什米爾只有四分之一的人使用社交媒體；到了2015年，這個數字已經上升到了70%。

查謨和克什米爾 (Jammu and Kashmir) 警察局局長瓦義德 (S.P. Vaid) 表示，「社交媒體正在克什米爾引起巨大的騷亂。」他的觀點與官方流行的觀點一致：「巴基斯坦正在利用社交媒體對克什米爾兒童進行洗腦。」

為了鎮壓4月份爆發的新的示威活動，印度政府史無前例地宣布在該地區封禁社交媒體網站。Facebook、Twitter以及其它20多個平台陷入了沉寂。位於另一個南方小鎮普爾瓦馬 (Pulwama) 的政府學位學院的學生穆扎法爾 (Mir Muzaffar) 卻在30秒之內又重新連上了網路。他說，「我們用了VPN」，還向大家展示了Facebook上的一個布滿大鬍子戰士的頁面。他還說，「他們封掉一個VPN，還有50多個別的VPN可以用。」

今年在普爾瓦馬的學生中最流行的，除了紅色匡威鞋、大塊金屬表以外，就是往鎮上駐守的印度士兵身上丟石子，以及直播隨之而來的暴力場面。

一位叫阿米爾 (Amir) 的學生說：「Facebook Live是最重要的app之一。」今年4月，幾個安保警察歐打了一名學生，一個警察踩著學生的脖子，另一個警察用金屬棍打他。抗議者對這一場景進行了直播，這個視頻激起了克什米爾各大高校的示威遊行，遊行持續了數周之久。

社交媒體被封禁期間，直播難以進行，因為VPN會拖慢網速。阿米爾說，「Facebook還可以用，但是不能直播了。不過我們還可以發圖片交流。」

在普爾瓦馬以及其它一些地方，WhatsApp成為阻撓印度安全部門行動的關鍵工具。通過社交媒體上的信息交流，居民經常會跑到鬧事點，衝撞印度士兵，幫助那些被關押的武裝分子潛逃。穆扎法爾說，「如果印度軍隊來搶東西或者抓人，我們會在WhatsApp上互相通氣，然後一大幫人就會來阻止他們。」

來源：衛報

過去只能在私下裡口耳相傳的事情，現在已經可以一躍成為國際頭條新聞。今年4月，一名克什米爾男子被軍隊綁在他們的四驅車上做肉盾，這個鏡頭引發了人權組織的譴責，他們要求政府部長判決這是違反國際法的行為。

從學生們Facebook頁面的時間軸上，可以看到無數這樣的暴力場面：據稱被氣槍打瞎了的兒童；聲稱被印度士兵打得遍體鱗傷的人；舉著槍的年輕武裝分子，對著鏡頭露出快樂的笑容。阿米爾說，「我們只是想強調我們遭遇的問題。這是最好的方式，我們不會停止的。」

在武裝分子中，有一個名叫瓦尼 (Burhan Wani) 的真主穆斯林游擊隊 (Hizbul mujahideen) 的年輕指揮官，他是一個網路紅人。當地記者說，他崛起成為克什米爾地區最受關注的激進分子，完全是一個巧合。2013年初，支持者們以為十來歲的瓦尼在與安全部隊的一場槍戰中身亡。根據傳統，戰死者的照片會傳遍社交媒體。然而，瓦尼並沒有死，在衝突中倖存了下來；他隨即成為克什米爾最著名的戰士。

叛軍有一個精心維護的數字化組織。經過嫻熟處理的視頻記錄了他們的生活故事和鬥爭之路。視頻片段真實展現了他們的個性，唱歌、吃飯、打雪仗。Facebook和WhatsApp的群組屢屢被禁，但新的群組又迅速建立起來，把他們的宣言源源不斷發布給成千上萬的受眾。

「我們覺得社會缺乏正義，所以我們追隨這些人、支持他們，」亞瓦爾 (Yawir) 說。他是普爾瓦馬縣的一名學生。「他們不能使用社交媒體，因為會被印度軍方追蹤。但他們的視頻仍然像病毒一樣傳播。」

去年7月，瓦尼死於印度軍隊手中，打破了六年以來的不安秩序。他的葬禮吸引了大約20萬哀悼者，隨之而來的抗議活動導致了克什米爾經歷了有史以來最長的宵禁。在社交媒體的推動下，瓦尼的巨大聲望讓印度政府深感震驚。「政府對一些事情一無所知，」一位研究克什米爾地區社交媒體使用情況的叛亂專家卡烏拉 (Vinay Kaura) 說。「他們不知道該如何應對社交媒體。這是一個全新的戰場。」

其它國家的政府也都妄圖控制這種媒介。「但在印度，這尤為困難，」卡烏拉說，「印度政府的網路能力還十分不足。」

在軍事上，叛軍的實力還相差甚遠；但在網路上，他們有能力影響幾乎每一位克什米爾的年輕人。分析人士稱，這不僅改變了叛亂分子們溝通的方式，而且改變了叛亂本身的性質。「其實，武裝分子並沒有造成很多傷亡，」斯利那加研究與發展政策中心主任蘇海爾 (Peer Suhail) 說。「他們並不完全是戰士。他們在做的是意識管理，他們在創造故事。」

身為作家和南亞衝突專家的斯迪卡 (Ayesha Siddiqa) 對此表示同意。「這是一場正在媒體上進行的戰鬥。」她說，「瓦尼究竟做了什麼？他不費一槍一彈，用響亮的聲音激發起人們的情緒，鼓勵他的同齡人走上街頭扔石頭，讓安全部門深感挫敗。」

印度安全部門接受過全面的軍事訓練，足以應對與叛亂分子的武裝衝突，卻發現自己面對的是投擲石頭的年輕人。「我寧願他們能夠朝我們開火，而不是向我們扔石頭，」印度陸軍總司令拉瓦特 (Bipin Rawat) 在今年4月時說道，「這樣我們就能做我們樂於去做的事情了。」

今年5月，社交媒體的禁令被悄然解除，但只是暫時的。當一個著名的武裝分子巴特 (Sabzar Ahmad Bhat) 被殺害而引起新一輪的示威後，移動互聯網被完全關閉了24小時。他緊握著槍和自拍桿的照片充滿了該地區的Facebook時間線。

他補充道，在克什米爾，社交媒體不是創造了一代憤青，而是揭示了他們的存在。「政府必須意識到，他們需要開啟政治對話。這是與這些年輕人相接觸的唯一有效方式。」

翻譯：李思璟，朱雨婷，陳宛琦；編輯：王潼